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妮的晚年很是寂寞，这种情形，当然是她年轻时所无法预料的。本来，她和芭茲一直有很多的交往，母女相处得也非常融洽。芭茲在结了婚以后，便“改弦更张”，开始迷醉于她自己的生活里，俨然是个地道的贵妇人。樊妮曾为长女的出嫁欢欣鼓舞，但是现在，由于没有她做伴，自然感觉分外孤独。
1866年8月，威廉因事外出，南丁格尔便留在恩布利花园陪母亲暂住。母女俩在这次团圆中起初也很亲热，毕竟是多年没有很好地相处了。南丁格尔在致克拉克小姐的信中写道：
母亲现在处于孤单的状态，我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是，几天以来，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之间能够融洽而和谐地相处，我们每天在一起聊天、回忆过去的事情。有时候，她的关心和体贴令我非常感动。
1868年夏天，南丁格尔遇到了难题。时任首相很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他认为和平时期，应当大力发展经济事业，而军队是一种“多余”的组织机构，只是徒然地增加开支，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因而，他并不支持为提高士兵的福利待遇而增加预算开支，也包括医疗事业在内。
而此时南丁格尔自己的病依然存在，但并无恶化或死亡之虞，甚至可以说，这时的她是自克里米亚回国后的16年中最坚强的时候，也或许是她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牛津大学的乔伊特教授时，乔伊特为此感到十分惊讶，并回信说：“你是一位享誉欧美的女性，是女王器重的挚友，又曾是政府顾问，如今却想隐退在医院的一般病房中，过着病人般刻板乏味的生活来度过你的余生，干涸而终，请你三思！”
一封好友的来信，一番诚恳的劝告，打消了南丁格尔的念头，而此时，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也产生了一些危机。由于南丁格尔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校的事情，等到她回头关照时，她发现原先建立的体制与规章已经逐渐在瓦解了，所以她有必要尽快重新组织学校加以改善。因此，她亲自制订计划并决心要将自己全部的生活奉献给学校和医院。
然而，在南丁格尔的一生中，似乎注定了每在有所决策之时，总有些阻碍。
1872年夏天，她必须返回老家。这个时候樊妮已是83岁，威廉77岁，都已是年迈多病，家业管理成了十分艰难的负担。对此，南丁格尔不能不硬着头皮面对。她感到，她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命运注定她必须负担起管家人的责任。这样，在很多次类似的经历之后，她又一次被迫陷入了家庭的藩篱。
父母只能依靠她，她是父母的女儿，她的责任，尤其是她的良心，不允许她把父母抛开不管。如同过去一样，恩普利的生活带给她很多欢乐，但同时又使她窒息。她是那样敬业的一个人，因此，每当想到伦敦的工作任务正堆积如山，想到人类护理事业的全面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她总是坐卧不安。
1872年，她焦虑了一整个冬天。春天一来，她再也按捺不住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伦敦，但她不得不带着母亲一起去。
一到伦敦，南丁格尔就埋头于护士学校的重建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护士技术的训练，列出标准，并要求学生配合专任教官可洛夫所规定的读书报告，接受不定期的检查。数日之后，可洛夫向南丁格尔报告说，学生各项考试与过去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
另外，南丁格尔认为护士所受的训练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的，也可以说，前者是技术、知识的演练与学习，而后者则是人格品行的培养。为了改进磨炼人格的方法，南丁格尔采取了有效措施，增加了校长辅助者，辅助者既是学生的朋友，也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并随时鼓励学生规范他们的言行。
但是，学校中各项教学的影响力，都比不上南丁格尔本身的影响力，她是学校一切调度的支配者。当学生结束了训练后，南丁格尔都会与她们面谈，也利用这个机会做学生个人的人格评估，并附在学科考试成绩单上。
由于她再度如愿以偿地接触了她热爱的工作，她感觉自己正在又一次的充实起来。但到6月底，年迈的樊妮突然病倒了，南丁格尔无奈，只好放下工作，又同母亲一起回到恩普利花园。
然而，正所谓祸不单行。
1874年1月，父亲威廉在楼梯上不慎滑倒，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便去世了。南丁格尔号啕大哭。毕竟，在家人当中，她同父亲感情最深，也只有父亲最早理解了她。她爱父亲，也感谢父亲。威廉的去世，让她感到无比悲痛。
父亲的家产都遗留给了南丁格尔。母亲樊妮因丈夫离去此时孤孤单单，更为不幸的是她已经双目失明，每天活在黑暗之中，必须有人照顾。南丁格尔为了母亲和琐碎的家事，又搬回了恩普利。数周后，经不住母亲的要求，她带着母亲回到里哈思特。结果，一待就是6年。为了照顾母亲，她不得不用尽自己绝大部分时间。
此后的6年，南丁格尔只能从繁忙的家事中尽量抽出时间多做些工作，樊妮因年迈而神志不清，以至于形同“傻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姐姐芭茲和克拉克小姐都认为，南丁格尔不妨暂且脱身，没必要做这种自我牺牲。雇人照顾樊妮也并没有多少不合适的地方。但南丁格尔却不忍心把母亲托付给陌生人。
孤苦无援的人一向会在南丁格尔心中激起仁爱的感情，更何况是自己的母亲。尽管自己也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她仍以毕生所学，精心护理已至痴呆境地的母亲。
那段时间南丁格尔经常感到失意和良心不安，不能顺心地工作，对她而言像是遭受无情的失败。她也常想念过去一起共事的朋友，那些支持她的同道人。如今想来她觉得自己的过去，甚至现在都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我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人世，离开了我，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
虽然如此，她仍然把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监督工作做得很好，只要一有机会来到伦敦，她一定会见学生或校友。在校学习的人，每个人都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也常和毕业的护士通信。很多学习期满即将毕业的护士，都舍不得离开她。南丁格尔不允许她们在固定工作之外兼职。受过她督导的护士，也都进入她所推荐的医院工作，后来还常接受南丁格尔的指教。
南丁格尔对待护士们都非常亲切慈祥，她有时设宴招待学生，也有时差人送去大批的食物与鲜花给学生。当有的学生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她总不忘用鲜花去迎接；如有的学生生病了，她就做好特殊的食品送去；有的学生工作情绪或精神不好，她就出钱让她们去散散心；她还准备了一间客房，供她们做客时使用。
她所表现的无微不至，就是要让护士知道，南丁格尔永远都在支持她们。她经常写信告诉学生，护士的职业是神圣的，上帝时时刻刻都在眷顾着她们……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爱，都已深深烙印在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中。
南丁格尔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那些护士也一直领受着她的勉励。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护士来信称呼：“亲爱的老师”、“我所敬爱的恩师”、“我挚爱的朋友”……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已完全将南丁格尔个人的风格融入其中。
那些在外地或国外的护士回到伦敦，探视老师必不可免，南丁格尔为此专门准备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开玩笑地称为“鸟窝”或“袋鼠妈妈的袋子”。
188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庆。南丁格尔也把这一年看做是自己的大庆，因为这一年也正是“上帝的声音”召唤她整整50周年。到这一年英国国内至少有16所医院的院长都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
南丁格尔护理学校培训出来的护理监督们还带领护理师资到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锡兰、印度、瑞典、加拿大。在国外，按照这个学校的样板，又建立了4所这样的学校。
1873年就建立了第一所南丁格尔模式的护士学校。可以说，南丁格尔已经成功地将科学、文明的护理工作从修女的义务中剥离出来，并将护士的工作从污水沟一般低贱的地位提高到被社会尊重、认可的应有高度。这是对南丁格尔一生奋斗的最好告慰。
从1880年起，南丁格尔就致力于地段护理工作，只因为缺乏经费，未能普遍推广。这个难题后来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解决了。女王把全国妇女作为“妇女节礼品”的捐赠资金的大部分拨给了南丁格尔，专门用于贫民家庭的护理工作。
“妇女节护士协会”成立了，这既是对女王登位50年的铭记，更是对南丁格尔风雨半个世纪的纪念，生命的秋天正步步踏来。
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南丁格尔对许多事都已看得很开，抱着豁达的态度不再懊悔往事，也不再苛刻地追求完美，对一切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淡，更多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天气好又没有客人来访的日子，南丁格尔常常坐马车到伦敦市区的公园里兜风，或到郊野散心、漫步。马车窗经常半掩着，她还是怕被人认出来。而在家中她也从过去不屑的琐事中感到了乐趣。
她每天的工作分为两大段：上午和前半夜。每天必有的两大内容即写信和记日记。给护士们回信，给遥远的村庄里的老兵回信，给一切关心支持护理事业的热心人写信。
1880年2月2日，92岁的樊妮结束了她的生命，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南丁格尔的泪水从脸颊悄然滑落。她不免想到，多少年来和母亲之间的丝丝绊绊，一直折磨着她的巨大冲突，随着母亲的辞世，终于画上了句号。一切均已彻底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无边无尽的回忆。
她记得，许多年来她一直在进行努力，但也一直深为无法向樊妮和芭茲修好而难过。她同样记得，在樊妮生前最后这几年里，她的心境早已释然，她对母亲和姐姐的恩怨渐渐消逝，已经变得温和、豁然、宽宏和大度。
永垂不朽的护士
南丁格尔60岁的时候，她开始拥有了安宁而温馨的暮年。她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误解在晚年得到冰释。原先因为得不到她们的体谅，南丁格尔内心一直存在着怨怒。这个感觉扩大了与母亲、姐姐之间的鸿沟。
然而，当母亲越看越老，渐渐地像个孩子，眼睛瞎了，行动也迟缓了；而芭茲的健康也是越来越坏，经常久病在床。对于生重病的人，南丁格尔总是深感怜悯，故而南丁格尔的不平之怨，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无形。这些内心的变化，使得她恢复了“慈祥”的个性，比以往更温柔并且心存宽容。
她也不像过去那样时常有失败感：“我真的这么一无所成吗？为什么非要这样胡乱地指责自己呢……”更不再以悔恨的心情对过去的事情作无谓的感叹，她知道自己还能做许多事情，必须勇敢地向前方看。
1884年戈登救援队被派到埃及时，政府委托南丁格尔推荐护士。她就亲自考选了一批护士并签订合同。想到当年她曾到埃及旅行以摆脱苦闷，她感到那段痛苦的回忆仿佛是一场梦。
这批护士的工作表现相当优异，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使也有过与当地看护兵发生冲突或医疗用品补给中断的事情，但当局仍然十分善待她们。
南丁格尔的身体慢慢好转过来。但她的生活依旧以工作为重，时常工作到夜深人静的时分。虽然有时她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至迟暮，或是因感叹老友一个个离开人世而自觉孤寂，但是她的生命之火始终在燃烧着。那火啊，不曾熄灭。
渐入老年的她已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发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地追求完美。所有的欲望都已化作宽容的心。现在的南丁格尔，犹如沉浸在初春的阳光下愉快而自得。
1886年，有议员提出一个提案。提案是关于受训护士要给予公认的资格，并以确立的标准为依据颁发护士执照。全国医院联盟委员会主张邀请一些与任何护士学校均无关的人士组成考选委员会。经过考试合格后的护士，就核发执照并公布名单。
南丁格尔不赞成仅以考试来评断是否合格，因为护士本身的人格条件也是极重要的一环。奉献精神、亲切、同情心……都是护士应具有的特质。但这一切又岂是一场考试可以裁定的。
另外，护士协会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主张只要受过训练的护士，就可以登记执照，而所谓的资格，即以在医院中有3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首要条件。后来护士协会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公主向女王请求，要求发给特许执照，不过并未受到普遍的支持与认可。
这场纷纷扰扰的风波令南丁格尔无暇顾及，她的确是老了。虽然精神仍然很好，但她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年老的她开始和近亲们往来，保持一定的联系。
如果说南丁格尔的大半生受尽苦难与折磨，那么她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已获得了补偿。因为很少有人在晚年像她一样幸福。
许多人敬她如敬神。始终有大臣官员、皇亲国戚、政治家来向她讨教，对她十分敬畏。对于全世界的女性而言，她是新时代与新希望的象征。然而，她也有平凡的一面。虽然她一生都独身，但她仍能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并保持坚毅祥和的性格。
年老的南丁格尔，面容平静自若，喜欢将日常的心事坦诚地与他人分享。诗人克拉夫的儿子，就曾经找她谈论感情的事情。
她家中的布置令人难忘。花环绕着床，洁白、明亮、井然有序，亲戚的孩子常说：“老婆婆，你家里好清洁啊！”
是的，如果走进南丁格尔的居室，你立即会获得一种整洁、明亮的印象。在她的卧室中，法国式的落地窗正对着阳台。四壁洁白无瑕，窗明几净，室内浴满阳光。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落地窗前的花架上，一年四季都放满了威廉·拉斯明送来的盛开着的鲜花。整个房间异乎寻常地优雅、清新。这样的环境，不由得使你感觉精神饱满。而窗外是树木、花草和小鸟的鸣叫声。夏天，阳光会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斑驳的阴影，像起伏的人生，沉郁地焕发着某种沧桑的气息。
在这样的时候，南丁格尔就可以站起身，到客厅里接待客人了。在很多客人的印象里，她身穿黑色丝绒长袍，围一条白色围巾，整个人显得高贵、庄重。她经常自己动手做家务事，还将一天之中客厅、卧室和厨房的固定工作列了一个工作进度表。
这段时间，她的工作除了咨询、回信和记日记外，她又以重读青少年时代喜爱的旧书为乐。她也兴致勃勃地关心着19世纪后半期的医学进展：细菌学、免疫学研究的进展；麻醉与消毒方法的进步；预防医学的兴起和精神病人的解放：X光的发现与运用，思索着这些医学成就与护理学的关系。
南丁格尔对物种起源学说、留声机、电灯、电影等新的科学成果，也深感兴趣，并且很自然地立即联想到这些新科技必然会改善医院的条件，有助于医学资料、经验的交流传播。她还遗憾地发现她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传统医学接触甚少。
在个性上变得宽容祥和之后，南丁格尔身体的外观也有了改变。当年，她是那样窈窕、轻盈、婀娜，高贵的气质可以打动每个见到她的人；后来，光阴飞逝，便应了年龄不饶人那这句庸俗不堪却千真万确的话。她成了形容憔悴的中年妇人，多年来的奔波与征战，使她饱经忧患的脸上、在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影子的同时，也渐渐多了些皱纹。而现在的她，是位富态的老妇人，脸上时常会显出开朗的神情。
1889年，91岁的玛依姑妈去世了。
1890年的5月，姐姐芭茲去世。
1891年，南丁格尔71岁时，在“小陆军部”中与她共论大事的沙达兰特博士也在80岁时去世了。“请多保重！”这是沙达兰特留给南丁格尔最后的一句话。
1893年，乔伊特教授也离开了人世。生前他在致南丁格尔的一封信中提到：“你所给予我的，我不知何以回报！我只能告诉你，在我后半世的生涯中，以结识你为我最高的荣耀。”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南丁格尔身受多重死别之苦。渐渐地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自1896年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伦敦的家。一生的剩余时光，她都在自己的卧房中度过，她的意志力仍在，所以依然手不离工作。
陆军当局不断征求她的意见，她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她也一直和印度保持联系，致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由于她的深居简出，一年一年有关她的误传越传越广。世人已将她的影像，如同伟人一样烙印在心中，很多人都以为她已不在人世。
1897年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在一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中将展出南丁格尔的工作成就，主办者请南丁格尔把女王继位以来的看护法做成图表公之于世，并且邀请她出任博览会的主要委员。但南丁格尔毫无兴趣地回答说：“到了这个年纪还要我去献丑吗？”
主办者回答说：“不能这么说，不但不是让您献丑，您那共荣的功绩将是照耀人的太阳，请务必捧场。英国看护法的历史是您始创的，要是没有您的话，这个纪念博览会也将毫无意义。”
南丁格尔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在这次博览会中，她的一座胸像和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乘的马车被展览出来。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观众每天都在南丁格尔小姐的半身塑像前献上一束鲜花。而那辆马车虽然已经很破旧了却是人们从克里米亚赎回来赠给南丁格尔的。
“这是天使乘坐过的马车！”会场上有一位老兵，走到马车跟前严肃地亲吻它。这位老兵大概是忘不了过去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受到南丁格尔的种种恩惠吧！
这项展览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
青山夕照，斜晖依旧美丽，南丁格尔关心着与她交谈的每一位青年。谁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她诉说。克劳的几个儿子都向她坦露了各自的爱情秘密，肖尔的女儿们也把各自的考试卷子拿给她审阅。她的博爱精神甚至越出自家墙垣，普照着周围每一个人，包括街上的小贩和警察。家中的事务南丁格尔样样操心，每个人的健康她都记挂在心上。
但薄暮的阴翳依旧降临。她渐渐失明了，但仍以不屈的精神展望着未来。
有一天，陪她同住的斯蒂芬女士说起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斯蒂芬说这个人操劳一生，这下总可以安息了。不料南丁格尔听后立即坐了起来，很认真地说：“不，我相信，宇宙的运动是无穷的。”
1901年，比南丁格尔大一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她是最了解南丁格尔并且全力支持她的唯一同性好友。这位极力赞助她，为她解除困难的女王，却在81岁时与南丁格尔永别了。
内心隐痛的南丁格尔翻阅当年的日记，在1893年11月3日，她写道：“39年前的今天，我带着无限的祝福到斯卡特里，长久以来，我梦寐以求的事业终能如愿以偿。现在，环绕我的却是忧伤和失意。神呀！我愿搭上天国的船，随您回航。”
1897年12月25日是克里米亚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纪念日，南丁格尔曾在那天为参加战争幸而生还的老兵们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不要厌恶人生，生命是神最伟大、最神圣的赐予，只要能依照神的旨意，行使神的使命，那么不论是今生或来世，我们的生命都将散发出无限的光芒，愿神祝福你们！”
这是南丁格尔的心声和信念。此时，她渐趋衰竭的身体令她只能依靠身边精明强干、品格高尚的秘书和女佣人来协理日常事务。
始终放在床头的纸和笔，现在已不见了。自从她无法再提笔后，便改用口述的方式，由秘书随时笔录。现在她连口述的能力都丧失了，因此只好完全停止她所热爱的工作。
来自各地的信件，仍如雪片纷飞，其中以士兵的信件最能使南丁格尔感到安慰。
在她眼睛尚能清晰分辨事物时，她赏玩着花。1901年，她完全失明了，便请人读报，告诉她世界大事。这些已成为她日常生活最快乐的享受。至于传记类以及幽默有趣、豪情洋溢的叙事诗，也被她所热爱，每当听到高潮或精彩的地方，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
但由于年事渐高，南丁格尔有时甚至丧失了时间和空间概念。1906年，有关当局已不得不转告印度事务局，不必再给南丁格尔小姐寄有关卫生工作的文件了。她已经完全失去神志。
就在她已经完全超脱于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的时刻，各种荣耀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她头上。
1907年，国际红十字会年会通过了对南丁格尔表达崇高敬意的赞辞决议。
同年11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授予南丁格尔荣誉勋章，这种勋章还是首次授予女性。勋章由国王的使者亲自送到南丁格尔在伦敦的住所，当场举行了简短的颁赠仪式。南丁格尔倚靠着枕头，勉强支撑着坐在床上接受了国王的赞誉。
这是她最后一次露面。
1910年夏天，她的病情恶化了。在这最后的两年多中，她大多处在半昏迷状态。她的鬓发似雪，皮肤依然润泽，但日日夜夜，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这是非常平静的诀别。1910年8月底，她的病情再度恶化，13日午后，她开始进入昏睡状态，到了下午14时30分，便与世长辞了。
临终之前，她没有留下一言半语，便悄然而安静地去了！南丁格尔临终没有留下遗言，但她生前早已写好遗嘱。遗嘱以她特有的耐心和细致，详尽交代了遗物的分赠和处理事宜，对葬礼的说明却比较简单，主要是不要兴师动众，由秘书、护士、律师和一名牧师护送到墓地已经足够，墓地上除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十字架形墓碑外，不要再有任何纪念性的建筑。墓碑上不留姓名，只刻写姓名缩写字母和生卒年份。N．F．1820年生，1910年卒。
仅由三四个人送葬的遗言没法遵守，因为自发前来送行的人太多了，绵延了好几千米长。
其实，南丁格尔立遗嘱不仅这一次。当年，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思热病的险境里，也曾写下一份遗嘱，虽然那份遗嘱不如她最后的遗嘱详尽、琐碎，但或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志趣，她在那份遗嘱中写道：
如果有来生，我仍愿做一个照看病人和伤兵的护士！
南丁格尔走了，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但在人们的思想中却永远地活下来了，她是永垂不朽的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