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元恪
扩都拓边踌躇满志
孝文帝迁都以来，五六年间，洛阳已成为当时北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然而，依然不能忘怀故土的鲜卑旧贵族，在孝文帝死后，又一次萌动重返塞上的欲望。他们向元恪禀称，孝文帝迁都时曾许诺说冬天住在河南新都，夏天则回到代北故乡。元恪起初有些犹豫，最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景明二年（5O1），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元恪采纳辅政亲王元嘉的建议，征发民夫五万多人，扩建汉晋以来的洛阳旧城，在城外四面增建32O新坊。景明三年（5O2），巍峨壮丽的新宫殿落成，元恪在太极前殿宴飨群臣，他自己格外兴奋。
元恪统治初期的景明年间（5OO-5O3），对峙于江南的南朝正值齐末东昏侯萧宝卷的昏暴统治。齐雍州刺史萧衍勒兵东袭建康（今南京），并代齐而建立梁政权。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攻伐，恰给元魏南侵以可乘之机。曾随孝文帝南征的元澄、元英、邢峦等王公将军大臣，都极力劝说元恪不要犹豫缓图，坐失良机。从景明至正始年间（5OO-5O8），北魏与南朝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北魏的疆域大大向南拓展，扬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郢州（治信阳，今属河南）、荆州（治穰城，今河南邓县）及益州（治晋寿，今四川昭化）东西毗连数千里，成为北魏版图的南边重地。北魏的国势盛极一时，元恪为此踌躇满志。
姑息污吏宠信外戚
然而，此时北魏的机体已为贪官污吏所蛀蚀。元恪的叔父，受孝文帝遗命的辅政亲王咸阳王元禧，虽然身为宰辅之首，却推诿政务，无所是非。在元恪为孝文帝居丧的日子里，元禧即潜受贿赂，阴为威惠。他秉性骄奢，贪淫财色，家中有娇姬美妾数十人，仍然差人四处搜求美女。在远近各地有数百成千的僮隶奴婢为他经营着刻剥黎民的田地及盐铁产业。另一位辅政亲王北海王元详是元恪最小的叔父，他凭借尊崇的地位，大搞起营运贩卖、侵剥远近的“官倒”生意。他修建府邸所费巨万，并且强占民宅，被占人家即使有待葬的棺柩停放在家，也迫令人家立即搬出停放在街巷上，致使死者亲属人人哀嗟，道上行人也多怨愤。
元恪没有及时严厉惩治在他当政之初恶化起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贵族官僚的贪欲就越发膨胀起来。元恪的弟弟京兆王元愉及广阳王元怀竞慕奢丽，贪纵不法。将军邢峦在南征汉中时掳掠良民美女拥为私有奴婢。元恪的宠臣元晖、卢昶怂恿监察官御史中尉崔亮纠劾邢峦，元、卢并许诺如果纠劾刑峦事成，他们将请皇帝给崔亮升官。邢峦害怕起来，马上挑选掳掠的绝色美女2O多人送与元晖。元晖受此美贿，欣喜非常，便又背着卢昶在元恪面前为邢峦开脱，元恪也就听之任之。另一位贵族元丽在镇压秦州、泾州起义民众的过程中，枉掠无辜百姓7OO多人为奴仆。元恪也因为嘉赏元丽“平贼”的功劳，特别吩咐有关监察机构不要追究元丽枉法贪暴的恶行。
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把汉末魏晋以来并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士族门阀制度也生搬硬套过来，为北魏贵族官宦划定姓族门第等级。魏晋南朝门阀制度是植根于历史形成的文化士族的基础上的，朝廷在选任人物时，虽重门第，但同时也还注重人品才学。即便如此，门阀制度毕竟阻遏了寒门士人施展抱负的门径。而鲜卑族本是没有学术文化传统、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民族，孝文帝为使缺乏文化素养的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不低于汉族士家大姓，实行只认门第而不重才学人伦的姓族制度。姓族制度为贵族官僚们保障着世袭特权，因而也保障着贪官污吏们谬种遗传。元恪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两下诏书，却互相矛盾，改革门阀制度的动议，竟滑稽地演化成一条巩固门阀制度的政令。
元恪在位的后半期，外戚高肇专权，朝政更加腐败。高肇是元恪母亲文昭皇太后（高夫人）的哥哥，是个不学无术而胸怀邪恶的人。元恪做了皇帝，封高肇为平原郡公，封高肇的弟弟高显为澄城郡公。高肇、高显原先生长在边远地方，受封爵之日，在皇家花园初次拜见外甥皇帝时，神情紧张，举止很不自然。然而转瞬之间，富贵显赫。高肇很快就充任起帝国宰辅重臣。由于首席辅政亲王元禧的谋反，元恪便渐将对亲王们的信赖，转移于舅氏高肇一人。出身卑微的高肇对皇族亲王们满怀嫉恨，他利用外甥皇帝的宠信先进谮言逼杀了位居其上的北海王元详，同时要元恪对诸亲王严加防范。京兆王元愉对高肇的擅权不满。永平元年（5O8）八月，元愉在冀州刺史任上谋反，他宣称得到密报说高肇要谋杀皇帝，于是便在信都城南举行祭天大礼，宣布自己即位当皇帝。元恪派大兵镇压了弟弟元愉的反叛。在讨伐元愉期间，高肇又收买小人诬构彭城王元勰暗通元愉谋反。九月的一天，元勰也被迫饮下元恪“赐死”的毒酒。
残害皇族身死皇宫
元勰的无辜被害，使朝廷内外莫不丧气。元恪叔祖亲王元匡指斥高肇凭藉权势与夺任己，简直与指鹿为马的赵高相差无几。趋附高肇炎势的朝官们立刻攻击元匡，说元匡“诬毁宰相，讪谤明时”，罪当处死。这一次元恪发慈悲“恕”了祖亲王元匡的“死罪”。清河王元怿是元恪的弟弟，他向元恪慷慨陈辞，斥高肇是僭乱朝政的大奸臣。元恪只是笑而不答。曾受孝文帝遗命辅政、也是元恪叔祖的任城王元澄，担心高肇构祸于己，于是整天佯狂昏饮，以表示自己的荒败。
官吏贪暴，政治黑暗，加之连年发生旱涝自然灾害，迫使人民起而抗暴。在元恪统治的16年中。就有十次以上反抗暴政的人民起义。太和二十三年（499）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义，自称“明法皇帝”。正始三年（5O6）春，秦州民众起义，定年号为“建明”。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义，自号“净居国明法王”。但这些起义均被镇压。
延昌四年（515）正月，元恪在他统治帝国的第十七个年头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死于皇宫式乾殿。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世宗”。
胡承华生皇子免杀内幕
“子贵母死制”的来龙去脉
北魏建立后，形成了一种“子贵母死”的残忍的后妃制度。据说，太祖拓跋珪鉴于前代母后干政和外戚专权的弊病，便立下一条铁的制度：一俟皇太子确立，即将太子生母杀掉。为了给自己独创的做法找根据，拓跋珪援引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故事，表明这一制度古来有之，并非自己独创。其实，这一制度确系拓跋珪发明，因为汉武帝以后没有再坚持这一做法。
在北魏历史上，拓跋珪的刘夫人应该说是第一个“子贵母死”制度的殉葬品。当时，刘夫人很得拓跋珪的宠爱，并想立她为皇后，但又无法调解与其他夫人的关系，为此，他又别出心裁，命各妃子铸金人，铸成者则立为皇后，不成则罢。结果，刘夫人没有铸成金人。但刘夫人虽没有当成皇后，似乎不是她的遗憾，而其最大的遗憾就在于为皇帝生了长子拓跋嗣！尽管拓跋珪对刘夫人难以割舍，但为了子孙不致被妇人挟制，终于将她赐死了事。
太宗拓跋嗣从小痛失生母，应该说是最恨这种残忍的制度了。但当他当了皇帝，却又故伎重演，在他临死前，又将皇长子（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赐死。其后，已是皇太子而早死的拓跋晃（后追尊景穆皇帝）之母贺夫人、文成帝拓跋浚的生母郁久闾氏、献文帝拓跋弘的生母李夫人、孝文帝元宏母亲李贵人及孝文帝长子、废太子元恂母林氏、宣武帝生母高夫人等，都相继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牺牲品。
本来，生个“龙子”是历代后妃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这是她们得以出人头地的惟一途径。但现在，生了皇子，特别是生了皇长子，却意味着生母倒霉的日子已到来！这一可怕的现实，曾使多少后妃们为之心惊肉跳！显而易见，这使立法者自以为得意的制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专制所寄生的弊瘤，反倒生出一系列乱子来：
第一，后妃们都不愿争着做皇太子的母亲。
第二，皇后总想设法不生子——皇帝缺少嫡子。
第三，后妃们愿生女而不愿生男，弄不好，皇帝常有后嗣绝人之危险。
为什么会有如此后果？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立嫡制度使皇后惧怕生子；无嫡立长制又使妃嫔们感到朝不保夕；生女便意味着母亲没有生命危险。而这些矛盾又与万世一系的皇帝世袭制相抵牾。不过，人们暂不必为此而担心皇帝会绝嗣，因为生不生子女取决于皇帝，后妃们身不由己，无法抗拒皇帝临幸；生男育女不取决于自己，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从拓跋珪到孝文帝元宏，历朝皇帝虽算不得儿孙满堂，但每个皇帝至少有5个王子长大成人，皇帝不愁没有人接替皇位。
北魏初中期，“子贵母死”制没有产生多大恶果，那些“以身试法”的后妃们，也可谓虽死犹荣：不仅儿子都登上了宝座，而且，生母们死后都享受崇高的荣典，生前虽位卑做妃嫔，但死后在地下却都做了皇后。可是，越到后来，人们就越来越聪明起来：死不能复生，身后享有再多的荣耀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后妃们都千方百计地避免怀了“龙种”，即使生下皇子，也想方设法弄死他。另外，妃嫔们突然发现，自己一旦当上了皇后，即使不生子，日后也会坐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皇太后宝座。所以，“子贵母死”的副产品，即是妃嫔们为争夺皇后位而更加不择手段，宫廷内斗日甚一日。况且，妃嫔们已看得清楚，历朝皇后都不生子，而自己为什么却争着为生子而去死呢？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从各朝皇子频频夭折的事实中，就足以令后来的皇帝感到为难，他们越来越认识，再顽固坚持这一祖制，就会走向这一制度的反面了。所以，从孝文帝元宏起，皇帝本人就倾向废除这一野蛮而无益的制度了。孝文帝曾不想将前太子元恂母林氏赐死，只是慑于冯太后的淫威和私心，才不得不违心地处死爱妃。时至孝文帝儿子宣武帝元恪时，一切矛盾全部暴露出来，废除杀太子生母之制，已势在必行。
宣武帝时，正值冯太后临朝称制事隔不久，从皇帝到朝臣，人们在心里已悟出一个道理：“子贵母死”的做法，其实并不能杜绝妇人干政，因为母后虽因此不能专权，但如此却恰恰给那些偷奸取巧的皇后日后专权创造了可乘良机。更为严重的是，后妃们都默默抵制这种制度，以致皇子们都相继莫名其妙地死去，这个可怕的现实给当权者什么启示呢？
首先，宣武帝的于皇后因父亲于劲为积有军功的将领，被迎入宫，初封为贵人，旋册封为皇后。这就意味着，于皇后没有必要冒着危险生子，就一定是日后的皇太后了，所以，她虽生了皇长子元昌，但，小元昌3岁时却夭折了——准是于皇后杀害了亲生子！不久，于皇后暴死于宫中，传说是觊觎皇后位的高夫人下的毒手。高夫人也出身世宦大族，入宫后封为贵人，也曾生了个皇子，但巧的是，那个皇子没等命名就成了短命鬼！于皇后惨死后，高夫人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宝座，不知有心还是无意，高皇后又生了一位公主，之后再也没有生育！不仅如此，性好妒嫉的高后，硬是把昏愦的宣武帝缠在自己身边，其他妃嫔很难接近皇帝。高后独占皇帝，其目的不一定是想让皇帝绝嗣，但如此下去，元魏大有后继无人之虞！
胡太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闯入宫廷，并进而发迹的。
胡承华“母以子贵”内幕
胡氏的父亲胡国珍，是蒙祖德而成为伯爵贵族的，他的官位原来并不显赫，按道理讲，像他这种人多的是，很少有缘份与皇帝攀上姻亲。据说，胡氏的姑母是个尼姑，很善讲道，而宣武帝也是个颇有佛心的皇帝，曾广招天下僧尼入禁宫讲经，每有兴致，竟连夜谈论。于是，胡尼姑有机会入禁宫，给皇帝讲经说法，日子一长，她就与皇帝左右的人混熟了，进而在这些人面前，大夸侄女貌德双全，胡氏因此而被接进皇宫，初封为品级很低的“承华世妇”。
刚入禁宫的胡承华，还不怎么懂得什么利害关系，只听先进宫的妃嫔们都在窃窃私语，纷纷互相祈祝：“但愿以后生王子、公主，千万别生太子！”而胡承华却说：“天子岂能没有儿子？为什么大家都怕一人身死而让皇帝绝嗣呢？”听罢她的慷慨陈辞，同伴们都禁不住捂嘴失笑。
胡承华果然有了“龙种”，其他嫔妃们都纷纷给她出主意，劝她要早为之计，不要等生下来再作打算——那样会有危险的。而胡氏却独不以为然，反倒默默发誓：“只要所怀的是男，最好是长子。子生身死，没有什么可耻的！”这话如果不是胡氏发迹后伪造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断言，胡氏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聪明人，因为她那时已看得清楚：生了男孩非但不会有危险，还说不定因此而出人头地呢！
天随人愿，胡氏果然生了个男婴！这个被命名为元诩的皇子虽排行第二，但因长子元昌于两年前夭折，所以，他实际处在长子的地位上，就是说，元诩肯定是未来的皇太子乃至皇帝了。照以前惯例，胡氏或早或晚都难免一死。可是，频频丧子的教训，已使宣武帝明白，如果急于将胡氏处死，后妃们还会如此地抵制下去。于是，他把胡氏从“承华世妇”晋位为“充华嫔”，以给那些惧怕生子们的后妃看：生子到底是福还是祸？当然，对胡氏，皇帝也是放心不下，所以，将元诩育养于别室，以防胡氏牵于顾忌而做手脚。
胡承华喜得贵子，到底是福还是祸？有些人为胡氏捏着一把汗，而一些人则在旁幸灾乐祸：你胡氏不知深浅，又不听人劝，看皇帝日后怎么发落你！不过，直到元诩被立为太子时，胡氏仍安然无祸，这使人们非常惊讶，莫非皇上不遵祖制了？但是，从立皇太子诏书中，明眼人似乎嗅出点味儿来：为什么在告天下诏书中，皇帝特别强调孝子、顺孙、廉夫、节妇这些不相干的事呢？显然，诏书所说是弦外有音。所幸的是，立太子刚两年，宣武帝英年早逝（33岁），应该说，胡氏到此算是熬出头来了。
胡太后称朕道寡内幕
铲除劲敌先害谁
胡承华虽闯过以惯例赐死的鬼门关，却仍有朝不保夕的危险。当时，一度权势熏天的大将军高肇，拥兵在外，此人是高皇后的伯父。按通常规制，高皇后理当被尊为皇太后，而只有皇太后才有权辅佐只有六岁的小皇帝元诩。这种情势对胡氏进一步专权十分不利，而她岂能甘愿放弃这个机会？在这关键时刻，詹事王显假借高皇后之令，征高肇入京，想任高肇为尚书令，王显自为侍中，这样，朝中亲高氏伯女的势力抬头。更为关键的是，高皇后一伙竟虎视耽耽，步步紧逼，要下令赐死胡承华！
在千钧一发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刘腾探知高皇后的诡计后，将事飞报倾向胡氏的中庶子侯刚，侯刚又密告握有宫中兵权的领军将军于忠，于忠又问计于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崔光是东宫旧人，早就成为胡氏的党羽，他明白，如高肇继续掌权，自己必然不为其所容。于是，他命人将胡氏置于别所，严加保护起来，这使高皇后一时无下手之机，而这时，高肇还没有赶到京师，形势对高皇后一伙越加不利。
胡氏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所以，她立即以儿皇帝之令，把德高望重的高阳王元雍（献文帝之子）和任城王元澄（文成帝之侄）同时召入朝廷，参决庶务，命百官一并听命于二王。元雍、元澄都是皇室近亲，都曾受高肇排挤，尤其是元澄，慑于高肇迫害，正在家狂饮无度，装疯卖傻，此刻，他看到朝廷的航舵将转向，自然乐于出山卖命。如此，胡氏身边很快聚集了些文武干才，并得到了皇族一些人的支持，剿灭高氏伯侄只是时间问题了。
接着，为稳住局势，胡氏通过诏令尊高皇后为“皇太后”；同时，诏令高肇火速回京。高肇听到宣武帝死讯和朝廷的人事变动的消息，感到乘凉大树已倒，大有生命不保之感。但是，他仰仗侄女是皇太后，又自恃手中握有重兵，便大着胆应诏回京，直奔皇宫太极殿哭灵。使高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元雍和于忠早已将1O余名高级刺客埋伏于宫内，还没等他觐见新皇帝时，就身首异处了。朝廷遂下诏追论高肇罪恶，但却谎称：高肇是畏罪自尽的。
太后专权揭秘
高肇被铲除，胡承华便任元雍为太傅、领太傅，又将原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和清河王元怿分别任为司空、司徒。她之所以这样做，一者是论功赏位，再者就是她怀有私心了：让皇族支持自己登上皇太后宝座。不过，胡氏并没有心急，她先是混到了“皇太妃”的尊号，然后再将已成笼中鸟的高太后削发为尼，迁居瑶光寺，严令她不逢朝中大事不得入宫（后借天象有变，又将其害死，只以尼姑礼葬之）。主要障碍都清除后，胡氏又先下令宫臣和文武百官分别进官位一级，以堵住群僚的嘴；同时利用拥有兵权的于忠与元雍的矛盾，将元雍免去太傅之职，打发回王府，以防他日后控制小皇帝而于己不利，真是鸟尽弓收的“妙棋”！
终于，胡氏摇身一变，成为堂堂正正的皇太后，入居崇训宫。
胡氏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还登上了皇太后的宝座，政治之船又载她驶向权力的顶峰，这对颇有政治兴趣和欲望的胡氏而言，又是必然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她首先对保驾有功的于忠、刘腾、侯刚、崔光分别委以要职，以树立死党；同时，将没有多大政治野心的元怿、元怀、元澄三王分别晋位为“三公”，以在皇族中找到盟友。不久，在王公大臣们的欢呼中，胡太后顺利地从后台走向前台，半推半就地同意群臣的请求，代理朝政。
起初，她并不在乎臣下称她为“殿下”，可是不久，却对此称谓感到不满足了。于是，下令以后群臣上书时，要称自己为“陛下”，下行的政令曰“诏”，自称“朕”。经过这般武装，胡太后倒比当年的冯太后神气多了。
皇太后称朕道寡，可谓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可以说，胡太后不但是北魏历史上的“母以子贵”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真正过上皇帝瘾头的专权皇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