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年间的文化专制中，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制文人士大夫，剪除异己，诛杀文人儒士，所谓文字狱，就是朱元璋通过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不管是上级表笺，还是平日写就的只言半语，也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特刑廷”，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思想箝制，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朱元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上皇帝，武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同时，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建国时，已是满腹经纶、博通经史的天子了。洪武年间，各项朝仪、礼仪、法律、科举、学校等规章制度均出自文人之手。朱元璋深知，马上功夫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因此，明王朝建立后，他重用文人，但后来，朱元璋的权欲越强，文人儒士不能不用，虽然难驾驭，却又不能不驾驭，这是统治的需要。开始时，朱元璋并不挑剔文字，但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闲中古今录》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有人对朱元璋重用文人心里不平衡，说文人喜欢挖苦人、诽谤人。比如张士诚，他一辈子宠待文人，俸禄高，待遇优厚，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将文人儒士捧上了天。称王之后，他要取一个官名，文人为他起名士诚。朱元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第二，举行乡饮酒礼。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举行乡饮酒礼，后又将乡饮酒礼图式颁于天下。这一仪式是让民众每年在规定的时间举行宴会，不过宴会的目的不是吃喝，而是“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是一种重要的教化手段。
第三，设立社学。朱元璋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建国以后，即令郡县普遍设立学校。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又令天下立社学，其目的有二：一是让民间子弟读书识字，得到开蒙教育；二是让乡民亲睹教化，以致良风良俗。
第四，强制讲读《大诰》。朱元璋颁行初编《大诰》时，为了迅速普及，规定官民每家都要置备一本，凡犯笞杖徒流罪，家有《大诰》则减罪一等，无则加罪一等。颁行《大诰续编》时，更规定“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为了让百姓不但收藏而且熟悉《大诰》，朱元璋特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
第五，设立老人。朱元璋在推行里甲制后，下令设立老人，选择处事严谨、为人敬服的高龄老人充任，每里员数从三五人以至十人均可。老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掌行教化。
后朱元璋还下令每个乡里，都要置备一个木铎，一边高喊：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几句话是朱元璋亲自编定的，称为教民“六谕”，它在明初被频繁宣讲，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璋说：“这名字起得不错，挺好。”那人又说：“不然，上当了。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读成：‘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让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亲自查了《孟子》一书，果然有这句话。于是，他开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们上的表笺了。这可以说是文字狱的导火线。但从实质上讲，即使没有这故事，随着朱元璋对文人儒士的猜忌心理的加重，杀戮文人士大夫也是早晚的事。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于是，他开始对“光”“秃”之类的词忌讳了。连“僧”以及同音字“生”也感到别扭，不能用。红巾军被元朝及地主、官僚们称之为“贼”、“寇”，因此他最怕人说他是“贼”、是“寇”，发展到与“贼”同音的“则”字，看着也不顺眼，一律在忌讳范围之内。谁要是用了，就是在有意地骂他，对他污辱。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的生日及皇家喜庆的日子，都照例要上表笺庆贺，对皇上的恩典，也要上表笺谢恩。表笺上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这些表笺一般是由学校教官代写的。根据记载，这小小的表笺便成为朱元璋屡兴文字狱，诛杀文人儒士的凭证。如浙江府教授林元亮在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所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也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朱元璋牵强附会，把表笺中所有的“则”都念成“贼”，硬说是这些人存心骂他。又如，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的《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
朱元璋将“有道”念成“有盗”，“青门”是指和尚庙，讥讽他做过和尚。于是下令将上面作表笺的人一律处斩。
有一和尚名来复，为讨好皇帝，作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盛”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很恼恨，认为其中的殊字是歹朱，明明是在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指我无德，于是下令将和尚给斩了。如此做法，吓得人人自危。根据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百姓禁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又在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令出榜文禁止民间百姓取名时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即使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改，如医生只许叫医士、医人或医者，不许叫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样的话，朱元璋读后气愤极了，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也）发，说我是秃子。
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把礼部官员们搞得战战兢兢，请求朱元璋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有所遵循，1396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贺谢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今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此后，照规定的表式抄录，只填写官职姓名，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才告——
段落。不过此时离朱元璋驾崩仅三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