易世杰
5月12日夜11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刚刚进入梦乡的我惊醒。忙抓起床头的听筒，里面传来二侄丹的声音：“我爸走了……”。
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虽然对哥哥的身体状况早就有所了解，也做了各种各样最坏的思想准备，可是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上天竟然这样残酷无情，不给我们留下些许的缓冲时间。
因为就在短短的十余天之前，我和小孔利用五一假期去抚顺看他，哥俩还坐在一起谈他的书稿；谈他的朝鲜战友杨栋和孟祥尚。看到他佝偻着身躯，用急促、沙哑的声音一边张罗着给我拿烟、泡茶，一边兴奋地侃侃而谈，我心底不由得泛起阵阵酸楚。谁知这竟是我们兄弟两个此生的最后一次谈话。本来想在抚顺多陪他几天，又怕他的身体因过度兴奋而吃不消，只好匆匆作罢。临别时，他竟像个孩子似的隔着玻璃窗久久地、久久地注视着我们的身影……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当理智告诉我，50余年来我一直视为精神支柱的哥哥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了。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一种空虚、孤独和无助之感涌上心头。中国人早有“长兄如父”的说法，回顾我的成长历程，哥哥确实像父亲一样一直关心和爱护着我。甚至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我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许多影响。从童年至今，生活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回忆，多是同哥哥联系在一起的。
哥哥参军之前我还不谙世事，对他的记忆是一片空白。第一印象来自195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一个人在家门前的胡同里跑着玩。忽然远远望去从小北小学的墙角处拐过来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斜背手枪的军人。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哥哥。极度兴奋之中竟忘了迎上去说话，扭头向家里跑去报信。进了家门也只是望着父母嘻嘻地笑着不说话。母亲奇怪地抱怨道：“这孩子，没事傻笑什么。”说话间，哥哥已经穿过院门进到屋里，向父母一一敬了军礼。三年未见，战场归来，亲人相逢自然是一阵唏嘘，之后哥哥在里屋炕沿上坐了下来，点着了一支香烟。母亲笑着说“哎哟，会抽烟了”。我对哥哥带回来的一切都感觉十分新鲜，线绳编织的网兜、铁桶装的奶粉、比大人拳头还大的白梨、白亮白亮的打火机……下午，哥哥带着我去看望在南八条一个部队干部家中做保姆的老姑。路上，哥哥不止一次告诉我，要什么东西吱声，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见面之后，哥哥即替老姑辞去保姆的工作，把老姑接回家里，与母亲一起靠糊鞋掌的微薄收入来共同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时光。
至此开始，哥哥在我的头脑中便由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形象。
一次，我在院子里用沙子漏在地面上学写字。不知怎么竟写出了“世良同志”几个字，碰巧被母亲看见，忙说：“哎呀，这么说可不行，要不给你哥写封信吧”！于是我用歪歪扭扭的字迹给远在朝鲜的哥哥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不会写的字由母亲告诉我）。信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后来听哥哥说，他在朝鲜收到这封信时的兴奋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并将这封信一直保存至今。1954年，妹妹出生。哥哥每次给家里写信，都要在最后问一句“小五号”如何？妹妹的这个雅号一直叫了好多年。而我的雅号则叫作“包了”。
由于朝鲜停战，哥哥回国休假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次回国都要领着弟弟妹妹痛痛快快地玩一番，或看电影，或逛公园。在冷饮店要几瓶汽水和冰激凌再加一些面包蛋糕之类。男孩子饭量大，面对的又都是平时难得一尝的好东西。于是每次都由我把剩余的吃喝一扫而光，因而得名“包了”，也给大家留下了我爱吃面包的印象。一次随哥哥同他的战友（名字记不得了）去北陵，中午在饭店吃了一顿相当正规的午饭，一桌子菜至少有一道是红烧鱼。那位战友还特意为我买了一个大面包。至此我才知道，游园时还有比面包更好的东西可以吃。
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朝鲜战地文化生活的贫乏，哥哥那时很喜欢看电影。一次为了看一部新片，领着我从太原街到中街，几乎跑遍了全市。天黑后才回到离家最近的亚洲电影院买了两张票，上映的似乎是一部黑白的地方戏曲片。不是我喜欢的；肯定也不是他喜欢的。之所以还要看，估计就是他觉着领着小弟跑了一天，好歹也得看一个，不然小弟该多失望啊。
这就是我的哥哥！
他当时究竟要看哪部片子、后来是否看到了，已经永远无从知晓了。
不过，看印度影片《流浪者》的情景却一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他的战友孟祥尚结婚，其爱人齐保苏恰是姐姐同在长春东北师大读书的校友，因而又增添了几分亲近。哥哥带我前去示贺，并相约晚上与姐姐（有没有二姐记不清了）共同去看轰动一时的印度新片《流浪者》。好像哥哥有别的事情要办，我一个人先留在孟祥尚处。他们中午特意在食堂给我买了饺子。饭后还要午睡，可我根本就睡不着。终于挨到了晚上，在影院里，我坐在姐姐旁边。每当银幕上出现一个人物，我都要问一句：“好人坏人”？对我一向疼爱有加的姐姐终于忍无可忍，说了一句：“你自己先看吧。”便不再理我。
哥哥的学历虽然不高，可是在朝鲜自学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面很宽。一次，夜间归来，在亚洲电影院门前有一幅名为《复试》的宣传画，上面依稀画有一台钢琴。哥哥据此便同姐姐和二姐说这部片子很可能是依据何为195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短篇小说《第二次考试》改编而成。后来，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证明哥哥所言不虚。
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个连常识都够不上的小问题，那时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哥哥就是一个通体笼罩着神圣光环的神灵。平时对他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尽管我大都似懂非懂，却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哪怕是兴起时的彻夜长谈，我也可以瞪大眼睛“全程”陪到天亮。争论是免不了的，不过最有资格同哥哥争论的还是姐姐。一次，就“人与人的关系是否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俩人辩得不可开交，最后以姐姐一句“反正我说不过你”而告结束。也许是这种氛围的影响和熏陶，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迷上了读书。《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长篇小说大都看个滚瓜烂熟，然后就去给同学讲述书中的故事。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始于哥哥带回的《神秘岛》；读福尔摩斯探案始于哥哥带回的《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
1958年，哥哥从朝鲜复原回国。先在抚顺毛燕铁矿红专学校，后来到新抚钢厂（当时叫抚顺钢铁公司）宣传部工作。我头一次去哥哥单位看他，是在1960年左右。早晨随父亲到深井子父亲下放的农场，父亲给我买了8两大麦米（其实就是俄罗斯农民用来喂马的燕麦）饭。正当困难时期，一次8两饭的奢侈程度令卖饭的炊事员开始竟不敢卖给我们。饭后又从深井子乘火车到瓢儿屯，辗转找到位于一排平房之中的新钢宣传部。哥哥不在，同事告诉我，他在厂区另一侧的广播站。见到哥哥不一会就到了中午，哥哥领着我到了食堂，又是8两（四个）全麦馒头。那一天我吃了2斤2两主食，几乎是一个成年人将近三天的粮食定量。此后，我去抚顺的次数便逐渐多了起来。每次哥哥不是领我出去逛一逛，顺便买个夹肉面包，就是给我带上足够的零用钱，让我自己去抚顺市里玩儿上一天。临走之前，把乘几路车、车站在路的哪一侧、几点收车等都交代得详详细细。
有一次，哥哥领我到抚顺市里一个工厂门前，去见一个穿着蓝色棉猴儿的妙龄女郎，向我介绍说：“这是王姐。”我行了个礼，叫了一声“王姐。”王姐看着我笑了，说了一声“是小杰吧？”我当时还很纳闷，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而且用的还是昵称。王姐——就是我后来的嫂子。自此，嫂子的单位里也时不时地出现过我的足迹。遇有不太熟悉的人问，嫂子便以“我弟弟”遮掩过去，若是熟人，便实言相告“老易弟弟”。吃饭时，嫂子总要利用她食堂管理员的条件，指着一大堆吃的对我说“这都是你的”。他们约会也会带着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抚顺市里的一座小桥上。浓浓的夜色里哥哥吸烟的烟头一闪一闪像个小红灯笼，几分钟后向河里一抛，小灯笼便由低向高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最后落到河里熄灭了——就像预示着每个人人生的轨迹一样。我小学毕业考上了沈阳27中，嫂子送了我一支金龙牌金笔。黄色的金属笔帽，深蓝色的塑料笔杆，我十分喜欢这个礼物，轻易不舍得用一次。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只剩下了笔帽，再后来，笔帽也没了踪影。我用过许多金笔，但不知怎的，都觉得赶不上嫂子送我的那支。
因父母均在沈阳，嫂子曾主动提出婚后把家安在沈阳，以便照顾老人和弟妹。此举让哥哥非常感动。但两人工作都在抚顺，长期跑通勤显然不够现实，只能把婚礼放在沈阳家里举办。父母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作为他们暂时的新房。那几天，每天晚上，哥哥都在新房里给我和嫂子大讲前苏联惊险小说《秘密路》和《不可琢磨的人》等故事。弄得我如醉如痴，好像听每天收音机里的评书联播。
婚后回到抚顺，他们没有住房，只能住在哥哥的办公室里。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漏电的电炉子用来考从食堂买回的冻得硬邦邦的玉米饼子。操作时，双脚要踏在木床栏杆上，否则就要尝到“电刑”的滋味了。直到嫂子从单位分到了一个厨房、卫生间均为两户公用的单间，他们才算有了自己真正的家。
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出于一个退伍老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哥哥毅然提笔给抚顺市武装部写信，要求重返部队。一次在沈阳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福建前线万炮齐发轰金门的镜头，影院里掌声雷动。我扭头看了看旁边的哥哥，哥哥正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兴奋和激动拼命地鼓着掌。这份发自内心的、对党和国家真爱的军人情结就是现在恐怕也不是我们这些未曾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能够完全理解的。尽管那时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60年代初，哥哥参加了函授大学中文系的入学考试。现代汉语部分得分不高，特别是汉语拼音几乎交了白卷。但古代汉语及文章阅读却相当优秀，弥补了前面的不足，最终被录取。也圆了他的大学梦。
1966年，“文革”开始。哥哥嫂子也被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哥哥参加了抚顺市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八一兵团”，并且当上了“常委”；嫂子和另一个同志合办了一份小报，以毛泽东诗词中的“只争朝夕”命名。不过，他们都不是头脑狂热的激进分子。对一般所谓“造反派”的夺权、武斗、打砸抢等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否定态度。而是牢牢把握“文化革命”的界限，把精力放在了撰写批判和评论文章上。先后完成了《评黄秋耘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苏修惊险小说中的错误路线》等几篇长篇批判文章。结果却无一得到发表。倒是这样的方式使嫂子的《只争朝夕》在化工厂内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现在看来，这不免反映出了一种政治上的幼稚。但在当时对“文革”深层次的背景和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根本无法了解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超出时代的局限、从而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受到某些禁锢。实际上，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从事这类活动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单说资料收集就无从下手。构思批判惊险小说一文时只能凭借过去读过的作品中的记忆片段，零七八碎地拼凑。一次，谈到苏联的一本惊险小说《匪巢覆灭记》，哥哥、嫂子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待到我下一次去哥哥家，一进屋门，嫂子就告诉我终于想起来了：郝米亚可夫。然而这一点我却记得很清楚，郝米亚可夫并不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只是其打入德军内部时使用的化名。
以后，“文革”形势更加动荡，武斗升级。抚顺整个西部地区被对立派别控制。对他们来说，八一兵团的一个常委不能不算是一条大鱼。许多人劝哥哥干脆回沈阳躲一躲。哥哥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没做坏事，躲出去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于是一直处之泰然，该干啥干啥——结果真的相安无事。
1968年9月，我到清原县插队落户，抚顺是我回沈探家的必经之地。于是往返青年点时常常到哥哥家站一站。一次，由哥哥家返回青年点，哥嫂给我带了几个苹果。下了火车以后，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股强烈的思乡情绪涌上心头。看着背篼里的苹果，我不愿意同外人分享这份亲情，便在路上把它们全都吃光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和吝啬？
197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父亲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哥哥也因此被下放到新钢加工车间烧干燥室和澡堂。那一段时间里哥哥不再写文章，而是开始养热带鱼、偶尔同工友喝点小酒。表面看来优哉游哉生活倒也逍遥自在。实际上这种轻松背后隐藏的是他内心无比巨大的绝望和痛苦。甚至严冬里走在街上，戴在头上的狐狸皮帽子丢了自己竟浑然不知。
直至“文革”结束哥哥才又回到了机关，担任了厂工会的副主席。这给哥哥提供了一个新的展示自己的舞台。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爱好广泛，知识面宽的优势，什么集邮、风筝大赛、文艺、体育活动，把新钢工会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在抚顺市甚至省里也小有名气。他自己也多次获得各级“优秀工会工作者”的称号。与此同时，还撰写并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诗歌、散文以及各类理论文章。他在自己文集里收录的文稿绝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一次他浏览报纸，看到伊朗举办庆祝建国2000年的报道。不由得联想到我国同样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那么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究竟诞生于什么时候呢？为此他收集了许多资料，潜心研究了很长时间。写出了《中华建国是何年》一文。不久，报纸报道了国务院组织历史、考古、天文等相关专家组成课题组，对同样问题进行立项研究的消息。党的十四大闭幕式上全场高唱国际歌，引发了他的联想，又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一文。详细介绍了《国际歌》词曲翻译、修改、传入我国的过程。但由于这两篇文稿都不慎遗失，在他晚年整理自己文集时未能收录其中，因而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小时候在哥哥家见到过他的一篇日记、称自己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作家”。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理想是实现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时间是无情的。兄弟姐妹各自成家且同样渐入中老年，相聚的机会不免少了很多。况且大家也早就没有了年轻人“纵论天下”那种“风华正茂”。因此，对那当年那段生活的留恋和品味只能在遥远的记忆当中来进行了。小时候最大的希望是尽快地提高自己，以便有能力同哥哥“平等”地讨论问题、取得更大的发言权。而现在，我自认为有了这个资格，但哥哥却离我而去了。好在我的一首哲理小诗《永恒》被哥哥引用到他的文集里（没有注明作者。也许忘记了、也许根本不知道是他小弟的大作），这已足以使我感到一丝欣慰。
哥哥驾鹤西去，标志着我们这个家族“长兄时代”的结束。然而，就在这个时代逐渐“衰落”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子侄时代”却正在悄然兴起。不经意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同样身为长兄的大侄斐在商海中已小有所成并尽其所能让老爸体验了各种现代生活之最；当年从李石寨撅嘴着小嘴、闹着要坐“大红汽车”的二侄女抒已经成为整个家族文笔最好的“才女”……看到他们兄弟姐妹相聚时那种感情之真挚，内容之丰富，情绪之热烈真有一种不似当年而又胜似当年之感。忽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无论从家族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说都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真的希望有灵魂存在，那样的话哥哥在冥冥之中看到这些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我打电话时也可以从听筒里再一次听到那个熟悉而又沙哑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