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15岁那年的暑假之后，凡愿意分专业的学生应当听其自便，而且这样的学生将会占多数。但是那些不能做出明确选择的学生，最好还是继续接受普通教育。遇有特殊情形，也可提前分专业。在教育上，一切规定都应当可以因特殊理由进行变通。但是我认为，中等智商以上的学生通常应当在14岁左右开始分专业，而那些中等智商以下的学生根本就不应分专业，职业训练可以除外。在本书中，我起先不想就职业训练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我不相信职业训练应当始于14岁前，并且我认为，即使到那时，职业训练也不应占去学生在校的全部时间。我不打算讨论职业训练应占多少时间，或应有多少学生接受这种训练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后者与教育仅有间接的关系，并且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的。因此，我现在只讨论14岁以后的学校教育。
我把学校课程分为三大类：一、古典文学；二、数学和科学，三、现代人文学科。这最后一类应当包括现代语言、历史和文学。不管哪一类，学生于毕业前可以进一步专修某学科，我认为毕业时间不应早于18岁。显而易见，凡学古典文学的人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有的应多学前者，有的应多学后者。数学和科学起初应当一起学，但是有些科学没有许多数学也能取得好成绩。事实上，许多着名科学家的数学成绩很糟糕。因此，应当允许16岁的孩子专修科学，或专修数学，但是未选中的那一门也不可完全忽略。上述意见也适用于现代人文学科。
有些学科具有极大的实用性，所有人都必须学习。其中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卫生学，仅以成人日常生活所需为限。但是，这些学科应当早一点教，因为它们与性教育有关，所以应当尽可能在青春期前教完。教得太早的缺点是，未及应用，便被遗忘。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教两次——先在青春期前简单扼要地教一次，以后结合健康和疾病的基础知识再教一次。我想，每个学生都应当懂得一些有关议会和宪法的知识，但是教这门课程时必须注意不要滑到政治宣传的邪路上去。
比课程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教学方法和教学精神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主要问题是使课程变得有趣而又不太容易。准确而精细的研究应当辅以有关该学科的图书和概要介绍。在着手研究古希腊戏剧之前，应当先让学生阅读默里或其他有诗才的翻译家的译作。数学课应当偶然辅以有关数学发明史和各种数学对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之影响的介绍，并且还应暗示高等数学中所具有的乐趣。同样，研究历史也应辅以精选的大纲，即使大纲中包括一些有争议的结论。可以告诉学生这些结论是有争议的，并且引导他们深入探讨，以得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说到科学，最好能看一些介绍最新科研概况的普及读物，以便对特殊事实和规律所具有的普遍科学意义有所了解。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促进准确而精细的研究，但若让它们取代了研究，则是有害的。决不可让孩子认为有求知的捷径。现代教育的真正危险在于人们反对旧式的严格训练。旧式教育中的智力训练是对的，错的是那种扼杀求知欲的作法。我们必须努力保证严格的训练，但要采用其他不同于旧式惩戒性的方法。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在美国，那些懒散的学生一旦进入法学院或医学院，便会勤奋起来，因为他们所学的专业最终会使他们变得重要。这就是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让学生感到所学的东西至关重要，这样他们便会勤奋起来。但是，如果所学的东西太容易，他们几乎会本能地知道你没有给他们真有价值的东西。聪明的孩子都喜欢学习难学的东西，以试验他们的智力。如果教授得法并消除恐惧，许多现在似乎愚蠢和懒散的孩子都会变成聪明的学生。
在整个教育期间，应当尽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蒙台梭利女士已经指明如何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但是对于较大的孩子，则需要不同的方法。我想，进步的教育家一般都会承认自习的时间应比现在多得多，而授课的时间则应比现在少得多，但是自习应当在坐满忙于自习的学生的屋子里进行。图书馆和实验室应当是足够而宽敞的。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应用于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但是学生应当把自己的学习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摘要记下所学到的知识。这将有助于记忆，使读书具有目的性而不是漫无边际，并使教师能够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学生越聪明，所需要的监督就越少。对于那些不很聪明的学生，必须给予大量的指导；但是即使对于这类学生，也应当采取提示、询问和鼓励的方式，而不可含有命令的意味。然而，也应当有指定的课题，让学生练习确定某种规定题目的事实，并有条不紊地予以阐述。
除了有系统的学习之外，还应当鼓励学生注意当时有关政治、社会和神学方面有争议的重要问题。应当鼓励学生了解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不仅仅是正统的意见。如果有哪些学生强烈支持某种意见，应当让他们找出支持此种意见的事实，并且应当安排他们和那些观点相反的学生去辩论。以查明真理为目标的严肃辩论是极有价值的。在辩论中，教师应当学会不偏向任何一方，即使他有明确的意见。如果所有学生几乎都持同一种观点，教师就应持相反的观点，并且说明这只是为了辩论的目的。另外，教师的角色应当仅限于纠正事实上的错误。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便能学会将辩论作为确定真理的手段，而不是作为雄辩的比赛。
假如我是校长，我会认为回避或宣传现时问题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作法是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受的教育能指导他们处理世界所关注的问题，这会使他们觉得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并不脱离。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所要做的是教育学生对实际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我期望学生能够拿出确是论据的论据和确是事实的事实。这种习惯在政治上尤为宝贵，但也尤为稀少。凡激进的政党都会制造一个神秘的茧状物，其间安稳地潜伏着它们的灵魂。激情往往扼杀理智，反之，对知识分子来说，理智也往往扼杀激情。我的目的是要避免这两种不幸的现象。激情若不具有破坏性，那它将是可取的，在同样的条件下，理智也是可取的。我希望基本的政治激情是建设性的，并且我要努力使理智服务于这种激情。然而这种服务必须是客观而真诚的，而不能只是一种幻想。当这个现实的世界不能令人满意时，我们往往会躲进幻想的世界里，因为在这里，我们无需努力便能满足我们的欲望。这就是癔病的本质。这也是民族主义的、神学的和阶级的荒诞的根源。它体现了现代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克服人性中的这一弱点应当成为中学教育的目标之一。克服的方法有两种，这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虽然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对立。第一种方法是明确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所能成就的事业；第二种方法是弄清何种现实才能消除我们的幻想。此二者的原则均为应客观而非主观地生活。
堂吉诃德是主观性的典型例子。他第一次做头盔时曾试验过那头盔的抗击打能力，并且把它打得变了形。他第二次虽未做试验，但却“相信”它是一个顶好的头盔。这种“相信”的习惯支配了他的一生。凡拒绝正视不愉快的事实，都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堂吉诃德的性质。假如堂吉诃德曾在学校里学过制作真正上等的头盔，再假如他周围的人都拒绝“相信”他所愿意相信的东西，那么他的所做所为就必定大不相同了。生活于幻想中的习惯在幼儿期是正常的，因为幼儿具有非病态的软弱无能。但是随着孩子越发接近成人，他们也必须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幻想除非迟早能变为现实，才有价值。男孩子最能纠正彼此之间纯属个人的主张，在学校，同学之间很难对自己的能力抱有幻想。但是这种幻想的能力依然活跃在其他方面，并且常常得到教师的合作。本人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本人的国家永远是正确的和不可战胜的，本人的社会阶层（如果他是富人的话）要优于任何其他阶层。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主观幻想。这种幻想使得我们相信我们拥有上等的头盔，其实他人的军刀能把它劈成两半。因此，幻想鼓励懒散，并最终导致惨败。
和许多别的事情一样，要纠正这种思维习惯，必须通过理智地预测灾祸来取代恐惧。恐惧使人不愿正视实在的危险。为主观所支配的人若在半夜被“救火”的呼声惊醒，他可能会认为那一定是邻舍的火警；因为这事实太令人恐惧，他也许会因此而丧失逃走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病态者身上，但在政治上，类似的行为却是普遍的。对于那些唯有思考才能发现正确解决途径的事情，恐惧是一种灾难性的情感，因此，我们要毫无畏惧地预测灾难的可能性，并运用我们的智慧去避免那些可避免的灾祸。实在不可避免的灾祸则唯有以大无畏的气概去对待，但这不是我现在所要讨论的课题。
关于恐惧，我不想重复我在前一章所说过的话，我现在只讨论作为真实思想之障碍的智力领域的恐惧。在这一领域，恐惧在童年期比在成年期要容易克服得多，因为较之成人，观念的改变不大可能给孩子带来大的不幸，前者的生活是以某些假定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应当在大孩子当中提倡智力辩论的习惯，即使他们怀疑被我们视为重要真理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制止。我们应当把教学生独立思考作为我们的目标，既不教正统观念，也不教异端学说。我们决不应以牺牲理智来维护那种臆造的道德利益。人们普遍认为，教导道德需要灌输虚伪。在政治上，人们总是隐瞒本党领袖的罪恶。在神学上，若是天主教徒，人们就隐瞒教皇的罪恶，若是新教徒，人们就隐瞒路德和加尔文的罪恶。在性问题上，人们总是妄说贞操要比看上去的多得多。在世界各国，某些被警方视为不体面的事实，即使是成年人也不允许知道。英国的检察官不允许戏剧真实地表现生活，因为他们认为民众只能用欺骗的手段诱入道德。
所有这些态度都隐含着某种弱点。无论什么事，先要知道真情，然后举措才能合乎理性。掌权者要对他们的奴隶隐瞒真情，免得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国家也情愿制定旨在防止他们自己了解真情的法律，这是集体性的堂吉诃德式行为：他们决意不愿知道自己的头盔比他们所希望相信的差。这种可怜的畏缩态度是自由男女所不应有的。我们的学校不应当对求知设置障碍，任何障碍都不应有。我们应当通过正确培养情感和本能的途径来寻求美德，而不是通过欺骗和谎言。在我所期望的美德中，没有恐惧、没有限制的求知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若缺少这一部分，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我所说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应当培养科学的精神。许多着名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之外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精神贯穿一切领域。科学精神首先要求具有发现真理的愿望，这种愿望越强烈越好。此外，科学精神还包括几种智力上的特征。一开始必须不确定，然后再依照证据加以判断。我们决不可预先想象我们已经知道了证据将会证明的东西。我们也决不能以懒惰的怀疑态度为满足，这种态度认为客观真理是达不到的，而且一切证据都是无说服力的。我们应当承认，甚至最有根据的信仰大概也有部分修正的必要，然而人力所能达到的真理只是程度问题。现在的物理学肯定比伽利略以前的物理学更接近真理，现在的儿童心理学肯定比阿诺德博士的儿童心理学更接近真理。
这两种科学的进步都是由于以观察取代偏见和情感才取得的。最初的不确定所以十分重要，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因此，必须使学生学会这一步骤，同时还要让他们掌握甄别证据所需要的技能。目前，彼此对立的宣传家正在不停地进行虚伪的宣传，诱使我们用鸦片毒害自己或用毒气互相残杀。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习惯是至关重要的。轻信重复的宣传是现代世界的祸根之一，因此学校应当尽力加以预防。
整个在校期间应当有知识探险的意识。在规定的功课完成之后，应当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此，规定的功课不可太多。该受表扬的时候，必须表扬，虽然有错误也必须指出，但却不应指责。决不应让学生为他们的愚笨感到羞耻。教育上的巨大鞭策，是让学生感到有成功的可能。令人厌烦的知识用处不大，而人们渴望获得的知识却能成为永久的财产。要让学生认清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且也要让他们了解怎样用知识来改造世界。要让教师永远成为学生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天敌。只要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这些训导足以使求知成为绝大多数孩子的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