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军攻陷南京
日华中方面军突破吴淞线后，向大本营建议：“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应乘敌人的劣势攻占南京。”日陆军参谋部作战部长下村定在御前会议上介绍陆军作战计划时，提出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利用上海及其周围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据此，华中方面军从11月下旬开始，分南、北两路向南京方向进犯。至11月底，南北两路日军逼近南京。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言，素为不战之地。因此，保卫南京不能以城区为重点，只能以其外围作为屏障。自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几十万大军在日军追击下向西撤退后，国民政府已无信心保卫南京，但是******担心在全国强烈要求固守南京和布鲁塞尔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势必遭到国内的反对，在国际上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在犹豫之中，******于11月下旬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南京防守问题。最后他否定了作战厅长刘斐等人关于作“象征性防守”和“适当抵抗”的建议，决定固守南京，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随即调集8个军计13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约15万人，并进行了防御部署：在南京外围，设置第一道防线，以5个军分别防守；在南京复廊设第M道防线，以2个军外加教导总队、宪兵队防守。
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第8号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当天，华中方面军决定用6个师进行南京作战。12月3日，日军分三路向南京方面进攻：北路1个师从镇江过长江，西进六合，攻占滁县，切断津浦铁路。南路1个师和1个支队从泅安和广德出发，经宁国和郎溪、石臼湖，占领芜湖和浦口，堵住守军的退路；中路4个师从正面向南京攻击前进，于12月7日进抵南京近郊。至此，日华中方面军已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
12月7日，******离开南京前召集少将以上守城将领训话，重申南京地位之重要，不能轻易放弃，并要求大家听从唐生智指挥，共同负起守卫的责任。8日，唐生智下令第一线守军退至复廊阵地继续抵抗，并采取禁止北渡长江等措施，决心背水一战。9日，日军集中5个师开始向守军复廊阵地全面进攻。光华门城垣首先告急，日军一部两次突入城内，均被守军消灭。日军受挫后，便于11日集中2个师猛攻雨花台和中华门，并对该地区进行昼夜轰炸。守军第88师拼命抵抗，2个旅长壮烈牺牲，终因部队伤亡过重，雨花台和中华门相继被陷。战至12日晚，紫金山亦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各城门均告失守，中国守军与从中华门突入的日军展开巷战，南京危在旦夕。12日下午，唐生智根据******的指示，向守城部队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时南京城已呈现混乱状态，除少数部队从正面突围出去外，大部分部队涌向下关，造成严重失控和极度堵塞局面。不少人挤死在城门洞里或淹死在江里，更多的人则在日军飞机和机枪扫射下丧生。12月13日，南京陷落。
12月中旬，日华中方面军又令第18师配合第101师向浙江杭州方向进攻，12月24日占领杭州。至此，京沪杭地区便成了沦陷区。
南京保卫战历时10天，以南京的陷落而告终。中国统帅部在上海失守、中国军队主力元气大伤的不利情况下，仍调集兵力组织南京保卫战，广大守城官兵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凭一腔爱国热情，以血肉之躯，力御强敌，这些都是值得称颂的。
南京保卫战失利决非偶然。敌我力量对比的差距、战前不利的敌我态势和南京易攻难守的地形，是造成南京失利的客观因素。在主观指导上也存在严重缺陷：******不相信、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寄希望于陶德曼的调停，结果落空。在南京城不利于死守的情况下，******没有采纳部下“作象征性防守”和“适当抵抗”的建议，而决定死守，导致守军撤退失时，这不能不是战略决策的失误。在战役部署上，不是从实际出发，把防御的重点摆在南京外围，而是犯了城内不宜死守的大忌，导致守军无路可退，蒙受不应有的巨大伤亡。
2.三十万生命血流成河
根据南京市档案馆档案资料记载，“七·七”事变前，南京拥有人口100余万，日军入侵前夕虽然流亡后方一部分，但到11月23日，南京尚“有人口约50余万”，如再加上十几万守城官兵和数万外地难民，总人口仍在60万以上。12月2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俘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1947年3月，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时间调查、取证认定，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判决。该《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在其他地方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南京大屠杀。日军南京大屠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据不完全的统计，集体屠杀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之多。据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315起控诉案的查证结果，属集体屠杀而焚尸灭迹者共有28案，其中屠杀数在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案件有10起，它们是：1937年12月15日，在上元门外沿马路至鱼雷港江边一带，日军用机枪射死被捆的俘虏和老百姓达9000人以上。10月25日下午13时，中国军警2000余人为日军俘虏后，被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尚未死者悉遭活焚。12月16日下午6时，聚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扫射后，弃尸江中。12月16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12月17日，在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日军对约3000名被拘禁者，初以机枪扫射，继而将剩下的2000余人驱入一茅屋内，浇上汽油烧死。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被囚禁在幕府山的中国军民5.7万多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射杀，其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12月间，在城外宝搭桥及鱼雷营一带，日军屠杀中国军民3000人以上。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屠杀中国军民28730人。12月间，难民和被俘士兵7000余人，在南门外附近凤台乡、花神庙一带被日军枪杀。12月间，日军在燕子矶滩屠杀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5.5万人以上。
除集体屠杀外，日军零星的分散屠杀更是不计其数。据中国战犯审判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附件记载，除上述10起集体屠杀案外，还有有据可查、规模不等的屠杀事件870余起。据不完全统计，分散屠杀人数至少在15万以上。
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以前，日军主要在东起栖霞、龙潭，西至板桥、双闸，南从六山、牛首，北达长江北岸和浦口的广大郊区农村进行屠杀。凡是日军所到之村镇，都染有中国人民的鲜血。如江宁汤山镇许巷村近200户人家，就有100多个年轻人被日军刺死。由城里逃难到沙洲圩的南京烟草公司经理马明福一家6口，及其亲戚7口，外加本村50多人，也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日军对南京市区的屠杀是从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区以后开始的，先是在南京各城门内外，大肆屠杀；然后，杀向市区大街小巷。日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揭露说：“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飞散，有的缺肢少腿，身首异处，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
日本兵在南京城内任意屠杀中国的儿童。一个外国证人说：“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那个人一动就被枪击。”中国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起诉书》中，对日军的这类杀人暴行作了描述；“吴学诗等拉夫不从被杀，李又名等完成夫役亦被杀，殷德才等见放火施救即被杀，张贡才见燃烧民房哀求亦被杀，又李孙民之被杀，以其避难于防空壕中，韩马民等数十人之被杀，因强索柴米之告罄；又向赵陆氏等索姑娘不获杀之，强奸周张氏等不遂杀之，强奸或轮奸杨刘氏等后又杀之；又张世雄等因护子女而被杀，王三毛见父母被害号泣而被杀。”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常用的手段有枪击、刺杀、砍头、刀劈、剖腹、挖心、水溺、火烧、狗咬、活埋、锥刺、摔掼、活靶、宫刑、穿刺****和****等等，屠戮手段之残忍，也许在原始社会时期也不曾有过。
家破人亡在素以残杀中国人著称的日军第16师中，有2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进行所谓杀人比赛。约定在占领南京时，看谁先杀满100人，谁就是胜利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因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两人相遇在紫金山下，野田说：“我杀了105人。”向井说：“我杀了106人。”由于确定不了是谁先杀满百人之数，于是决定再赌看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12月11日，比赛继续进行。对这些杀人魔王的暴行，日本报刊不仅不予谴责，反而以“百人斩大接战”，“百人斩超记录”的标题予以宣扬。日本侵略军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正义，竟灭绝人性地以南京市民作其射击、刺杀的靶子，传授杀人技术。他们或将被害者绑悬树梢、电杆上，以枪瞄准射击；或者迫使被害者排成一行，然后由一个或数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齐朝他们身上刺去，其余日本兵则在一旁观看；或者将被害者绑在木柱上，一个日本兵用军刀劈杀，其余均在旁观看、效法。日军第114师重机枪分队一等兵田所耕三就曾对人说过：“我在城里扫荡过‘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吗，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进行了10天左右。”
3.日寇犯下的滔天大罪
除了最残忍的大屠杀外，就是对无辜的妇女进行野兽般的****蹂躏。一位曾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日本兵田所更三揭露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女性。不管老太婆也罢，什么也罢，谁也逃不过去。我们从下关派出木炭卡车，到各村落、各街坊掳来许多女人，分配给士兵们，大致15～20人分配到一个，找到仓库等墙边挡太阳的地方，拿些树枝树叶遮一下，当做强奸场所。中队长用图章盖在纸上，叫做‘红卷’，大家拿着这个东西轮流入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死。”一位目睹日军这一兽行的原鼓楼医院外侨麦加伦牧师，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周过去了，这里成了世上的地狱……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闻知有如此残忍之事。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1000多起，连白天也有好多这样的事。如果有抵抗或者不答应的话，就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打死。我们能够在一天内写上数百件，民众在绝境中呻吟着。”
被日军轮奸后杀害的妇女。横行无忌的日军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妇女就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孺9000多人。数日内，“被其****之妇女约占半数”。南京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称：“难民区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洁身自爱，清白无瑕。”****成性的日军即使对年逾古稀的老妇和尚未成年的幼女也不放过。一天，3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家中，轮奸了一位已经60多岁的老妇，其孙哭泣不已，被刺两刀。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3人，长女18岁，次女13岁，小女9岁，均被日军轮奸。小女儿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残暴的日军对孕妇和刚分娩的妇女也进行凌辱。12月19日，一名孕妇被日军拉着要强奸，婆婆前去阻拦，被一脚踢开，用刀剖开腹部，胎儿流出，两条性命俱丧。赛虹桥北村55号张孟氏，分娩不久，即遭日本兵强奸，因伤势过重死去。在被日本兵强奸的妇女中，还有出家的尼姑。一位名叫松泉的女尼，于五福横首被日本兵强奸致死。
日军不仅肆无忌惮地强奸、轮奸妇女，更为凶残的是许多日军在****妇女后，又用种种残暴手段将其杀死。据当时目睹这一惨状者记述：“有时用刺刀将****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阴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一旁拍手大笑。”一些残暴的日军在蹂躏妇女之后，还灭绝人性地强迫公奸其媳，父奸其女，子奸其母，僧奸少女，以供取乐。据一目睹者说：日军进城第四天，一伙日军闯入水西门的刘姓家中，见一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执一足，然后轮流强奸”。继之强令其父强奸其女，父不允，日兵则以刺刀猛刺，父女同时毙命。一天，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扮成男子出城寻找父母，不料在中华门被守城日本兵识破，当即被拖入卫兵室轮奸了。这时，正好一个和尚走过来，日兵即令其续与行奸，僧拒不从，被处宫刑致死。
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兽行，延续达6周之久，涉及地域之广，强奸人数之多，其手段之毒辣，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日军的种种兽行表明，其人性已经泯灭殆尽。就连日本的盟友、德国政府也从它派出的代表得到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该报告最后把制造这种暴行的日军称为“兽类的集团”。
日军在侵战南京后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永远也磨不掉的阴影，中国人应时刻谨记。除此，还要对此进行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的科学分析，因为有史以来的侵略战争还不曾有此记录，说明了日本人的残暴和心理畸形。
4.公然的强盗
日军在南京的另一暴行是对一切财物的掠夺。从城外到城内，从城内各个角落到难民区，无时无处不抢。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侨的，都遭日军“光顾”，劫掠一空。抢劫的时间，长达2个月。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抢劫、强奸、纵火往往是同时进行，有时还要杀人灭口，搞得不少市民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一位外侨在信中说，“城内几乎每所房子都遭到了日本兵掠夺，即使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官邸及外侨住宅，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衣服、被褥、毛毯、钟表、字画、食物、现金，以及其他稍有价值的物品，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
日军在南京大肆抢劫。日军大规模的抢劫是在其既定的掠夺政策指导下，有组织地由各部队进行的。南京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博士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说：“这种抢劫是非常有组织的，使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并且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日军有组织掠夺的主要对象是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和商店。一位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在信中写道：“南京的店铺尚未遭到袭击的，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军用仓库。大多数的店铺，日本兵一来，先把明显的东西抢走。接着在军官的指挥下，有计划地把一切物品用军车拉走，尔后付之一炬。”根据战后南京市临时议会不完全调查统计，在南京事件中，日军共抢劫各种器具30.9万多件，衣服590多万件，金银首饰1.42万两，书籍14.86万册，古字画2.84万件，古玩7300件，牲畜6200头，粮食1200万石。所抢劫的其他财物，如工厂设备、原料、车辆、铁器等尚未统计。
纵火是日军摧毁古都南京的主要手段，也是其重要的暴行之一。日军占领南京之初，就在其军官指挥下，士兵手执火把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到处随意放火。12月20日，一位外侨在日记中写道：暴行继续发生。全城大火蔓延。下午5时，我和史密斯乘车外出，城内最繁荣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火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目睹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再向南行，看见日本兵忙于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火舌正向天空飞腾。日军不仅在城里纵火，而且郊区农村也没有逃脱日军的洗劫。
日军纵火时间长达数月。德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罗森，1938年1月15日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这次日军纵火破坏究竟有多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的，一个接一个的被烧掉，全市约1/3被毁了。”至于郊区，则“在南京四周200华里（约66英里）以内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另据战后南京市临时议会1946年公布的《抗战损失调查》表明，全市共损坏高大华丽房屋748幢和3.1万多间。
5.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的行动
南京大屠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法西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是由日本最高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
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膺惩暴支”的声明。9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宣称：“我国为了使这种国家反省他的错误，而决心予以决定性的打击。”对于这些，松井石根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时，曾对陆相杉山元说：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并且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他笃信只有武威，才能迫使中国人民畏服。在他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中，规定了占领南京后，由各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的任务。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认定：“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日军在南京有组织的大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向所部下达了“机密，阅后销毁”的命令：“杀掉全部俘虏。”该军第16师师长中岛今吾和第13师第103旅长山田旃二在日记或笔记中，都记载了执行虐杀俘虏的命令和残杀俘虏的情况。隶属于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是这样，归第10集团军统辖的第114师也不例外。该师第66团第1营在其战斗详报中也记载有“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10多名为一组枪杀”。
由此可见，不保存俘虏的方针绝非那一个部队的发明，至少是来自日华中方面军的指令。此外，日第10集团军所属第6师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到该师司令部采访时，看到一份关于屠杀平民的命令文件。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正是在这一方针和命令下，侵华日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大屠杀事件。
至于日军在南京****、纵火和破坏的暴行，也是在日本当局和军官的纵容下进行的。对于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师长中岛今朝吾曾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妇女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一位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志愿兵”在手记中写道：“上级号召士兵们要去养精蓄锐（搞女人）”，并挑唆说，“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日本兵在南京的劫掠和破坏，是在日军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自谋自活”的征收令的幌子下干的。一位曾参加过这一暴行的日本兵追述说：正是这个征收命令，使“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而且强暴了中国妇女。”
日军在南京所犯的种种罪行，还得到了日本当局的默许和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自1937年12月14日至21日，先后12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并在照会中附录烧、杀、淫、掠罪行计113案，促请日本当局注意约束部属，防止暴行扩大。但是，日本当局对抗议信函一概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