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为此还创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Informationization”。但“信息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信息化”作为一个专业词汇，是非常东方化的说法，欧美学者采用这种说法较少。如在提到“企业信息化”时，欧美国家更多地说“Digital Enterprise（数字化企业）”而不是“Enterprise Informationization”（张旭梅，2003）。尽管叫法不同，但美国学者在信息化方面做了大量研究。1959年，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指出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最优信息系统或最优信息结构的一门经济学。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Stigler）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上发表了“信息经济学”一文，第一次将信息资源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认为信息是经济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斯蒂格勒提出信息经济学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在信息技术效益、信息技术采纳行为、信息化成熟度模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2.1 信息技术效益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发现对计算机的大量投资似乎并没有转化为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这一现象引起人们对IT投资能否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产生怀疑。1987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纽约时事书刊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对信息技术生产率问题做出了如此的表示：“We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 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这就是著名的“IT生产率悖论”。“生产率悖论”问题提出以后，引起了经济学家、管理者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数据样本，对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信息技术受到质疑的时期，对于信息技术未能为企业提高产出的现象，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假说来解释这种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林约尔弗松·埃瑞克提出的四种假说：（1）测量失真，认为传统的统计方法没有突出考虑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某些服务行业产业的变化；（2）时间滞后，由于制度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IT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扩散，阻碍了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时间滞后；（3）利润的再分配和散失；（4）IT的管理不善。
除了从统计意义上探讨信息技术与企业生产率的相关性外，还有学者从信息技术对企业中间业务流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强调信息技术对企业带来的间接效益，并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罗特和米勒（Loter and Miller）在理论上总结出信息技术以三种途径影响竞争：引起产业结构和竞争的变化、支持新产业或新业务产生、利用IT的企业产生竞争优势。许多学者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述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社会、企业发展的影响，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3年贝尔（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1980年托夫勒（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1982年奈斯比特（Naisbitt）的《大趋势》等。凯廷格等人（Kettinger et al，1994）通过调查流行出版物、学术文献和相关的案例研究，发现了IT战略能使公司掌握竞争优势，并保持5～10年之久。巴拉等人（1995）研究了IT支出和各种生产率以及绩效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IT资本与能力利用、存货周转、质量下降和相对价格具有正向关系，营销IT采购与相对价格具有负向关系。也有学者认为IT投资并不能保证公司能够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布莱杰夫逊和希特（Bley Jefferson and Hiller，1996）在一项研究中认为生产率、消费者价值和公司盈利是信息技术投资价值的三种不同测度指标，研究结果说明，信息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公司生产率，但是并不能保证公司能够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因为竞争对手可以复制公司的IT投资计划，所以公司并不能取得超额利润。安德鲁（Andrew，1999）指出，信息技术投资会引发四类组织变革，包括组织内部结构变革、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群体、由专业公司取代层级制企业的许多功能以及企业业务整合，这些变革有利于企业提升管理效率，从而提供企业竞争力。
国内学者亦对企业信息化与企业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谢康（1999）从企业竞争要素出发，提出了信息技术主要通过形成差异产品或服务、改变竞争方式、扩大竞争领域、二元交易成本、产品与技术创新、虚拟竞争与企业敏感性、人力资源与企业素质等途径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指出了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9个误区。卫春增（2004）研究了企业管理变革与企业信息化的关系，阐述了基于战略的管理变革和基于战略的企业信息化，分析了二者相结合的效应。沈其强（2005）分析了信息化对核心竞争力各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与效应。谢康（2005）探索信息了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问题，考察了信息技术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途径和关联结构。文中认为，信息技术通过对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与组织学习四条路径的影响，来提高企业的绩效。
1.2.2 信息技术采纳行为
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基础阶段：研究影响企业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起，信息技术在企业中广泛应用并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贝利和皮尔森（Bailey and Pearson，1983）提出影响客户满意度的39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和提炼。切尼（Cheney）等做了进一步工作，将影响因素归纳为三类：不可控变量、部分可控变量和完全可控变量。在这一阶段，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多从软件开发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象的解释和归纳，剖析影响企业信息技术采纳和使用效果的内在原因。（2）提高阶段：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研究企业信息技术采纳的行为逻辑。随着对影响因素探讨的深入，许多研究认为意向模式比态度、信念和感觉更接近人类的行为。菲什拜因和阿杰恩（Fishbein and Ajzen，1975）提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衡量自发性的行为意图，认为人对特定行为的态度由社会群体和个人因素引起的认知差异所决定，态度会影响人的实际意图，从而决定人是否采取实际行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的引入导致研究体系的整体变革。以数理科学为背景的企业满意度研究转向以行为科学为背景的员工认知意向研究，这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方法论。（3）发展阶段：依托理性行为理论，进行系统建设。上述因素必须被整合起来，才能更方便地研究信息技术的采用和使用的行为。戴维斯（Davis，1986，1989，1993）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探讨认知、情感因子与科技使用的关系，发展技术接受模型架构。该理论舍弃理性行为理论的社会群体因素，在个人认知中导入有用认知（Perceived Usefulness，PU）和易用认知（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两个信念，分别衡量科技对工作表现的效用程度和认识科技的容易程度。易用认知和有用认知会影响使用科技的态度，进而影响行为，另外，易用认知同时也会影响有用认知。
也有学者按照时间将采纳行为理论划分为采纳前理论与采纳后理论。采纳前理论包括合理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规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合成的TAM与TPB（Combined TAM and TPB，C-TAM-TPB）、PC利用模型（Model of PC Utilization，MPCU）、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采纳后理论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个体与组织如何持续地利用与扩展IT功能，影响个体与组织持续利用与扩展IT 功能的因素是什么。采纳后理论主要包括康波（Compeau，1999）等人对采纳后IT使用的度量问题进行了研究，确立了关于采纳后使用情况的度量指标，例如使用频率、使用时间跨度、使用程度、用户对系统的依赖程度、使用的特征数等。Igbaria（1995，1996）等学者研究了采纳后的行为与采纳前行为的关联性，指出了IT采纳行为是路径依赖的；Bhattacherjee等学者把采纳后行为的研究扩展到了特征层，认为在IT的采纳后行为研究中，不应当把IT看作是一个黑箱。乔恩·贾斯帕森和帕梅拉·卡特（Jon Jasperson and Pamela E。Carter）最近对于采纳后个体行为所进行的系统性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是开创性的。此研究给出了采纳后行为的行为模型，描述了决定采纳后行为的变量及其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模型是一个带有反馈的模型，用以说明采纳后的行为会反过来影响采纳动机，在本质上用以说明采纳后行为的路径依赖性，对于采纳后行为管理干预至关重要。所以贾斯帕森也给出了一个用以描述管理干预机理的管理干预模型，也详细分析了各种干预源与干预目标，并进一步地将管理干预模型与个体行为模型相结合，建立了两层结构的采纳后行为模型。
1.2.3 信息化成熟度模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兰（R。Nolan）首先在1974年提出了信息系统发展的4阶段论，之后经过实践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于1979年又将其调整为6阶段论。诺兰把阶段（横轴）分为初始期、普及期、控制期、整合期、数据管理期和成熟期6个阶段，这是一种波浪式的发展历程，其前三个阶段具有计算机数据处理时代的特征，后三个阶段则显示出信息技术时代的特点，前后之间的“转折区间”是在整合期中。由于办公自动化机器的普及、终端用户计算环境的进展而导致了发展的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又称为“技术性断点”。“诺兰模型”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模型，以后的学者在研究信息化成熟度模型时多以此为基础。
在诺兰发表“诺兰模型”后，有多位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改进。西诺特（W。R。Synnott，1988）参照“诺兰模型”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理论，主要考虑到了信息随时代变迁的变量。他用4个阶段的推移来描述计算机所处理的信息——从计算机处理原始数据的“数据”阶段开始，逐步过渡到用计算机加工数据并将它们存储到数据库的“信息”阶段；接着，经过诺兰所说的“技术性断点”，到达把信息当作经营资源的“信息资源”阶段；最后到达将信息作为带来组织竞争优势的武器，即“信息武器”阶段。西诺特和诺兰的模型均将系统整合（集成）和数据管理分割为前后两个阶段，似乎可以先实现信息系统的整合后再搞数据管理，但后来的大量实践表明这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信息化专家米歇（Mische）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此作了进一步修正，揭示了信息系统整合与数据管理密不可分，系统整合期的重要特征就是搞好数据组织，或者说信息系统整合的实质就是数据整合或集成。米歇的信息系统发展阶段论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具有“四阶段、五特征”的企业综合信息技术应用连续发展的“米歇模型”。即信息技术应用的连续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更新阶段。决定这些阶段的特征有五个方面，包括：技术状况；代表性应用和集成程度；数据库和存取能力；信息技术融人企业文化；全员素质、态度和信息技术视野。
除了上述模型外，信息化成熟度模型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汉纳（Hanna）的信息技术扩散模型、EdgarSchein模型、SW-CMM模型、COBIT框架下的IT过程成熟度模型、技术-信息卓越度模型、业务-IT联盟成熟度等模型。国内学者左美云（2005）提出了基于专家调查的组织信息化成熟度模型。
1.2.4 农业信息化及农业企业信息化
随着信息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领域也引起学者兴趣，近年来，我国农业信息化及农业企业信息化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
王人潮（2003）指出，信息农业的技术体系因为农业经营范围和内容不同而会存在差异，但框架至少要包括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系统和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三大块。其中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数字化信息的储存库，其内容包括社会经济信息、环境资源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等；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农业资源信息系统、农产品营销网络系统等；而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农业生产管理经营单位提供实用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服务，解决“种什么”和“怎么种”的问题。
刘世洪（2003）通过对数字农业初步探讨，提出数字化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基础、农业企业信息化是实现农业信息化的突破口等观点，并着重介绍了农业企业信息化技术研究的成果。钱平（2003）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决策信息化技术研究综述》中指出，在“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和基础条件，2000年国家科技部制定了“农业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该项目目的是研究农业信息化具有共性的关键技术并加以推广应用，促进我国农业信息化，提升农业现代化技术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承担了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决策信息化技术研究”课题。课题经过两年的努力，取得了一批成果，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主持开发的畜禽饲料营养知识咨询与配方远程优化系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主持开发的畜禽疾病远程诊断专家系统与防治咨询系统、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主持开展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技术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主持、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网景盛世技术开发中心参加建立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网站等。
国内学者亦对技术创新在农业中的扩散进行了研究。农业技术扩散和采纳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技术自身特性因素、企业组织特性因素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特性因素，具体为感知收益、技术成本、技术相容性、企业规模、企业高层主管特性、竞争压力、政府推动、已采纳者意见等。林毅夫（1994）认为农场规模对采用杂优种的决策具有正效应，并由此推测由家庭责任制的变迁所带来的规模过小可能会成为妨碍技术变迁的因素。黄季焜（1994）认为技术选择差异的原因在于承担使用新技术的风险或不使用新技术带来的潜在损失的能力的差异。孔祥智（2004）则认为规模因素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并不明显，技术选择差异的原因在于技术采纳成本不同造成的采纳门槛差异以及不同经济水平下农户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差异。是否采纳一项新技术是一个新旧技术生产效果的比较过程，只要生产者认为对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益，他就可以选择新技术。研究结果显示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内部的决策模型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禀赋对其决策的影响。如果能够把农业外经营的机会也包含进决策模型，则所有有悖于习惯认识和现有研究结论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农业技术采纳过程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步是从媒体到观念领导者（能够以非正式方式影响农户采纳技术创新的态度和行为，并频繁达到预期效果的人），主要是信息的传播；第二步是从观念领导者到跟随者，主要是通过人际影响来实现。农户对技术创新的采纳决策与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采用具有类似的过程特征，即采纳过程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包括“认知阶段”（进行功能认知，消除有关技术创新信息的不确定性）、“说服阶段”（评估不同信息，降低采纳技术创新的预期后果的不确定性）、“决策阶段”（小规模试验或参考他人试验结果）、“实施阶段”、“确认阶段”等。
1.2.5 文献评述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
（1）国外对信息化的研究，特别在对企业信息化的研究上，是跟西方企业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伴的，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短板，从文献资料来看，国外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是超前于国内的。我国现阶段企业信息化理论多源于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然而，由于国外企业信息化研究成果是建立在自身环境下的，这与我国企业的环境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应研究适合我国环境的企业信息化理论。这种观点在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得到佐证，管理科学学部重点项目中，提出了“信息系统的采纳、扩散与价值机理研究”项目，要求研究“我国企业环境下个体及组织的信息系统采纳行为及技术扩散现象的内部机理，分析信息技术在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扩散过程规律及其驱动力，考察信息技术扩散与组织信息化就绪度、竞争力及绩效之间的联系。”
（2）国内企业信息化实证研究偏少，定量研究缺乏，行业信息化需要得到关注。在信息化效益、信息技术采纳、企业信息化成熟度模型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多处于引进、介绍并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而在针对我国企业实证研究方面较少，深入进行定量研究的更少。而在行业信息化方面亦需要进一步加强，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学部重点项目中提到，要研究不同类型组织的信息技术扩散机理等，由此可以看出行业信息化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3）农业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深度研究很少。从国内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是对农业信息化及农业企业信息化的意义、必要性、农业信息平台及信息系统实现等方面进行探讨，深入研究农业企业信息技术采纳、应用规律的文章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