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完全相信《泰晤士报》的报道。”南丁格尔出发前写给赫伯特夫人的信中曾这样说。但现在她亲眼看见的，不仅不亚于新闻报道，其悲惨的情况远超过她的想象。
南丁格尔看到这一切后立刻写信告诉赫伯特，她说：“国内各报对战地医院的描述和实际悲惨的状况，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简直比地狱还要凄惨！”
年久失修的古建筑被用来充当医院，除了宽敞之外，根本就不适合做医院。在这里沿房而筑的简陋下水道，不但无法流通，而且积满了脏物和散发着恶臭的污水，一阵风起，臭气弥漫走廊和每一个病房，令人作呕。
走进病房，地板磨损剥落，千疮百孔，随时可能把人摔伤。墙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埃，成为毒虫、微生物的大本营。污秽的环境使老鼠横行无忌，经常跳上病人的被褥，甚至咬掉病人的鼻子、脚趾……
斯卡特里医院由于伤病员过多，虽然很大却也显得拥挤不堪，每张简陋的床间只有08米之隔，但竟然排列了6000多米，每张单人病床上必须容纳4位伤员。
无论是因受伤或手术失去手脚，因发高烧而不省人事，或因冻疮而伤口腐烂发臭，以及因赤痢、霍乱的侵袭，垂危旦夕的各种伤病员全部挤满医院的每一寸土地。没有按病情分开，也没有隔离措施，这使得病人们出现了交叉感染。
这样的医院，要供应足够的日常用品是件不容易的事，首先感到匮乏的就是病床和毛毯。在这种物资匮乏的环境下，只好用粗糙的帆布作为床单，用空的啤酒瓶或葡萄酒瓶来代替烛台。但是日常不可或缺的浴盆、毛巾、肥皂、扫帚、抹布、脸盆、盘子、刀叉、汤匙等生活基本物资却一样也没有。至于病人所需的医疗用品，例如担架、绷带、消毒燃料以及药品就更不用说了。
医院为新来的护士队腾出了6间房，还包括厨房和一个狭小的房间。这儿原是3个军医的宿舍，现在却要挤上约40个人，而在医院的另一角，同样大小，而且更好的一片住房，只住着一位少校军官。分给护士们的这些房间阴暗、潮湿、肮脏，房间里没有任何摆设。看到如此破败不堪的住所，不但护士们有些不满，就连陪同她们的军官也觉得很尴尬，没一会儿就灰溜溜儿地躲开了。
南丁格尔决定，最大的房间住14名护士，稍微小的房间住10个人，她自己和弗洛斯·布里基太太住那间最小的，布里基先生和男译员信使住一间兼作办公室，担任厨师的克拉克太太与她的帮工晚上将就住厨房，楼上还有一个房间，由其他8名护士合住。
房间分派好后，这些护士跑上楼去查看，马上又大惊失色地跑下楼来，因为房间里还停放着一具俄国将军的尸体。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只好喊来两名士兵，趁护士等候时把尸体运走。
房间未经打扫就住进去了，因为根本也没有工具可打扫。这里没有床铺、被褥，没有食物，更没有打扫的工具。南丁格尔独自出去，到医院找来了几个镀锡铁盆盛茶水用。大家安排得当坐下喝茶时，她讲起了刚刚打听明白的事：
在这个所谓的“医院”里，几乎任何设备都没有。不要说家具，就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这些铁面盆便成了“万用盆”。而且每天的用水量有限，包括洗漱和饮用。说到这里，南丁格尔告诉大家，目前最好忘掉洗澡和洗衣。护士们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没有床铺，护士们夜里只能睡在从医院办公室借来的长椅上，早晨还得赶紧送还回去，等晚上睡觉时再借；没有被褥，她们只好将所有的衣服都拿来裹在身上。
第一天夜里，尽管大家旅途劳顿，身心疲惫，但大多数人还是彻夜难眠。不远处伤病士兵的痛苦低吟不绝于耳，老鼠整夜在桌子下乱窜，跳蚤也异常活跃，再加上时令已经是初冬，寒气袭人。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护士们仍然有理由感到满足，因为她们知道伤员们的痛苦更要大得多。
最初几天，她们的日子很是难受。军医们根本不理睬南丁格尔，有意冷落她、孤立她，以此表示对她的不屑和怀疑。只有一位军医“良心仁厚”，在第二天，就接受了她提供的护士和医疗器材。不过，他以后便同样“销声匿迹”了，恐怕是“人单力薄”，不得不顺从其他人的缘故。
南丁格尔见此局面，感到很生气，便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军医们自己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她认识到，在她能真正投入工作之前，有些护理工作以外的影响因素是必然存在的，她对此早有准备。她必须赢得军医们的信任，这样，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孤军作战”，几乎没有多大意义。
为此，南丁格尔不得不违心地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她决定不再提供护士和医药储备，而是“以静制动”，耐心等待军医们向她求援。她将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就是她和她的护士队，同样会团结一致，既不干扰他们的工作，也不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她们准备完全“屈从”于军医们的权威。而且，她也要让军医们充分意识到，她和护士们，都将听从军医们的调遣和使用，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为难。
然而，在局面如此紧张而迫切的情况下，做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的样子，是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的。由于遭受孤立，暂时无事可做，南丁格尔便吩咐护士们自觉行动起来，在宿舍里清点物资，缝制破旧床单、衣物、枕头、吊腕带等，做到未雨绸缪，以备日后使用。她们就这样忙活起来了。
每当护士们和南丁格尔站在伤兵病榻旁边，眼看伤员们痛苦的情形，自己却因为没有军医的指示，而不敢贸然行事时，就感到隐隐的痛心。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护士们就开始沉不住气了，有的人开始抱怨南丁格尔。有的人说：“我们大老远地从英国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为了做这些细微的琐事吗？”
就在这时，由帕拉库拉玛带来的伤兵在斯卡特里下船。和以前几次一样，伤兵人数如潮涌般地增多，而医院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日臻恶劣。
然而，南丁格尔还是坚持不准护士们擅自行动。她只将护士们略作调度，一部分人留在临时医院，一部分人被派往相距400米远的陆军医院，并严格规定：夜晚所有在外的护士一定要回到临时医院就寝。
由于在厨房的表现，让南丁格尔在医院中总算站得一席之地。
南丁格尔发现，要想在这所战地医院里做些像样的食物，实在是难度巨大，甚至是毫无可能。全部炊事用具只是13口土耳其式的大铜锅，每口铜锅的容量，大约是55加仑。伤员饮用的“茶水”，就是在这种未经涮洗、煮过肉的铜锅中煮成的，味道很难闻，自然很难下咽。
分给每个病房的猪肉，都要事先交给各个病房的值班员，栓上一条破布，或是插上个锈钉子之类的东西，做好标记后，再放入锅中去煮。值得一提的是，煮肉的水一般根本烧不开，因为烧锅的柴火都是些青树枝，燃烧得并不充分，顶多是呛人的浓烟而已。所以，士兵根本吃不到真正煮熟的肉。
这些半生不熟的肉，由各个病室的值班员领回去，常常就在他自己的床板上切割，再分给病房的伤病员。这样的食物，这样的吃法，连健康人吃下去都难以忍受，自然可以想象霍乱、赤痢患者吃下这种肉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长期以来，伤病员个个饥肠辘辘，且经受着腹泻的严重折磨，此情此景，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这种种恶劣的情况，直至南丁格尔开设了“小灶”才有所改观。
在马赛短暂停留时，南丁格尔就购置了便携炉灶、牛肉精、葛粉、红酒等。当帕拉库拉玛战役的伤病员到达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征得军医们的同意，把滚热的葛粉粥、红酒等成桶地抬出来，慰劳那些幸存的伤员。
对于饥饿不堪的伤兵们来说，这真是喜从天降。于是不出一个星期，南丁格尔的小屋，立即成了闻名的小灶厨房。大家对这个小厨房津津乐道。以后的5个多月里，这个小厨房，便是唯一能为伤病员提供像样病号饭的地方。
不过，南丁格尔本人严格遵守管理规定，除医院的军医签字以外，从不自作主张发放任何食品。这一点赢得了军医们一致的好感。
到达斯卡特里的第五天又来了一大批伤病员。南丁格尔除了做饭以外，其余别的都顾不上了，她甚至特地钻研起了食谱，以便为士兵们提供更好的口味。
在紧张、奔忙、忘我的工作中，他人的偏见和让人不快的冷遇，都被暂且忘掉了。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总是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甚至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中断，医院的工作越来越紧张、繁忙。
拯救士兵的天使
1854年11月5日，俄国军队强攻居高临下的英克尔曼，以免除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威胁。面对俄军强大的火力，英军奋力抵抗。经过激战，英军凭借弥漫着的浓雾做掩护，获得了先机，打赢了这场仗。但是，这场战役，不仅让他们损失惨重，而且使整个队伍疲惫不堪。
当时的情势已十分的明显，由于俄国军队人数众多，而且军备力量强大，英军不可能在开春之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要塞，便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据守过冬。
但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那里既无给养，又无输送给养的办法，帕拉库拉玛连接高地营区的唯一通道已被重炮的铁轮碾轧得无法通行。所以，这里的冬天，对于他们，将是比战争本身还要可怕的灾难。
正如他门所预感到的那样，可怕的灾难终于再次来临，当冬天迅速到来时，寒风凛冽，无遮无盖，物资匮乏的英国军队，就这样据守在高地上。为了获得热量，士兵们将身体挨着身体，还是冻得浑身发抖，面色铁青。可以说，所有战争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参战者往往要经受生不如死的肉体之痛。
饥寒交迫的士兵没有任何燃料，任凭没完没了的雨雪灌到脖颈里面浸透薄薄的军衣。为了取暖，所有的灌木，所有的树桩都被他们贪婪地挖掘出来用作燃烧之物了。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士兵们只好开始挖树根、草根，在身体旁边燃起堆堆小火。他们睡在泥地上，吃的是干豌豆和半生肉。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在呻吟中倒下，病员的比率迅猛攀升。
运载首批病员的运输船未经事先通知便抵达斯卡特里医院。军医们手忙脚乱，在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向南丁格尔小姐求援了，首先要解决的是铺位问题。
南丁格尔小姐马上组织她的护士队，迅速用干草塞满了一只只口袋，铺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员们躺卧。枕头、毯子自然是没有的。随着人数不断增加，几天后连布口袋也用完了，而病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只好让他们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
到后来，几千米长的走廊上全部密密麻麻地躺满了病员，像是密集的蜂群一样。由于人员众多，彼此之间几乎连空隙也没有。地板无法打扫、无法擦洗，爬满了各种害虫。害虫之多达到让人无法插足的程度。
当志愿随军的牧师奥斯本跪在地上俯身为快要死去的士兵记录遗言时，他的笔记本上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这种景象，是这位牧师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的。他惊慌得要命，甚至对自己的牧师职业产生了怀疑。
军医们其实都很敬业。尽管压力很大，但他们并不退缩，个个都像狮子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是，毕竟伤病员太多，他们也不免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有的伤员入院两个星期，还未曾见到外科医生。当时，那里既没有手术台又没有帷幕，截肢手术只好在病房里众目睽睽之下就地进行，惨叫声不绝于耳。这种状况，差不多延续了一周多，其他士兵可以目睹到的这种可怕景象，也持续了一周多。
奥斯本先生描述说，一次截肢手术是“在两块木板架子上完成的。在手术后期，因为没有桌子我只好用我的胳膊支撑，另一个外科医生顶住我的腰。而别的士兵就在附近看着这一切，他们内心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也迟早要经受这种非人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的最早几项改革之一，就是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帐幕，把手术操作过程遮蔽起来，使其他伤员不致于目睹他们迟早逃避不了的苦痛，伤员们对此非常感激。
南丁格尔计算了一下，到此刻为止，医院内至少有1000多名患急性腹泻的病人，而医院只有20只便盆。另外还有些大木桶整日整夜放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人小便。过去，由于值班员不尽职责，不愿意清理打扫，这些便桶就这样整天地放在那里，气味极其难闻。南丁格尔来到后马上建立值班制度，护士们轮流处理这些马桶。
她曾记述道：
马桶的味道，曾经让人震撼，但和士兵们因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纷纷死亡的情形相比，味道不好，又算得了什么呢？死亡率之高，令人胆战心惊，而这只不过还是个开始。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不久，天气变坏，克里米亚地区受到了一场飓风毁灭性的袭击：飓风过后，人们惊恐地看到，营地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有的甚至都成了碎片，而且飞出数千米远。
巴拉克拉瓦港湾中，所有的船只都被摧毁了，最后，统统沉入海底，而其中一艘大船刚刚到岸就遭遇一场飓风。它满载着被褥和其他过冬给养，结果，一件东西都没来得及卸下，就“轰隆”一声沉入大海了。
暴风夹带着雪的冬天，加剧了受伤士兵的苦难。患赤痢、腹泻、风湿热的病人与日俱增。又有几艘船的病人接连运抵斯卡特里，新运到的病员狼狈不堪，饥寒交迫，满身虱蚤。他们已经丢弃了棉衣、鞋子、衬衫。只穿着肮脏的满是窟窿的破布，样子着实令人作呕。有时，他们甚至是赤身裸体来的，连他们自己也都向护士连连摆手，嘱咐护士不要走近他们。有的说：“就连我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不愿意碰我一下。”
到11月底，医院的管理系统陷入瘫痪，各个部门都怕担负责任，招惹非议，谁也不敢出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一筹莫展的官员们终于认识到，在斯卡特里当前的危难中，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既有财力、权力，又有能力的南丁格尔小姐。
南丁格尔支配着一笔30000英镑的巨款，其中，有7000英镑是她个人筹集的，其余由各个基金会捐助。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堡还是世界有名的大商埠之一，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物品，这也使得南丁格尔所支配的资金可以派上用场。
所以，在那样多灾多难的情况下，南丁格尔简直就是天使。
的确，当浑身是虱子的伤兵经过南丁格尔的身旁时，她毫无憎厌之色。而且人们发现，不论需要什么，无论是手术台、奶油布丁，还是其他的物品，只要求助丁南丁格尔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每天，她都要仔细了解军需部门缺乏的必需物品，然后，马上派人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再由她依据军医签字的领物单分发下去。
随军牧师也曾这样写道：“只要军医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面包、椰子粉、汤汁和其他美味的滋养食品，大盘大盘地送到伤兵的面前，这对医生的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这些可怜的士兵不再饥渴，不再被人们遗弃！”
所以，没过多久，军医对她的怀疑和误解便彻底消除了。但是官僚习气依然阻碍着救护伤病员的工作。虽然南丁格尔有权向政府申请生活及医疗用品，但每逢急需时，却都因形式或规则而阻碍难行，她经常感到厌恶，解尽私囊解决了许多问题。
当南丁格尔在寒冷的夜里起来巡视时，她发现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之火，病人们紧缩一团冷得发抖，但是三更半夜，官员们绝不会冒着严寒为医院去拿柴火的。于是，她只好把自己房中仅存的柴火搬来。
第二天，南丁格尔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请，希望上级能拨下更多的燃料。但监督官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应该知道，每一座壁炉能供应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我知道，但对于特别寒冷的气候，是否应该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尔一旁的主治医师也尽力为病人争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过，还要经过会议后才能解决。”
“那就请你们赶快开会决定吧，最好能及时赶上今晚的需要。”
“这怎么可能？会议得先定好一个日期，再通知与会官员，才能正式召开。何况现在那些重要官员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请假了，在最近两天内，绝不可能召开的。”
“那能不能请你先拨下一些燃料，至于会议的召开或问题的裁定，你们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再慢慢讨论。”
监督官看着言语带有戏谑性的医生，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便拨了一部分燃料给他们。但是，政府阶层繁多，而且一层比一层盛气凌人，每一个部门的监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规，事情没有那么好商量，因此有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且相当复杂。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病人大多光着上身，没有衣服可穿。于是南丁格尔向政府申请27000件的衬衫，这一项要求很快就得到许可，并且分发下来。当士兵们看见一大包的衬衫寄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经手的官员说要把衬衫打开必须经过会议同意后才行，不可随便决定，任凭南丁格尔费尽口舌，仍然不允许领取。直至两个星期后才通过这项议案，但是这时候冻死的士兵，已经不计其数了！
军务大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信给补给官说：“现在一切正处于战时，一切行事无须过分拘于形式，应当随机应变，缓急有序，不可耽误公事！”
尽管军务大臣一再强调，但根植已久的陋习和作风，一时却无法改变。南丁格尔看到病人的惨状，心急如焚。对于那些官僚习气，她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南丁格尔只得采取强硬的态度，不再理会什么会议不会议的，径自解开包裹，官员们也不再说什么，因为为了病人的生命，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伤兵们都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并且都因作战而破损或沾满血迹，或因流汗以及尘埃而结成厚重的污垢，到处可见跳蚤和小虫子。
“士兵的衣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有任何遗失。”这是军中的规定，军医方面就是以此为理由，不肯分发所需的衣物。
事实是，在战役中士兵们遵照命令丢弃了背包，所以他们在伤病后送到医院时已无衣服替换。南丁格尔在与官员们争执一番后，官员们不理睬她争取替换衣服的建议。
于是，在官员们冷漠的态度面前，南丁格尔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衣服、鞋袜及其他必需品，还做了很多的裤子和睡衣……
在她购进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坚决让值班员按时把病房和走廊里的便桶倒掉，及时打扫并清洗地板。紧接着，她又组织地下室那些妇女们为所有的伤病员洗衣服。
到12月底，整个医院的给养实际上已经由南丁格尔小姐负责了。两个月以来，她按军医们的要求，已向伤病员提供了6000件衬衣、2000双袜子、500条内裤。
“我倒成了个杂货商。”1月里，她写信给史得尼·赫伯特说：“现在的我，就像是给赤裸的、可怜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从餐刀、餐叉、汤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萝卜、手术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杀虫粉、剪刀、便盆、残肢软垫等，一应俱全。而且还要兼任清扫工人、洗衣妇。”
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情况在继续恶化。刚进12月时，战地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宣布，又将有500名伤员启程来斯卡特里，而医院此时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建病房。
在斯卡特里野战医院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尚有一间脏乱的房间，这是昆虫和老鼠滋生最多的地方，布满瘴疠之气，没有人敢进去。
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南丁格尔只好姑且认为，如果加以整顿的话，或许可以缓冲一下目前的急需。但是只有一个军医同意，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擅作主张。
“改建一个房间，需要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等于重建。稍微整理的话，仍然无法成为人居住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就大了，谁敢负责呀！”
提到责任，他们只会设法推卸，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依照政府的规定，重建必须由医院主管向伦敦军医总督提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陆军部官员协商，然后陆军部再与国防部商量之后，才由国防部正式申请财政部，得到财政部的同意，陆军部才能请总督批准，按提议进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准许总督把命令下达斯卡特里的话，克里米亚的战争不是早已结束，此时伤兵病人早已死光了。眼看着伤兵就要到了，无论如何总得先想个办法来收容这批可怜的伤兵。
南丁格尔忽生一计，她想，如果直接与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着夫人的传达使大使明白事态已刻不容缓，请求他的支援，直接请工兵部部长下达命令，立刻修理病舍，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拖延的时候了吗？
果然如愿以偿。南丁格尔立即雇了125名工人进行重建工作。但不知为何，这些工人竟中途罢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烦，于是临阵脱逃，不加理会了。
真没办法，南丁格尔只好再度动用私款，雇用了200名工人加紧赶工，总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时，还引进了不少医疗设备。而这一切，调配处根本不曾过问。
当那500名伤兵从运输船上下来，受到南丁格尔及护士们以清洁的寝具和温暖的食物热切照顾时，人人感动地流下眼泪，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说：“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天国了？”
这个情况在医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尔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里获得肯定与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扩散至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对于南丁格尔自己来说，这个情势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她只是想借此机会证明，作为一名女性护士是有她存在的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她所负的使命。
渐渐地，南丁格尔的业绩轰动了远近。这就是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人所称道的“南丁格尔权威”所创建的第一批重要业绩。尤其当人们得知，她这项建设已被英国皇家陆军部官方正式批准，她所垫付的款项也由国库付还以后，她的声望更高了。
但就南丁格尔本人来说，这一点点成就微不足道。因为她始终认为，她的使命在于向人们，尤其向当时的英国社会证明，妇女在护理工作中是可以起重大作用的。
但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她在组织和调动自己率领的这些护士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甚至超过她同军医们、军需官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难。
“夫人，我离开英国来到此地原是准备服从一切条件的。但是，现在，这儿有些条件、规定我却无法遵循。就拿这里的白帽子来说吧，有人戴着合适，有人戴着就不合适。我若是早些知道这里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会老远地从英国跑到这里来了。”
南丁格尔写道，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又不得不一一解决各种问题。但要说服这些护士和修女们，使她们认识并维护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确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
护士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伤员病员喊着闹着要吃刺激性食品，而护士们未经军医准许绝对不能擅自给他们吃。为了这类规定，她们抱怨南丁格尔小姐，认为她关心个人的权力胜过关心伤病员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从她的指示，有的甚至开始疏远她。
南丁格尔并不动摇，坚持按医疗卫生的规定办事，并毫不放松对护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满怀欣喜地写信给史得尼·赫伯特：经过几番忍耐与等待，我们终于在医院中正常地展开作业了。您一定想不到，我们在短时间内已经完成了如下事宜：
就餐厨房已经正式启用；进行了病房大扫除，我们分发了抹布、地板擦、扫帚和梳子；2000件衬衫已经分发到伤病员那里；产科医院开始正常运作，为随军妇女提供方便；寡妇和士兵妻子得到必要的照顾；大量的包扎工作，由我们当中最能干的人进行；800名伤病员的病房修理工作已经完成。
南丁格尔详细地列举了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遇到突然的麻烦
就在南丁格尔给赫伯特写完信的当天下午，她突然获得了一个让她惊讶的消息。又有一支46人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史得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此事事先并没有同南丁格尔商议，这直接违背了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而且，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由高级医官库明先生负责。这显然超越了南丁格尔的正常职权，也必然会给她的工作带来影响。
南丁格尔很气愤，1854年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史得尼·赫伯特。
亲爱的赫伯特先生：
当我受命来此担任护士队队长之时，曾有明文规定，除非我要求，否则就不增派护士前来，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无须经过军医团的许可。
承蒙您的看重，认为我是担当开展护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说如果我拒绝担任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
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军医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缺，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更是不公平！而且，罗马天主教徒在护士队中所占的比例，目前本来就很高，这样一来，比例就更加上升了，这只会使各方矛盾激化、增加管理上的麻烦。
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做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的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