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政府在1924年的政策，是在保守党、自由党制约下的变态政策。它只能在其他两党的同意下，向着自己认定的社会主义方向推进，而不能直接贯彻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这种状况，自由党魁阿斯奎斯说成是工党“被砍掉了利爪，所以没有比当时更安全的进行工党执政大试验的时机了。”麦克唐纳政府的局限性引起了许多激进的工党党员的不满，特别是克莱德河畔那些独立工党党员的不满。麦克唐纳执政一结束，他们便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策略问题的争论。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独立工党1926年3月提出的新纲领——《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二是以《柯克一麦克斯顿宣言》（1928年6月21日）为代表的争论。这次大论战牵涉到工党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问题，并因此冲击到组织统一和工党领导集团的组成，影响是很大的。
1.产生大论战的原因
这场大论战在工党政府垮台之后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对1924年工党政府施政实践的反思。独立工党中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工党政府应该推行它一贯宣传和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张。如果因坚持社会主义政策而失败，则应解散议会、诉诸全国投票裁决。一言以蔽之，要么上台搞社会主义，要么在野做反对党。但工党政府却走了另外一条路，一条迂回曲折地贯彻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在有的问题上甚至根本没有传统社会主义概念的味道。这就引起了激进的独立工党领导人的忧虑：
“英国劳工运动被引向何方？这是长期以来我们深为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再也不能眼睁睁地忍看30年的热心工作毁于一旦，去与资本主义搞和平共处或向我们的死对头资本家们的哲学妥协。”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最初把政府的失败归罪于麦克唐纳等领导人，因而着力攻击个人。1924年底独立工党执委会曾作出决议：“议会党团执委（包括领袖在内）应当一年一选。”
1925年年会上又出现了饶维特（F。W。Jowett）关于改革议会党团的建议并获通过，“这表明独立工党表达了对麦克唐纳操纵的内阁制度的厌恶。”这一提案的出发点是内阁政府制和麦克唐纳个人领导的失败。工党另一位重要领导人贝文，在政府刚垮台时就拼尽全力地要罢免麦克唐纳的领导。后来，由《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发表为标志，独立工党对麦克唐纳个人的攻击改为对工党基本理论即渐进主义的攻击。“独立工党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在这一代人中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典型的反渐进主义的主张，不管它正确与否，无疑表达了对麦克唐纳政府实践的不满，并攻击到了那种实践的裉源。这是争论的起源。
第二，由于英国共产党人在独立工党内部的活动和影响。英共从1925年起就利用它渗入独立工党地方支部的力量，发动了“左翼运动”。其目的有二：推动工党大会赞成英共加入工党，从内部影响工党的政策。独立工党的许多领导人和许多支部都受到英共主张的影响，偏向激进，参加了这一运动。1927年9月，“全国左翼运动大会”召开，独立工党许多基层支部和地方协会都参加了大会，并与共产党的地方支部建立了合作。他们不仅反对工党当政，而且从一开始就尖锐批评工党的政策。1925年5月，布莱福德批评工党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失业方法：“我们自己的党、我们自已的前座议员们，看来就像他们的政敌一样软弱无能，他们太忠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当1928年工党竞选纲领《劳工与国家》发表后，有人就批评说：“工党纲领最可悲的特征就是缺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计划。……而我们是不会陷入这种社会主义的。”一些英共领导人公开参加评论工党内部事务。英共发言人杜德（R。P。Datt）宣传说：“独立工党公开地抨击和批评工党的官方政策。工党的领导人一方（其中大部分也是独立工党成员）也在恶毒地攻击独立工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它自己的党员正在执行的政策，表现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批评和宣传，使工党内部关于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更加沸腾起来。英共在工党内部的争论中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所共知的许多批评也是来自英共方面。
更加令人注意的是，英共领导人主动导演并操纵了《柯克—麦克斯顿宣言》发表前后的一系列活动。英共中央委员加拉赫等人直接参加了起草《宣言》的委员会。麦克斯顿邀请全国矿工协会主席柯克（A。J。Cook）时，就是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那个向工党挑战的《宣言》，虽然由柯克和麦克斯顿签名发表，但却有证据说明它出自加拉赫的手笔。加拉赫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应柯克的要求，我带他到下院谈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聚会。我们很快认真考虑了要办的事，并且决定由我起草一份宣言并由他们之中的两个人签名。这是应该充分注意的，而宣言就产生了。”英共参与《宣言》一事，还可以从《宣言》发表后英共的反映得到佐证。《宣言》发表第二天（1928年6月22日），英共中央就发表了一项决议案，欢迎柯克和麦克斯顿的行动，但同时却批评这个文件本身“软弱无力，多愁善感”。加拉赫与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配合如此默契，可见他是代表英共中央参与并推动《柯克一麦克斯顿宣言》起草的。正是这一宣言，把工党内部关于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争论推向顶峰。
第三，独立工党领导入的更迭，为争论的公开化创造了条件。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议会党团与独立工党的分歧早就埋下了伏线。1918年以前，独立工党作为工党内的唯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团体支配着工党的政策。1918年工党党纲接受了社会主义并规定了个人党员的章程，独立工党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地方工党分部的建立，也取代了独立工党控制地方组织的地位。因此独立工党部分领导人日益不满。麦克唐纳曾致艾伦说：“假如我说从我执政时到现在从未得到过独立工党的支持，我是不公正的；但是那样讲只不过有点夸大而决不是凭空讲的。”但是这种不协调的关系，由于独立工党主席艾伦的领导，一直维持得平安无事。艾伦与麦克唐纳的关系较亲密，经常说服独立工党的不满分子服从工党的政策。但是，随着独立工党三个领导人的更迭，问题就再也捂不住了。这三个人事变动便是艾伦、布莱福德和斯诺登辞职。
据独立工党机关报宣称，艾伦辞职是“由于患病”。实际上他是被逼下台的。他辞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麦克斯顿等人在工党利物浦大会上讨论土地国有化时，投票反对国有化进程中的赔偿政策。艾伦对此很看重。后来，1925年10月21日，他致信麦克斯顿说：“你在利物浦大会上的政治行动也是使我所作出一切行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艾伦辞职。二是因为独立工党拒绝麦克唐纳兼任《社会主义评论》主编一事。1925年9月独立工党全国执委会为了控制自己的党员，使其遵循本党的总方向，拒绝麦克唐纳担任《社会主义评论》主编。艾伦作为该党主席感到很为难，无法向麦克唐纳交待。因此，他于1925年10月1日正式辞职。一个十分激进的，一直与麦克唐纳唱对台戏的人物麦克斯顿继任独立工党主席。稳健的政策、团结的路线被抛掉，极端的、好战的政策占了上风。艾伦辞职后，《新领袖》报的主编布莱福德也被撤换。独立工党激进派攻击他办的报纸“知识分子味道太浓”，还攻击他每年捞取一千镑的薪水。其实，最要害的原因是他不同意将《新领袖》报办成独立工党执委会的工具。麦克斯顿在1927年独立工党秘密召开的年会上的报告中批评说：“布莱福德要求该报纸完全由编辑部独裁控制。我不能容忍这一点。”布莱福德被撤去主编职务，为麦克斯顿发动抨击工党政策的宣传战役提供了一个阵地。斯诺登的退党声明更使独立工党处境难堪，争论蜂起。斯诺登于1927年12月声明退出独立工党。他在退党声明中说：“由于工党决定吸收个人党员并宣布坚持社会主义，独立工党作为单独政党而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独立工党的存在只不过是把工党的作用重复一遍。独立工党组建了工党，这已经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独立工党已经得到满足，应当自行解散，融合于工党之中。”这就等于宣布独立工党没有存在的必要，取消了激进社会主义者占据的阵地。因此，独立工党在这种威胁面前，对于斯诺登的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麦克唐纳的政治冷静主义再也不能容忍。所以独立工党这三个重要的人事变动，奠定了大论战的条件。
第四，麦克唐纳与独立工党关系的疏远。麦克唐纳本来是继哈第之后的独立工党的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独立工党共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韩德逊等入阁的参战派工党领导集团直接对抗。但随着1918年工党纲领的公布和组织的变化，麦克唐纳逐渐把工作重心移到整个工党的全局。因此，他与独立工党关系相对地疏远了。这种不密切的关系由于1924年他在执政中的表现而更加艰涩。他与独立工党全国执委会的鸿沟越来越宽，最后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物了。然而，他并不像斯诺登那样离开独立工党，一走了事。他亲自培育、领导了35年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使他难以抛弃。同时，他看到了独立工党在舆论界还有一定的影响，简单退党并不是上策。因此麦克唐纳采取了保留独立工党党籍，插手执委会和地方支部，搞掉中央领导中激进分子的作法。他依然干预党的事务，依然为《前进报》写文章，依然坦率地渴望恢复他与独立工党的旧日关系。同时，他怂恿欣韦尔（E。Shinwell）取代麦克斯顿的主席职务，直接审阅独立工党地方支部的情况报告。雷塞斯特支部曾提名他为出席独立工党伊斯特大会的代表，他表示“非常想去”，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他认为最好还是“不介入”。他对独立工党的态度，曾在1926年10月向独立工党前主席艾伦作了一个说明：“从党（指独立工党。——引者注）的总体来看，它还不失为当代最鼓舞人的一个事实。但是很遗憾，它的中央却成了一个诡辩吹牛的混乱中心。这时常使人难以忍受。……我受到独立工党的扰乱特别严重。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因它的一些作法而受到震惊和刺激。如果把它解散，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运动的真正不幸。如果它的作为不能好转，我就放弃它。我懂得，明年选举也许会有一个好一些的全国执委会，我在等着那一天。”麦克唐纳长期与独立工党的疏远，尤其是他企图更换独立工党中央领导班子的作法，更激怒了激进派领导人。麦克斯顿批评麦克唐纳的立场处于“模棱两可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麦克唐纳还在独立工党内搞起了一个“精密组织”，以打败其全国执委会的激进派。这个“精密组织”中的汉特（E。Hunter）利用自己兼任独立工党情报委员会和伦敦地区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发动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这个组织的另一成员塞尔特（A。Salter）博士则组织独立工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们，以环形签名的形式对独立工党大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这就更加促使争论白热化。
2.麦克唐纳与独立工党激进派的主要分歧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独立工党领导人麦克斯顿等人发动的反对麦克唐纳奉行的工党官方政策的运动。1926年独立工党发表的新纲领《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和1928年发表的《柯克—麦克斯顿宣言》，可谓这次论战中独立工党方面的代表作。前一个文件主要提出了以“活命工资”为基本点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后者则是发动全党参加斗争的动员令。从这两个文件来看，独立工党与麦克唐纳主要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崩溃的问题。这是对形势的一个基本估计，也是制定其他政策的出发点。独立工党宣称：“央业的苦难，大战的影响过后资本主义工业重组的失败，日常生活中占有阶级与工人之间斗争的加剧，这一切都证明旧秩序正在崩溃。这种形势需要一种自觉而果断的社会主义政策，以有计划地、通畅地使我们迅速通过由旧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时期。”“独立工党号召全体党员献身……完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早在1925年8月麦克斯顿就说过，资本主义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它再也不能以“修修补补的工作来挽救”。可见独立工党激进派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认识是一贯的。早在1925年1月《新领袖》登载了一篇题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文章，明确指出要向“那种认为几代人才能以缓慢的渐进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僵死观念”挑战。可见，宣传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主要是反对麦克唐纳的渐进主义策略。独立工党痛恨的“僵死的观念”，正是麦克唐纳30多年来政治哲学的前提。麦克唐纳在《前进报》撰文回敬说：“进化论者与革命论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成长出于社会富于生机的促使新的生命产生的活动，而后者却运用这个社会的不健康的或枯死的部分……这些政策也许好、也许坏，……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关于渐进主义的必要，麦克唐纳几十年中不知论述过多少次，他甚至可以以20年前的论著来回答对方。他在个人谈话中曾批评独立工党新领导所奉行的政策，说他们“正在使整个运动廉价化，并用一些肤浅的破烂货色把运动引向邪路。”这一问题在今天已不成为问题了。虽然不能肯定说渐进主义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方针，但完全可以说，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英国资本主义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崩溃。相比之下，还是麦克唐纳代表的渐进主义比较正确。
第二，关于“活命工资”的纲领。“活命工资”最早起源于1924年独立工党年会，当时艾伦领导了一个特选委员会，以经济学家荷伯逊（A。Hobson）为常务主席。不久就草拟出一个讨论稿，主要内容是主张设立一项带有子女津贴的基本工资方案。后来内容有些变化，强调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使一切工厂为满足国内人口需要而经营，解决失业引起的消费低下的问题。至于最后发表的题为《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活命工资”纲领，则与原来的意义大为不同。这个纲领性文件指明：“独立工党把‘活命工资’视为首要的正义要求。如果我们有勇气沿着它的逻辑路线前进，它便具有把我们迅速引向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为了实现“活命工资”这个总纲领，“需要设立国家银行体系控制通货和信用”，“食品和原材料进口国有化”，“铁路、煤矿、发电国有化”，“发展并改造农业，土地公有制”，“建筑工业和建材工业国营”，……他们认为，“这一系列的措施就奠定了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因此，“为了准备必要的经济改组措施，应采取紧急步骤，以便使工党毫不迟疑地准备提出这些措施。”总之，在麦克斯顿主席手中，“活命工资”已成为一套完整他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独立工党不但形成了极左的理论，而且直接诉诸行动。他们公开批评：“在麦克唐纳领导下的前座议员们已陷入机会主义。它根本不打算实现社会主义。”1928年7月7日麦克斯顿等人在格拉斯哥召开会议，发动一个开展“活命工资”宣传、反对工党政策的战役。虽然党内发生分裂，但也毕竟有些地方支部勉强接受了麦克斯顿的政策，在工党内部造成极大的混乱。他们甚至还在工党1927年年会之前，撤销了提名麦克唐纳为司库的惯例。这显然是对麦克唐纳的一个示威。
当1926年3月“活命工资”政策刚一发表，麦克唐纳就立即批评这些提法。他认为，如果采纳了这些作法，“作为一个叫人很难接受的最低工资问题，就会像一轮磨盘石一样吊在工党议会党团的脖子上。”因此，他反对议会党团受理这类提法。他对这些鼓动者表示既不赞成又不理解。他再三强调实现社会主义不能急躁，并指出，即使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尚且发现社会主义是两代以后的事。如果工党政府企图超过他们，那或迟或早“必然会压制自由和出版，也许还要增加些狱吏”。他还写道：
“如果我们能够使人民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思考和行动，那么社会主义就近在咫尺了。我们的许多实际问题将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公民的头脑中。”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重视形式上的变革，而且更要重视人的本性的改造，即在知识和品德方面的改造。他还指出独立工党由于执行极端政策而变得无关紧要；“由于独立工党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党派，社会主义者也日益怀疑它的作用。在政治问题和方法问题上，独立工党还不如工党议会党团正确些，在宣传社会主义方而，独立工党要比任何政治团体能干得多。……作为一个政党的一翼，独立工党已微不足道了”。他还针对“活命工资”纲领反映出来的急于奔向社会主义的情绪，说：“社会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只被当成与资木主义斗争。”“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确实有被封在粗制尿壶中的危险，而独立工党搞的这类运动却正在把它引入泥潭。”有人把当时独立工党激进派的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即：他们认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破坏资本主义；而破坏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则是尽可能激烈地开展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套逻辑，麦克唐纳是绝不相信的。他不相信立即实行一些经济措施便会带来社会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有其正确的一面。有些从实际出发的结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也有某些借鉴作用。
在这场争论中，麦克唐纳还有一点是可取的。他把麦克斯顿等激进派头领与起草“活命工资”的主持者严格区别开来，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去。他在1926年3月致彭菲尔德（M。Bonfield）的一封长信中，就说明了：他把独立工党头领们发表的“决议案和宣言”与“投入大量精力的研究工作”区分开来。前者“只不过是使任何其他人民对政治策略或观点感兴趣的舆论”；而后者“却是对于每个人都感兴趣的社会主义进程作了最认真的思考。”这样，他在争论中较准确地抨击了麦克斯顿等人，而没伤害最初帮助调查、起草有关基本工资草案的许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3.大论战的结局
工党的这场绵延整个反对党时期的大论战，以双方更加对立为结局。这对于劳工运动是不利的。
首先，这次论战的发动者独立工党激进派领袖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当初的目的是对工党议会党团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改良主义政策。这个目的并未达到。麦克唐纳根本不理睬他们提出的主张，并且提出了批评。他们的“活命工资”主张并未得到本党地方支部的坚决支持。独立工党的基地苏格兰地方委员会就公开与麦克斯顿的宣传战役脱离。坚决拥护麦克斯顿的只有兰开厦分部。1928年麦克斯顿发动攻势的大会，以惨败而告终。麦克斯顿得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支持，独立工党的议员大部分还是支持麦克唐纳的政策。
其次，加速了工党的分裂和独立工党内部的分裂。由于《宣言》全面地推翻了工党一向奉行的政策，独立工党与工党之间的裂隙加深了。至1929年，麦克唐纳一向视为其老政治基地的独立工党，已成为与之敌对的领土了。同时，左翼领袖们也没有能控制整个独立工党，独立工党内部的分裂愈益明显。自从《宣言》发表后，与麦克斯顿对立的另一派独立工党领导人团结在达兰（P。J。Dollan）周围。这个独立工党内的反对派与麦克斯顿派实力相当。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使得劳工运动遭受了损失。
最后，埋下了日后复杂的党内斗争的伏线。“柯克—麦克斯顿事件”只是工党与独立工党之间真正意识分歧的一个序幕。此后，少数左翼分子开始结合，继续准备作新的冲击。自从1929年以后，他们攻击的重点不再是个人或工党，而是着重抨击渐进主义的政治哲学。序幕已经拉开，反映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不同思想和倾向，将编织出更加纷繁杂乱、光怪陆离的党内斗争。工党也只能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党内斗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组织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