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各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总把各国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骗子”和“死敌”，对它们采取否定的态度和对立的方针。实践证明这种看法和作法不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中、苏以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先后都已端正了路线，纠正了过左的错误，改变了对待它们的态度和方针。这种历史性转变也同各国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变化有关。这样才出现了共产党同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接近、交往和协作的新转机和新局面。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研究并评估工党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演变和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项课题，对于认清未来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有重要的启示。
拉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曾经是英国工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丰硕，在1924—1935年之间三次出任英国政府首相，在国际政治中是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赫赫有名的世界历史人物。早在50年代我就注意搜集和阅读有关他的资料，并从北京琉璃厂和东安市场以及上海福州路旧书店先后细心寻觅，买到麦克唐纳著作的中译本《议会与革命》（刘厚安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社会主义运动》（严恩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社会主义与社会》（陈子和、史迺绍译，上海社会书店1934年版）以及英国人写的大厚本《麦克唐纳传》（司徒德据1931年英文本译，南京独立出版社1946年版）。1959年又读到新翻译出版的麦氏代表作《批评的和建设的社会主义》（于树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当时感到他的改良主义理论较为完整，实践较为丰富，而且有超尘出俗的特点，曾经萌发过写一本麦克唐纳思想和活动述评的念头。可是在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动荡岁月，终究无法实现，即便能够写出，也必然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不可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从事著述的心愿未泯，所以虽然历经十年动乱，包括卖掉书籍下五七干校劳动，我都想方设法尽量保存难得搜罗到的藏书，总希望有朝一日还派有用场。果然冬尽春来，东风浩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路线，中国人民大学又复校招生。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我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后，即着手作准备。刘书林同志于1984年考取我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博士点，在全国属于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于1979—1982年在辽宁大学历史系王荣堂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专攻英国近现代史，硕士论文题目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评弹劾华伦·哈斯丁斯事件》（哈斯丁斯为18世纪末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入学后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并学德语。我即引导他选定“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我提供给他一些对麦氏的基本看法和已有的中译本，要求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一步广泛运用大量外文资料，按照麦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过程，归纳为若干问题，深入思考，全面分析，既要继承前人成果，又要超越前人，既要拨乱反正，奋力跳出苏联人带头布下的左的泥潭，又不能陷入西方传统的巢臼，要开创中国学派，要善于提出中国学者自已的新见解，这些新见解要具有稳定性，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意标新立异。他多方査寻，掌握了麦氏本人的论著、函件、日记和当时报刊材料，又参阅中外文书籍60多种，经过悉心钻研和刻苦写作，终于完成了约25万字的长篇论文，我为之审读了三遍。今年1月7日通过了论文答辩，14位校内外专家学者对论文表示赞赏，同时指出了缺点和差错。经过作者修改，现在呈现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撰写的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麦克唐纳思想和活动的第一部学术力作。
以往对麦克唐纳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家：（1）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人，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对麦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斥责他为反动透顶的工人阶级的死对头，甚至硬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直到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学术界对麦氏的评价才有所改变；（2）英国工党活动家和著作家都对麦氏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承认他是工党杰出领袖，表彰他在创建工党、领导工人运动、实行社会主义改良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他褒贬不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党人士对麦氏的历史作用则估计不足；（3）西方学者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影响，一般都对麦氏作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有人把麦氏在英国的地位与列宁在苏联的地位相提并论，另外也有人对麦氏进行较为猛烈的抨击。我国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的评价基本上按照苏联的调子，而且对麦氏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刘书林同志从以上各家的评价中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同时自觉地摆脱各种片面性，尤其是冲破了传统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力求对麦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客观、公正、稳定；的评价，自成一家。对重大问题的评价，几经修改，尽量做到论断精确，表述贴切；既解放思想，不囿旧说，有所创新，又实事求是，不差累黍，符合实际。在总的方面，他认为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社会党这一派中“形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当今不难看到麦氏“理论和主张的反复再现”，“他的许多精辟见解，至今发人深思，影响着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奠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基础的，正是麦克唐纳。”我认为这是高瞻远瞩的见解。书中前两章首先剖析麦氏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其核心是社会有机体论，即把社会看作犹如细胞组成的有机体。他的社会有机体论的社会观、国家观、阶级观和进化观都是师承斯宾塞而又发展了斯宾塞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在于这种制度与社会整体缺少有机联系，所以资本主义应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既然是有机体，其各部分就要团结一致，由此就要实现广泛的无产阶级联合并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联合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战争和对殖民地的暴力统治也是破坏社会有机体的，所以他反对战争和殖民主义政策，主张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麦氏的社会有机体论虽然有以上积极方面，但是其消极方面是带根本性的。他否认社会革命，放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阶级合作和资产阶级国家渐进改良的可能，片面强调合法的议会道路，以为通过实现土地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对资本征税、设立国家银行、工人承包企业和管理企业、改进代表制、建立合理的选区、取消贵族院并创设有专长的顾问议院等等，就可以逐歩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有机体得到协调的发展。作者认为，只有指出麦氏理论中的“消极面是主体，远远盖过积极面，才能明晰地洞察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改良主义实质。”我以为这个看法是公允的。书中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评述了麦氏三次出任内阁首相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下台后的活动。其中肯定了麦氏在执政期间对内为救济失业、提高社会福利、实行住宅计划、改善卫生教育设施作出了成绩，对外为建立并恢复英苏邦交、维护世界和平、推进殖民地独立作出了贡献。尤其是作者费了很大力气考证，以确凿的史料推翻了以往强加给麦氏的一些不实之词。例如澄清了英共机关报《工人周刊》编辑坎贝尔于1924年被捕一事，说明麦氏事先一无所知，毫无责任，事后还为妥善处理坎贝尔事件作了努力；作者还分析了1924年所谓“红信”事件（指莫斯科向英共发出秘密指示信，要英共为暴力革命创造条件）完全是保守党妄图阻止工党重新执政精心策划的阴谋，揭示了“红信”是由一伙流亡英国的白俄分子编造的，指明麦氏对“红信”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难能可贵的是，麦氏尽管坚决反对英共的理论和政策，并且不同意英共加入工党，但是在劳资斗争和反对保守党人的斗争中，他又充分利用民主掩护共产党人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迫害共产党人的例行逆施。更为难得的是，麦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罕见的勇士；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他却积极促进印度的觉醒和独立，在困难逆境中掩护埃及人民的反英独立运动。作者以遒劲的笔墨分析了麦氏为什么具有这种超群出众的特点，读来令人信服。麦氏直到晚年还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三次拒绝了国王和政府授予他贵族爵位，自认为“现在是并且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迷途的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做出错事。作者特别指出，麦氏在1931—1935年国民内阁中担任首相期间，充当了保守党手中的遮羞布，处处被保守党牵制，遭受千羞万辱，以致内外交困。应该说，这是麦氏政治生涯中不光彩甚至可耻的一幕。在当时资产阶级保守党人势力日增的历史条件下，脱离了工人大众而节节退让妥协的改良主义者落到这个下场，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看来作者在这方面的揭示还欠深透。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专著，不仅不要步外国学者后尘，人云亦云，而且要超过外国学者，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独立的新见解，甚至还要专门深入研究与中国密切有关的方面。为此，我要求作者专门写了“麦克唐纳与中国”一章，应该说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外国人写的评述麦氏的专著一般不会专门写这个问题。作者挖掘了较多原始资料，说明了麦克唐纳与孙中山的关系、麦克唐纳对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以及麦氏在中国的影响，这既刻划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又使中国人读来感到亲切，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侧面，而是正面。
但愿这样一部颇有中国特色的开创性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对工党、社会党这一类型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政策、实践、历史、现状和未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但愿共产党和社会党这两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和协作进一步加强，以期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放
1988年11月27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接顶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