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呀！”
这声音并没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过的玻璃似的那么闪耀。
“她怎么这时候来的呢，她从北四川路来的……”这话在我的思想里边绕了一周。
“请进来呀！”
一时看不到她的全身，因为她只把门开了一个小缝。
“日本和中国要打仗。”
“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真的吗？”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有五个钟头。”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两下枪响。
“池田，是枪声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天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开枪并不是事实。第二天我们吃完饭，三个人坐在地板的凉席上乘凉。这时候鹿地来了，穿一条黄色的短裤，白衬衫，黑色的卷卷头发，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边，很习惯的就脱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来他很快活，日本话也说，中国字也有。他赶快地吸纸烟，池田给他做翻译。他一着急就又加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转过脸来向我们说：
“是的，叭叭开枪啦……”
“是什么地方开的？”我问他。
“在陆战队……边上。”
“你看见了吗？”
“看见的……”
他说话十分喜欢用手势：“我，我，我看见啦……完全死啦！”而后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轻松里边打着转。我看他像洗过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奋，因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像讲着与他不相干的，同时非常感到兴味的人一样。
夜晚快要到来，第一发的炮声过去了。而我们四个人——池田、鹿地、萧军和我——正在吃晚饭，池田的大眼睛对着我，萧军的耳向旁边歪着，我则感到心脏似乎在移动。但是我们合起声音来：
“哼！”彼此点了点头。
鹿地有点像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紧。
第二发炮弹发过去了。
池田仍旧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们大概是用一种假象把自己平定下来，所以仍旧吃着饭。鹿地的脸色自然变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这炮声就使我脱离了祖国。但是他的感情一会就恢复了。他说：
“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霉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们到S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第二天我们到S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很讲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当然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抬头看到池田在那边也张开了一个大本子。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又过了两天，大概他们已经写了一些日记了。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哪里去了呢？S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S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S家很不便，当时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
“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勒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楼说：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像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
“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余话：
“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接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
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像贾伯林又像日本人。
“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像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
“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像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了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链锁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像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
“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况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却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像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
“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
“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
“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
1938.2.20临汾。
（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