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以后改名为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枣林人。他是明清之际一位著述谨严、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虽然谈迁家境贫寒，但自幼就酷爱历史，而且这种独特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增无减，因此，在弱冠之年就读了大量的史书。他逐渐认识到历史的价值贵在经世致用，不读史就难晓古今沿革和兴替，不读史就不能很好地治国平天下；史贵真实，学用经世。他阅读史书，勤奋不苟。幼时培养起来的兴趣在激励着他，严酷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时地激发着他，他处在明朝腐朽没落后金崛起的动荡的历史时期，明朝的官员们声色犬马、结党营私；谈及国事，争相推避，只会媚颜悦主，无视女真雄视中原、破国亡家近在旦夕的危机，忠臣见谤、奸佞横生。耳闻目睹这一切，他心痛如焚，他深感自己手中的笔越来越沉重了，他决心终生不做官，用真实的笔触写下这时代的巨变，留给后人，作为永世的借鉴。
谈迁勤读史书，并非徒留耳讼，炫耀人前以为博，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心灵来重新审视历史，力求心得。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发现明朝的实录中有好几朝的实录在内容上有失实、歪曲的现象，而且各家编年史中又多有讹舛疏陋、肤浅冗沓的弊病，于是，他决心亲自动手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谈迁的编写工作始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用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初稿。他发现初稿在内容等方面还不完善，以后陆续加以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他又续订了明末崇祯、弘光两朝的史事。为了求真求善，谈迁修订增补初稿就花了长达26年的时间，光阴如流水，并未付东流！
谁料想，两年后，也就是1649年，这部花了半生心血编撰的稿子全部被人偷走了。这意外的打击，使谈迁这位57岁的老人痛心入骨、悲愤欲绝，忍饥挨饿的日子熬得过，访求史籍的辛苦也受得起，可这飞来之祸怎么也料想不到啊！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书稿呢？难道几十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终生难遂心愿了吗？感至于此，伤心的泪水从他那满布皱纹的脸颊上流落下来，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洒落在他那旧得发白的衣衫上。他步履蹒跚地来到户外，良久地站立着，任无情的凄风撕乱他花白的头发，任如鞭的淫雨击打他那摇曳的身躯……
书稿是找不回来了。但谈迁转念一想，初稿不是人写的吗？只要人还在，就有书在。他的泪眼最后涌动出的是意志、希望的火，是对余生光阴切切的关注。他决心趁自己的脑子和手还好使，起笔重写。又经过了5年时间，终于将《国榷》重新编成。望着案前堆积如山的书稿，他的脸又绽开了笑容，这是终生夙愿的达成，是经历身心交瘁艰难岁月后流露出的倔犟和自信。这时谈迁已62岁了，他时感力不从心，脑子也有些迟钝了，手脚也不太灵便了。但他没有气馁，为了定稿，他竭力想把那些因时间太久而印象模糊的事迹弄清楚。他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一点银两携书稿来到北京，去访问那些明朝遗老、豪族、宦官，并亲自到那些故址旧迹踏查。
长期的写作生涯，使他的头发全白了，眼睛也花了，清苦的生活使他只能穿粗布衣衫，在那些达官贵人眼中，他只不过是个穷秀才，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因此，谈迁常常遭到冷遇。但他不灰心，不泄气，直到把模糊的问题弄清为止。他深知达官贵人的白眼算不了什么，关键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夙愿，做一个终生无悔不愧的人。他这样偌大年纪，还走访了“十三陵”，登上了香山，对那些古迹，反复考察，哪怕是一块残碑，一截断垣，也不放过。他一边观察，一边在纸片上记录，不肯漏掉有补于书稿的丝毫信息。他为对书稿拾遗补缺而搜寻资料，几乎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人们都把他当成疯子、傻子，可他心中有足乐事，哪管世人的睥睨和奚落，一步一个脚印，依然故我。他就是这样在北京呆了整整三年。离京后回家对书稿继续进行修订，直到自己满意，才正式定稿。成书后的第二年，这位一生矢志为自己的著述事业而不懈奋斗的老人与世长辞了。
谈迁编著《国榷》，主要根据列朝实录和邸报，再广求遗闻，参以诸家编年，所采诸家著述达百余种。他对实录和诸家著述并不轻易相信，对史事的记述采取慎重态度，取材广，选择严，能择善而从。这就为其编著工作在技术处理上又增加了一层难度。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榷》关于万历以后明朝以及后金史事的记载，多为他书所不传，加之当时没有刊行，没有遭到清人篡改，所以史料价值较高，是后人研究明史比较可靠的资料。为了著成这部史书，谈迁从1621年动笔到1656年定稿，前后用了35年时间。不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隆冬，无论是在途径坎坷的旷野，还是在月映烛照的斗室，他都没有懈怠过。他的一生是在穷困的环境中度过的，直到晚年，仍靠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他这种不折不挠、求索攻坚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受到了后人的景仰和称道。谈迁和他的《国榷》一同辉映在中国的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