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达延可汗的对手，首推王越。连老婆都死在他手里，说名将，那是相当的不过分。
就在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熬夜批阅奏章的朱祐樘，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翻出一封喊冤信，信里控诉了他在成化朝末年遭受到的，以及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还有如今艰辛的流放生活，强烈要求立即，并表忠心说，我身体好，还能为国家工作很多年……
朱祐樘很重视，立刻召来他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兵部尚书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出乎他意料的是，两位平时非常团结的爱卿，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王恕坚决主张此人不可再有，不但不能用，还要再踹上一脚，让他彻底不能翻身；马文升却委婉的表示，他还是有才干的，国家正缺人，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在听完两位老臣讲述了这个人的所有故事后，朱祐樘思虑良久，终于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赐官职右都御史（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但这是名义上的，让他回乡归养，安享晚年。至于重新启用……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
这个人，就是大明朝一代名将王越。
中国古代戏曲素来有歌颂名将的传统，但凡是战场上立过功的，都能成为戏曲节目的主角，比如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宋朝的杨家将、唐朝的薛仁贵……至于王越，倒也是主角。只是这个主角很蹊跷，比如今天你要到他的家乡河南浚县，听一听剧团的豫剧，就能看到戏台上光芒万丈的王越，响当当的正面人物，舞台上斗奸臣，惩贪官，伸张正义为民做主，比包青天还包青天；可是再多走几步路，来到一河之隔的淇县，同样是豫剧，却见里面的王越鼻梁上一抹白灰，戏台上上窜下跳，强男霸女陷害忠良无恶不作，直叫人恨得牙根痒痒。
一河之隔，同是豫剧，反差怎么这么大？
翻翻史书里的反差就更大了，有说他建功边陲，有不世之功的；有说他爱民如子，体恤士卒，为官清廉的；还有说他勾结奸党陷害忠良的……五花八门的说法，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但不管是哪个说法，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很厉害。
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吃穿住行都跟人家没得比，但是，他却有着过人的天赋。
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力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王越参加科举考试，从乡试杀到廷试，各个关口全是一次性通过，可到了廷试，出事了，这让那年全国的廷试学子都记住了他：倒霉孩子。
事情是这样的，廷试现场，大家都在认真答题，王越也走笔如飞，对答如流，谁知就在快要答完的时候，突然一阵狂风刮过，不偏不倚，恰好刮走了王越的试卷，真个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
想想看，要是换到高考考场上，某个考生的答题卷子，在眼看就要答完的时候突然被风刮跑了，那该是什么感觉？心理素质差的，除了嚎啕大哭外，晕过去都有可能。
可王越既不嚎啕也不昏厥，而是不慌不忙，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张空白卷，然后继续走笔如飞，竟然在剩余的时间里全部答完交卷，最后高中二甲进士。
临危不乱，处乱不惊，着实厉害。这件事不但见于明史，在当时更是作为一件奇事流传，有说他天生富贵的，有说他满腹经纶的，但是大部分人在啧啧称奇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件事所表明的他最重要的素质：性格。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多么困难的局面，都要坚持下去，绝不放弃，为达目的绝不罢休。纵观他一生的起伏，他就是这么做的。
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打仗。
王越爱打仗，不是为了升官而打仗，而是天生爱打仗。小时候他就喜欢习武读兵书，甚至上课的时候偷看孙子兵法，他在里写道：“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
怀着打仗这个梦想的王越走进了官场，然而他的第一个工作不是打仗，而是司法。官职是陕西监察御史。
这个职务，差不多相当于省检察院检察长，权力很大，官位是七品，对于新科进士来说，不算差。但是这个任命，对于王越来说，却有别样的意义：实践意义。
因为他的工作地点是陕西，那里临近前线；而他的工作内容，也包括巡查前线的备战情况，在各个边关来回跑。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这个从小酷爱战争的青年第一次直面战争。从以往纸上谈兵的读兵书，到凭空的琢磨，再到亲临前线，看见时常入侵的蒙古骑兵，看到边陲的现状，铁马金戈的图景，渐渐在心中清晰。
可是刚刚触摸到战争的脉搏，王越却被调走了，调任浙江御史。那年头浙江是鱼米之乡，比陕西发达，各方面情况都要比陕西好，监察御史权力大，赶上案子还有油水可捞，应该说是个好差事。然而这个好差事，却给王越带来了麻烦。
王越刚到浙江，就赶上告状的。都是民告官：有告知府占地的，有告知县占地的，有告镇守太监侵占民产的，泣血哭诉一箩筐。
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大明天下，怎能容贪官污吏胡作非为：查！
查来查去就查出了麻烦，凡是涉案的官员，都是在朝廷里有点头脸的，不是太后娘娘的亲戚，就是朝臣们的亲信，个个得罪不得。但年轻的王越不管这个，他认真的履行了职责，如实的上报中央，并附带个人意见：严肃处理。
然后……然后就没下文了。
从此之后，王越发现，他在浙江越来越难过了。各个部门的同僚都不配合，查案的时候处处制造障碍，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下去，本来打好主意为民请命，就是断头流血也在所不辞，但是现在却什么也干不成。这群人当面不骂你，却在背后搞你，呆在这地方，就像手脚被捆了绳子，啥也干不了。
好在这日子没过多久。景泰四年，王越父亲去世，回家“丁忧”。这是明朝官场的规矩。个别被王越打击过的官员，于是趁机弹劾报复。
伤心的王越就这样回家了，官场的头两年折腾一场，一事无成。
这以后他就开始思索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不缺才干，也不缺工作精神，缺的是什么？
人脉。上头没人，干什么也难。这是王越得出的答案。在丁忧四年之后，苦苦思索得到的答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丁忧期满的王越重新启用，回京城担任监察御史。
这次的王越可不一样了，回到京城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除了多干工作外，几乎很少说话。这种工作态度也很快受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的赏识，并委任给他一个重要职务：执掌案牍。
所谓执掌案牍，就是批阅各地御史送上来的奏章，写好意见后送交上面。虽然也是七品，可这是个好工作。要知道，御史弹劾是明朝官场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刀光血影的官场上，信息就是生命，掌握信息的王越，自然成为各方面拉拢的对象。
而在各方面拉拢他的人里，王越冷眼旁观，从不轻易下注。在经过了无数次选择以后，终于确定了一个人做为自己未来的靠山：李贤。
这个人在当时只是礼部侍郎，不显山不露水，但是王越却倾心结交，结交的方式就是向李贤透露各种有关于他的御史弹章。对于这种帮助，李贤当然感激万分，两人也成为了朋友，交往的过程里，李贤看出了王越一肚子的兵法，大为佩服。
事实证明，王越赌对了。
赌对了的结果就是节节高升。先是李贤高升，取代了徐有贞等人成为内阁首辅，又成为朱祁镇临终前重要的托孤大臣。当然王越的好处也少不了，四年后从正七品直接提拔成了正四品的山东按察使，这是官场上最梦寐以求的“连升三级”。接着北方边患吃紧，李贤推荐王越，自然继续高升，官至山西大同巡抚，兵部右都御史，级别为二品，又是连升两级，这是天顺八年的事情了。从回京到封疆大吏，仅用八年。
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越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打仗。
踌躇满志的王越来到了大同，然后不出意料地看到了他面前的军队：烂摊子。
士兵面黄肌瘦，官员贪污腐化，城墙年久失修。蒙古骑兵常常来骚扰，每次来了明军都作鸟兽散。这就是他所面临的现实。
王越是个现实主义者，二话不说开始动手改革。武器陈旧，没关系，有李贤关照，给中央打报告要钱换；战斗力低下没关系，练！怕苦怕累没关系，罚？不服我这个文官？拿弓箭来，骑马射箭，样样满分，服不？官员贪污克扣军饷？没关系，以后发军饷，都是每月初三统一列队领军饷，人人有份，谁也贪不着……
一番整治下来，大同面貌焕然一新，原先好似豆腐渣工程，常常吸引蒙古人光顾的地方，而今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但王越却遗憾，本来想好好打几仗，可蒙古人来了几次后，被打退了就再也不敢来了。如今的大同，风平浪静。
其实这不奇怪，抢劫也是要看成本的，柿子拣软的捏。没关系，王越，你很快就有机会了。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机会来了。
河套地区的蒙古问题越来越严重，多支蒙古部落在此聚集，时常南下骚扰，成了他们南侵的大本营。长此以往，边境烽火连天，永无宁日。
这个问题，即使是懒散了一辈子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不能坐视了，打七精神开了几次会。此时李贤已经去世了，京城里的阁老们经过一致商议：打！
所谓打，就是要发动军队，打一次大仗，彻底剿灭河套地区所有的蒙古部落，一劳永逸地解决河套问题。计划很激动人心，很严密，当然，也很不靠谱。
蒙古人的战斗力是什么档次？明军当时的战斗力是什么档次？皇帝不清楚，纸上谈兵的大臣也不清楚，但是王越清楚。
不过清楚也没用。不靠谱的计划是皇帝订的，你敢说半个不字？不但不能说不，还要坚决执行。
于是，王越被任命为赞理军务（参谋长），与总兵朱永一起，承担起这个重任。
很快王越就发现，朱永是草包。
草包干的草包事很多，最突出的一件就是，有一次两人带千人巡逻，突然遇到蒙古人的小股骑兵，身边的士兵当场跑掉大半，身为统帅的朱永吓得惊慌失措，想立刻拔马逃命。关键时刻，还是王越喝止了他，命令剩余的士兵列阵，和蒙古人对峙。对峙到黄昏时刻，蒙古人怀疑有埋伏，全军撤走，这才安然回来。
见了敌人就吓破胆的军队，见了敌人吓破胆的统帅，这就是大明的兵，这就是大明的将。靠这些人来收复河套？孙武再世也办不到。
王越不是孙武，可办不到的事情也要办，咋办呢？
八万人的军队，按照王越的估计，能和蒙古人拼命的只有一万多人。大战当前，训练士卒是来不及了，有多大锅下多大米吧。
王越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步步为营，以碉堡为依托，不是主动进攻，而是积极防御。打一下就跑，吸引蒙古人来攻你的碉堡，几番下来互有胜败，看似不怎么样，可以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
本来不错的局势，到了朝廷重臣眼里，却很糟糕。于是各类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朱见深那里。成化三年、成化六年，明朝两次大规模的搜套行动，都是由王越用这种方式完成的。
在大臣们看来，这事说轻了是抗旨不尊，说重了是畏敌如虎，胆小怕事。尽力抵御外敌的王越，就这样受尽了朝臣的唾骂。
可是王越不反驳，也没法反驳。大臣们不知道前线是怎么回事，一个个夜郎自大，要证明自己，口水说干了也没用，只有等待机会，一个打胜仗的机会。
他等到了。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设在红雁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大本营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五千精骑（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直捣其大本营。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八百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虽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
当饱掠而回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遍地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是一场直捣其死穴的失败。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
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终于打了一场打胜仗。
可王越却继续迎来麻烦。
首先是继续弹劾，谣传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
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的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之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明宪宗果然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却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
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而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
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
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那是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
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连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可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的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
果然，不久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尚书，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
得到的结果，是另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大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三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
这是他在成化朝最光辉灿烂的一场胜利：踏破贺兰山。
可光辉灿烂了以后就是灾祸。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
攀附过权阉，打过胜仗，有本事，没名声，这就是王越，清廉的王越，才能卓越的王越，身背骂声的王越。
他的才能、苦心、决心，朱祐樘都知道。可知道也没用，这人不好用，谁用谁挨骂，只好这样，用得着的时候再用吧。
到了弘治十年（公元1498年），用得着的时候到了。
此时国内形势一边大好，吏治经过整顿，政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由刘大夏、白昂、徐贯等大臣修建的水利工程也都全线竣工，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上升，百姓生活也日益安定。却唯独一件事情，让朝野上下如芒在背：边患。
边患的主角当然是达延可汗。在弘治初年的国书事件后，达延可汗消停了一段时间，可是从弘治六年开始，随着鞑靼势力的日益强大，达延可汗又开始频繁侵扰明朝边境。先是鞑靼六年入侵瓜州，都督许钦战死；接着弘治八年入侵大同，联营二十里，火光通明，当地军队不敢与之作战，只能远远观望；弘治九年侵扰延绥地区，掳掠人口牲畜无数……
朱祐樘急了，边患问题不解决，国家将永无宁日，怎么办？
按照马文升的意见，朱祐樘搞了一系列动作，裁撤冗兵，整理军囤，更换装备，加强边境将领的自主指挥权，能干的都干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提高，可是碰到达延可汗，却照样打败仗，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明朝并不缺乏将才，可是明朝的边境防御，是以“九边”为核心，依托长城工事进行防卫的，漫漫长城边界，蒙古人集中力量，就能破其一点，而明军被动增援，可以说是顾此失彼。加上达延可汗又是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汉人的兵书没有读过，但什么声东击西、虚实结合之类的花招，多年来耍得炉火纯青，牵着明军的鼻子走。以至于明朝边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怕三分。大同一战，明军根本不敢与之作战，只能被动防御，眼睁睁的“礼送”他抢完了离开。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就需要有卓越进攻天才的将领，主动出击，在硬碰硬的野战里打败他。
在当时，擅打攻击战的人里，最出色的当属王越。
可这是个问题人物，和汪直挂钩呢！用了就要挨骂，还是能不用就不用，明王朝搞全国选拔，先后选择了七个人担任“三边总制”，结果证明全不合格。最后实在没办法，吏部尚书屠庸推荐：用王越吧。
问题越来越严重，不用也要用了。
弘治十年十月，朱祐樘下旨：王越起复三边总制，负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事务。任务急，责任重，对手，就是和王越有“杀妻之恨”的达延可汗。
刚到任没一个月，达延可汗来了。
这次入侵来得很凶猛。蒙古人兵分数路，在延绥、宁夏、甘肃三省疯狂入侵，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来无影去无踪，叼一口就跑。
目的很明确，打的就是王越。我分路出击，你朝哪里打？打完了我就跑，有本事你就来追！
经过达延可汗数年的经营，蒙古军的纪律性和机动能力，都大为提高。绵延的烽火间，王越忧愁地看到，眼前的蒙古人，比几十年前更强大；眼前的达延可汗，正值二十四岁，春风得意马蹄疾。而自己，已经是七十二岁的白胡子老头了。
后生可畏啊。但来不及感叹了，重要的是如何打退这次进攻。眼下正是秋收的时候，如果任其肆意攻击，边关一年的粮食收成、百姓的家当，恐怕都要荡然无存。而且，这次任命他这个职务，朝廷的非议相当大，言官们正轮番骂着，一旦打不好，一世英明尽毁。
更重要的是，他是惟一一个被认为能够对付达延可汗的人。他不行，还有谁行？
论战斗力，明军此时的战斗力，比成化朝时候要强许多了，但是真要恢复到永乐时期，和蒙古人能够进行硬碰硬野战的地步，也还需要时间，所以硬拼是不可取的，还是只能智取。
可怎么智取呢？达延可汗勇悍如狼，狡猾如狐狸，他这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通过持续频繁的小规模骑兵骚扰，把你累得气喘吁吁，然后再集结兵力，发动致命一击。可问题是，你明明知道，又能怎么办？追你追不上，守你也守不住，还有什么办法？
有，有一个办法，一个十多年前用过的办法，只是这次，他还会上当吗？
这个办法就是集中兵力，猛扑敌人的老巢，直接纵深打掉他的指挥中心，如此一来，敌人的进攻就将全面瘫痪。
可这次他的老巢会在哪里呢？咸宁子海？红盐池？王越按兵不动，并传令三军不可轻易出战，然后大量派出侦查骑兵仔细搜索，在经过了无数次细致的判断以后，综合所有的细节，王越找到了这个地方：贺兰山。
一定在这里。但是怎么打？像上次那样，直接轻骑奔袭，直捣老巢吗？不可能了，蒙古人的防备一定非常严密，稍微一点风声他们就会做好准备。那怎么办？
王越终于做出了决定：打！
这次不再是五千骑兵，而是全军尽出。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是分四路。其中三路，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游进，迷惑敌人；第四路跟随自己，直捣贺兰山；其他三路绕道后在贺兰山外会合，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贺兰山发动猛攻！
七月十五日，明军全体出动。经过急行军，来到贺兰山外围。达延可汗果然上当，蒙古军没有做任何防备。攻击。四路明军同时发动进攻，杀声震天……
数日后，一道报捷的文书传遍了京城——贺兰山大捷，鞑靼可汗仅以身逃。
两次。两次直捣鞑靼的老巢。两次与活捉鞑靼可汗的奇功擦肩而过。命运给王越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这没什么了，重要的是打赢了。朱祐樘大喜，蒙古人成群窜逃，北部边关，又一次重回安宁。
北边安宁了，王越却又麻烦了，因为宫廷里死了个宦官。
这个宦官叫李广，是朱祐樘的贴身内侍，平日里作威作福，民愤极大，后来犯了事，怕朱祐樘降罪，竟然服毒自杀了。
人死了，可账不烂。言官们来精神了，拼命上奏章鞭尸，还爆了个猛料：李广和王越有勾结。依据是，王越曾经和汪直有勾结，所以这次也一定和李广有勾结。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就是明朝言官的水平，足够给联想集团做广告的水平。
可饱受谩骂的王越却再也受不了打击了。虽然皇帝没有表态，但成化朝末期对他的清算历历在目，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死不怕，怕的是折腾。就这么怕了数日，终于惊惧而死。
而死前他给朱祐樘的最后一道奏章，是关于哈密卫的。其中“哈密不可放弃”“边民不可轻弃”，字字句句真知灼见，关于个人的清白问题，只字不提。
有前科，有仇家，军人的战功比不上文人的生花妙笔，踢又何用。
王越死讯传到京城，朱祐樘大为悲痛，停朝一日，以示悼念。
在整个弘治朝，享受到这种待遇的臣子，除了王越外，只有一辈子做好事的徐溥了。待遇相同，生前身后的评价却大不相同。
但他们都是伟大的，无论言官如何刻意的抹黑，无论今天红脸白脸的争论，我们所记住的，是他坚持的一生，和踏破贺兰山的赫赫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