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立达学园第一班的学生。音乐老师丰子恺先生教我们五线谱。用钢琴伴奏混声四部合唱，也教我们唱李叔同先生用“老八板”填词纯粹中国风的《祖国歌》。全班同学都喜欢上音乐课，丰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后来我爱唱鲍狄埃的《国际歌》，喜听中国古乐，显然同先生的循循善诱培养我们爱好音乐的兴趣是分不开的。
我因为参加“五卅”运动，上海学联派我去宁波宣传募捐，１９２５年６月８日上海《申报》刊载了这消息。巡捕房来抓人，幸亏那时我回乌镇老家去了，后来同学黄河清（黄源）告诉我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同时，一位极知己的同班同学夏侠（松江叶榭人），服氰化钠自杀了，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全校师生员工莫不为之震动，我也就无法安心在立达求学了，于是央求我姑母陈爱珠代为向我胞兄陈蕴玉（我六岁时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要求去日本读书，那时东京的费用同上海的差不多，并由我姑母做主把祖上遗产弟兄二人分了家；我还向南浔姓潘的未婚妻去信解除婚约，然后是年年底偕同班同学张贞黻出国去了。从此再也听不到丰先生的弹琴声和唱歌声了！
我在东京市代代木上原１２７７号久保田家楼上租到六铺席子的贷间之后，便邀河清也来日本同住，沈雁冰表哥来看我时，我就给他们介绍。我在东京雅典法文专修学校读法文，丸山顺太郎是我的启蒙老师，两年毕业后，便偕同伍禅的舅舅庄重走西伯利亚铁道去法国；在夏尔特国立中学、沙多·第埃里拉·封登私立中学、蒙伯里埃大学文科当旁听生共四年；从海上回国时，适逢上海“一·二八”战争，我在香港九龙侄婿柯麟南华大药房逗留了半年多，然后去广东新会西江乡师、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教书，同丰先生一别竟长达１３年之久，不料抗日战争大动荡时期，我在武汉、桂林、重庆沙坪坝却都有幸在路上遇见先生，这真是奇缘啊！
继１９３７年９月平型关大捷之后，第二年三月下旬台儿庄战斗又取得了一次特大的胜利，捷报传来，人心振奋。四月初的一天，我在汉口路上遇见丰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又适值第二天我要同一位同事的女儿毕德孟结婚，我就邀请先生来吃喜酒。先生告我明天要去长沙，今晚上画张画托人送来给我，并问了我在武昌的住址和新娘的名字。果然翌日周炳潮先生送来了先生的大作（周先生当时在汉口开明书店工作）。先生在赐我的屏条上画着一男一女两个不倒翁，旁边倒竖着的一个炮弹壳中插两支红艳艳的荷花和一张碧绿的荷叶，一对蝴蝶在花下飞舞，画幅右角上题着富于理想的诗句：“但愿人世间，永远和且平，干戈为犁锄，炮弹做花瓶。瑜清学弟 德孟女士 洞房补壁 子恺画 丙潮持赠 丰氏。”
我们得到先生这幅画，如获至宝，高兴极了！我恭敬地把它挂在新房的正中央，凝视着这两个不倒翁，心里还想：先生没有见过毕德孟，怎么圆圆的脸画得这样像呢？确是天才画师的神来之笔啊！新房设在武昌西厂口丈人家里，家具都是现成的，有人逃难去了寄存在丈人家里的。举行婚礼，老友卫惠林来做我男方的主婚人，老友郭安仁（丽尼）也来参加。我还及时地接到巴金从广州寄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春》，在扉页上题着：“作为一个长兄的祝福。”这些隆盛的友情，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永远感激，终生难忘的！这本珍贵的书，我一直保留着，不幸“文革”中却被抄家抄去了！不过，三年前我又有幸买到一本１９８２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春》来珍藏着，以志纪念。
结婚不到一百天，７月２６日九江失守，武汉会战两个月，９月２５日沦陷。我们随军训部迁至广西桂林，桂林遭敌机狂轰滥炸，我们住的两江旅馆中烧夷弹起火。我们的行李（除逃警报随身能带的东西而外）全部被烧光。不料在路上我又有幸遇见丰先生。先生告我在离桂林７０华里的两江桂林师范学校教课。为躲避逃警报之苦，第二天我就同德孟七十多岁的老外婆和母亲去两江拜访丰先生，请先生代为找房子，承先生一家人热情地接待我们，答应为我们找房子；因另外还有客人，携眷来躲避，人多未能留饭，还特地去买饼子和甘蔗来请我们吃。这也可见丰先生对我们逃难来的人同情之深啊！后来我和丈人一家在市中心独秀峰旁租到房子，独秀峰山麓有许多岩洞，逃警报也方便多了。
是年１０月２４日，丰师母临产患子痫症，在桂林医院动手术而诞生新枚弟弟。毕德孟不久也在这医院产一男孩，一生下来，母子就被车子推进防空洞躲避敌机轰炸。这是名副其实在烽火中产生的婴儿，所以我给他取名为烽婴，不料孩子长大了，他自己把这个“婴”字改为那个“英”字。
德孟分娩不到一个月，我们又随军训部迁至四川璧山。丰先生受竺可桢校长的敦聘去宜山浙江大学任艺术哲学系教授。
１９４０年春，我自动离开军训部去重庆郊区山洞陆军大学编译处任上校编译官，译《霞飞元帅回忆录》，译文在《陆大季刊》连载；同时我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数学系兼任法文教授。家眷（已有一子二女一妻）仍放在璧山丈人家，我独自一人在山洞陆大集体宿舍住。
在沙坪坝我认识了一个学徒出身的青年周世予。他是本地人，用他自己在沙坪坝正街一开间二进深的楼房开一电料行，隔壁警察局常来找他麻烦，敲他竹杠。他不堪其扰，向我诉苦，我们便商量将电料行改为旧书店。我去陆大约请同事程鸿寿（曼叔）、何如（斯可）二位来入股，取名“风生书店”，由我们出面去登记，警察局也就不来找麻烦了。我记得我是拿出罗曼·罗兰杰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法文原版十卷）作为股金，价格定得相当高，打算放在玻璃柜子里做做样子仍旧收回来的。不料第二天中央大学教授徐仲年来书店看了，就叫学校携款来买了去。周老板（书店由周世予主其事，故我们这样称呼他）越发信任我了，便邀我全家搬来他楼上住，于是我五口之家就从璧山迁来当时称谓“文化区”的沙坪坝。
１９４１年冬有一天，我在邻近沙坪坝的一个镇——磁器口的街上又有幸遇见丰先生。先生告诉我在沙坪坝对江的盘溪国立艺专当教务主任，校长陈之佛，总务主任是逃难同来的章桂，因找不到房子暂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楼上。我听了，高兴极了，便接口说：“我同先生住得很近啊，我可以去拜访先生！”
我回来告诉了周世予，他得知丰子恺先生来沙坪坝，竟高兴得直跳起来。这位年轻的周老板人很诚恳热情，爱读鲁迅作品，也是丰先生的私淑者。我们就立刻同去陈之佛先生家拜访丰先生，见先生家有十多人，所住的一个后楼并不宽敞，而且光线也暗淡。周世予便自动让出自己楼上的寝室，叫我搬到他所住的后楼，邀请丰先生家来前楼住，他自己把铺盖搬到附近一个亲戚家里去设个床位过夜。于是丰先生从陈之佛先生家迁居到风生书店楼上来了。
丰先生一到来，首先就热心地帮我们用他的如椽大笔写了“风生书店”这块招牌。我们看见先生每天鸡鸣早起，孜孜不息挥毫作画，运笔如飞，新的创作源源不断地产生。时值国难，先生在艺专待遇菲薄，家累很重，生活确是清苦。于是，１９４２年春天先生在重庆夫子池举办了个人画展。暑期后，即辞去艺专教职，从此专以卖画著书为生。我们也请求先生把描写祖国大西南的壮丽景色、宣传抗日爱国、反对侵略战争为题材的小幅画，挂到风生书店店堂里来。先生真是有求必应，把《飞机也，炸弹向谁投？怀中稚子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愿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死都不辞何况酒！》（描写一位将军站在一匹战马旁举杯向送行人慷慨陈词）？ ？这些写实动人的小型画幅，让我们挂在店堂的板壁上，真是观者如堵，书店大为增光。有不少欣赏者看了硬是要买，我们问先生可不可以标上价格？先生感慨直率地答道：“现在一切都是商品化了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就５０元、１００元的标明价格，记得先生的画常被抢购一空。
我同先生结邻，天天都可以就近向先生请教了。先生真是诲人不倦，我最记得的有二三事，略述如下：
老友吴朗西的父亲故世时，先生写了一幅挽联，接着帮我也写了一幅，我问先生怎么能记得这么多联语的？先生答道：“要我写十幅也写得出。”我听了肃然起敬，十分敬佩先生的博学多能和记忆力之强。老友陆蠡薄纸抄写好从上海由航空信寄来拙译巴尔扎克《伪装的爱情》（后又译作《假面具中的爱情》），我把它拿给先生看，请先生指教。先生认真地看了，鼓励我说：“可以出版。”毕德孟怀孕了，我们准备打胎，又向先生请教。先生摇头表示不赞成。我后来接到沈雁冰表哥的信（此信已在“文革”中被毁，只能记个大意）。同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信上大概说：既然已经有了三个，就让第四个来吧，祖国将来需要人的。后来我想：如果打了胎，再后面两个孩子也不会有了，这叫我怎能不由衷地感谢二位长者的护生之德呢？！
日寇１９４２年占领缅甸，并以一部分兵力进入我国云南怒江西岸地区后，中国西南对外国际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了。这就是所谓长达两年半的滇缅公路被封锁。这年冬天，丰先生偕同女儿一吟去拜访马一浮先生。走水路，路过长寿时，在街上遇见一个当县长的学生。县长邀请丰先生停留下来开画展，经县长一号召，来求画的人特别多了。于是在旅馆里开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专门画画，一个房间接待来宾。为躲避空袭，县长还特地雇好一条船停泊在江边，一闻警报，便把画转移到船上运走。这是丰先生从乐山回沙坪坝后告诉我们的。我还能背诵先生“乐山访马一浮先生归后作”六首七言绝句诗。恭录在下面，以志纪念：
人间到处是修罗，天地依然喜气多。
昨夜月明江水碧，今朝日暖鸟声和。
尚有空名在国中，新朋到处喜相逢。
酒酣欲把唐诗改，天下何人不识丰。
乱世微躯幸苟全，随身况有满囊钱。
归家应置千盅酒，先祝春回后过年。
时穷犹不辍弦歌，学子莘莘菜色多。
中有盈盈娇女子，乱头粗服像村婆。
锦屏山下客流连，蒸馍油茶胜绮筵。
他日五湖访范蠡，夜船剪烛话当年。
风鹤声中赴远游，满江冰雪满身愁。
如今却喜安然返，三首新诗一叶舟。
１９４３年，丰先生由“风生书店”迁居附近刘家坟，最后在庙湾租地建屋，取名“沙坪小屋”。同我家分别时，先生热情地画了一张横幅送我。画的背景是在风生书店楼后面的高坡上，一吟姐坐在矮板凳上，手摇蒲扇给排排坐吃果果的弟弟新枚和我家三个小孩在讲故事的情景。画幅的右角上先生深情厚爱题着惜别的词句。这是一幅极有纪念意义的画，我时常想念它，曾经问过管理“文革”期间抄家物资的一位副馆长，他回答说：“没有印象。”后来我还请浙江图书馆领导帮我追查，但也毫无结果。所幸者，先生送我的那副屏条，１９５８年我请求先生写毛主席诗句的那幅对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以及１９６１年暮春先生去游黄山路过杭州时送我的那张扇面画，打倒“四人帮”后都归还我了。
丰先生离开“风生书店”后不久，我也就去覃家岗中正学校教书。我们走后，警察局和特务又来找周老板的麻烦，终于使他站不住脚，把店关门。他的房子就由我在璧山认识的朋友沈寄踪和刘炼虹来看守。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设在沙坪坝在沙磁区的联络站“沙坪书店”，据说就是以“风生书店”为原型的。我们叫他周老板的周世予（后改名为周韦）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他在贵州修文县当过副县长，现已退休，我们还有书信往来。
在中正学校，我又有缘与丰先生的女婿宋幕法先生同事，他教英文，我教国文，我们同住在一个山坳里，四壁打土墙的一座茅屋内。他的夫人是丰林先（宛音）姐，是丰先生第二个女儿。我们两家结邻，朝夕相见，互相帮助，有不少事情记忆犹新，最记得的是１９４４年农历腊月初八德孟在覃家岗医院生第四个孩子时，丰师母还特地托林先姐送来鸡和蛋。这叫我们怎能不感动得欲流泪呢？我那时连买蔬菜有时都要向附近农民赊账的。产妇极需要吃营养品以调补身体，后来德孟时常向我谈起丰师母对她之好是胜过自己母亲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丰先生准备还乡，但鉴于舟车拥挤，暂时未能成行。１９４６年４月卖去自建之“沙坪小屋”，７ 月３日离重庆，取道成都，越秦岭，经宝鸡（当时宝鸡共有两家报纸：《西安晨报》和《通信日报》，都发表漫画家丰子恺氏率眷还乡，道经宝鸡的消息），过西安，旋即又搭陇海线火车东返。抵开封，因铁路受阻，由原路返回郑州，走京汉路到汉口，寄宿汉口开明书店楼上。不久乘轮船东下，经南京，于９月２５日抵上海，住学生鲍慧和家。１０月１３日到杭州，住西湖招贤寺内。
抗战胜利时，我在隆昌胡家坝立达学园农教科教书。立达经教育部批准复员到江苏松江，校长领了复员费悄悄地走了，留一个秘书在那里做善后工作。我七口之家理应有复员费可以还乡的，但学校作“鸟兽散”，没有人理我们，只好仍流落在四川，请人介绍学校以教书糊口。我曾教过唐家沱何鲁办的载英中学、南温泉陪都工商学院、南泉新闻会计专科学校，１９４９年８月起竟然失业了。１０月间政治大学从广州迁来南温泉，教法文一星期，南温泉也就获得解放。
解放后，我在重庆川东师范任文史教员一年，在磁器口西南师范学院教研室任研究员一年。１９５０年３月经西南师范同事方敏和黎涤玄二位介绍加入民盟，在重庆集体宣誓时，监誓人是西南文教部楚图南部长。在磁器口德孟又生一男孩，１９５２ 年春，东北要办１３个师专，派人到四川来招聘大批教师。楚部长就把我调到锦州辽西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教授。一年半后我因患重听症，承组织上照顾，调我到辽西省立图书馆任副研究员。鲁迅先生逝世１７周年时，我做了个《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推荐书目，因该馆没有外文图书，１９５６年９月承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致函浙江省文化局黄源局长把我调来杭州浙江图书馆。我路过上海时，去陕西南路拜访丰先生，承丰师母热情地招待我一家人（八口）吃中饭，又承丰先生自动为我给张宗祥老馆长写介绍信。算来我和丰先生分别又有１３年了，但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始终不渝，这种真挚的感情使我感动得铭心镂骨。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深切地体会到丰先生和丰师母是以父母爱子之心来对待我们后辈的。当今丰先生逝世十周年，“缘缘堂”重建落成纪念时际，我敬题“沐恩有自，报德无由”以聊表我感愧交并的心情！
１９８５年９月于杭州
原刊于《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