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人，182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七岁时，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容闳因家境困难，为了求生，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两年后，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刻苦钻研，经常攻读到深夜。经过努力，他的成绩优异，多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蜚声于校园内外，容闳的兴趣广泛，选修了多门学科，学识的增长，使他看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也看清了当时中国清政府的腐败透顶，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美方不止一次地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爱国之心，他要把知识献给祖国，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祖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然而，回到祖国的容闳，并未受清政府的重用。为了生计容闳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他在海关当过翻译，在洋行里当过书记员。他虽然得到了温饱，但总感到自己报国无门。在这期间，他看到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大屠杀，激起他无比痛恨；他对太平军产生了敬慕之情。他曾拜会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向干王提出关于建设军队、政府、银行、学校等七点建议，这是容闳首次提出的为中国谋富强的大计。干王虽然知道这些建议十分重要，但战事频繁，无法实行，把这些建议搁了下来。容闳也离开了太平军。
自己能为祖国干些什么？容闳想起在同外商交往中，中国由于缺专门人才而多次失利，许多应由中国人掌管的要塞、军舰、海关等重要职务，都任用外国人，甚至与西方国家谈判时，中国的首席代表竟是外国人，想到这里，容闳既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为中国缺少新式教育感到不安。他想如果每年能有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就能造就许多通晓西学的人才。
1868年，容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选派留学生计划，几经周折，他再三努力，两年后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1871年夏，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入的幼童先在预备学校补习英文。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每年派遣30人，完成了留学120人的计划，容闳任留学生副监督。
清政府派出的监督，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对支持学生的副监督容闳更是怀恨在心，多次向朝廷告密，说容闳纵容学生，说这些留学生即使学成回国，也不能为朝廷效力，要求撤回留学生。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1881年，赴美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使容闳的计划半途而废。
1873年，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向清政府奏请从西方购买武器一事。直隶总督让他就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签约问题与秘鲁特使谈判。秘鲁特使声称华工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而容闳以前在澳门就亲眼见过许多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被人贩子们像牛马似地牵往船舱，听说过受骗华工被人贩子在市场上拍卖，不少华工因反抗被杀或跳海自杀。容闳义正辞严地怒斥了秘鲁特使，并向直隶总督汇报了所见所闻，欣然接受直隶总督的派遣，到秘鲁去调查华工的情况。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到了华工遭受的折磨和奴隶主的罪恶，并把华工身上被笞、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罪证。
容闳的秘鲁之行，使华工受虐待的真相大白。清政府宣布禁止华工出洋。秘鲁特使虽竭力抵赖，但在容闳拍摄的一幅幅照片面前，无言以对。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容闳在美国得知消息，忧愤交加，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军舰并雇用外兵，抄袭日本的后路，使其腹背受敌。张之洞请他去伦敦借款，但这时，清政府已对日本屈辱求和，借款计划也告中止。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容闳再次回到中国，他建议实行新政，创立国家银行，发展资本主义，都受到阻挠而失败。后来，他又组织修建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不料，德国有山东筑路权，不许铁路从山东通过，容闳不得不放弃筑路计划。
屡遭挫折，使容闳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嘴脸。他开始倾向革命，他结识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经常与他们讨论救亡图存的方略，容闳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支持唐才常并参加发动“自立军”起义。在上海张园的“国会”上，他被公推为会长，并起草了对外宣言。可是，宣言还未正式发表，唐才常在汉口遇难，容闳被列为通辑的首犯，他不得不潜往香港。两年后到美国避难。
在斗争中，容闳认识到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号召各界进步人士要支持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1909年，他写信给他在美国物色的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让他们支持孙中山。经容闳介绍，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建立联系，举行会谈，制定起义计划。并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筹组临时政府等。
1910年5月，82岁的容闳病倒了。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容闳非常高兴，并致函：“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他的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鼓舞。
孙中山高度评价容闳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业绩，称他为“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并致函，希望他回国参加民国的建设。可是，容闳接到孙中山来函时，已卧床不起。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他在临终遗书中让他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写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老人金子般的语言，激励着两个儿子，他们回国后，一个任矿冶工程师，另一个任广东军政府军火局长，两人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正因为有许多像容闳这样的仁人志士抱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祖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美好愿望，中国才一步一步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