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可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送麦秸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垛在一起，挑送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然而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脸上却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糟了，出了一点儿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6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基因和信息素中。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可是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木工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齐师傅8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哧哧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儿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即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不过，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儿，人们却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要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和铁锁等，它们靠什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儿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有意让所有人都看见），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他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啥时候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0160-1”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可是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当她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却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如果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了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儿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了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呼呼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恐怕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呼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今天也想不出好办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可是今天他们的喜悦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
最后，颜哲咬咬牙说：“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尽力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其实，蒙昧者最幸福，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你的担心不错，但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一个未婚姑娘生下私生子呀，那样会毁了她的一生的。”
颜哲说下边的话时，显然颇为犹豫，看来他不想对我说得那么深，那么直白。然而犹豫良久，还是没有瞒我。
他说：“我决定让她生下孩子，还有更深的考虑。秋云，也许你对我的这些考虑有反感，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完，并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请你不要站在女人本能的高度、而要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问题，行不行？”
他执拗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本能的高度”，什么是“哲理的高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这才往下说：“我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我爸爸一再说：蚂蚁的利他主义社会是内禀稳定的，他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蚂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可以自动产生足够的蚁素，在族群内部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的闭环，从而把利他社会永远延续下去，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监管和校正，这种自稳定机制正是利他社会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再看咱们的社会实验，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成功，所以你别忘了，它与蚂蚁社会相比，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镜像不对称——咱们的小型利他社会需要一个外部的监管者，一个上帝。上帝为他们注入蚁素，随时校正运行中出现的误差。可是，如果一个利他社会不得不依靠外部监管者，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怎么保证一定有这么一个上帝？不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保证能随时产生一个尽责的上帝。”
我不禁悚然，这些天来，我一直陶醉于农场的幸福感中，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原来还有这样大的疏漏，甚至是本质的、不可补救的疏漏。我对颜哲更佩服了，他确实比我站得高，想得远。
颜哲皱着眉头继续说：“还有更可怕的前景呢，那就是这个利他社会之上，可能出现一个恶的、自私的上帝。因为上帝本人并不受利他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自我约束。但这就更不可靠啦，一旦他心存恶念，那他就会把他控制下的、高度纪律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你……想想这种前景吧！”
我更加悚然，也更看清了我和颜哲的距离。这些天，我非常投入地帮他创建这个利他社会，但实际上我是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可怕的陷阱，也没想到我绝对信服的颜哲其实一直如履薄冰。我仰脸看着他，目光已经不是钦佩，而是敬仰。想想吧，他其实就是这个微型利他社会的上帝，可以为所欲为的，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这太难得了。颜哲看到了恋人的敬仰之情，心情放松了，笑着说：“好在这个难题并不是完全无解，我爸爸发现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什么途径？”
“生物在进化中会根据环境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行为方式，并且能够把这些变化纳入本能中，这称为获得性遗传。有关例证非常多，比如英国的一种蛾子在多煤灰的环境下，能在几代时间内把体色加深，形成保护色；又比如食肉的熊猫在环境变化时逐渐改为食用箭竹。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生物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并慢慢固定下来，变成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本能。”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动物行为是非物质形态的，它们却可以通过物质形态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想不通。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你接着说。”
“所以我爸爸相信，虽然人类利他社会在开始时只能由外部力量创建，但经过若干代之后，利他习性也会固定下来，变成族群本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尽量把这个时间段缩短，比如，不超过五代就能把它固定。”
我沉默了。我太迟钝，到这会儿才悟到他这番长篇大论最后指向何处：“你是说——有意在这个微型社会中开始繁衍后代，然后研究后代会不会把获得的好习性变成本能？”
“对，岑明霞的儿女将是第一个。甚至可以说，咱们创建的利他社会还没真正开始呢，它将从婴儿降生那一刻才真正开始，所以，这其实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她本人的最大荣幸。这个婴儿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冒一些险也值得，即使让婴儿母亲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我又沉默了，从刚才“哲理的敬仰”中掉下来，掉回到我那“女人的低级本能”，颜哲说得非常对，他的设想既目光敏锐，又非常宏伟。不管怎样，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先定为一个实验品，这个作法使我产生本能的反感。我不是说我的反感有什么道理，甚至可以说它简直没道理，可它就是横亘在我心里，无法消除。我起无法反对颜哲，我那肤浅的思维根本无法抵抗他锐利的思想。
停了很久我才说：“那个婴儿……不可能有利他天性吧！别忘了，怀上这个胎儿时，赖安胜和岑明霞还都没有喷蚁素，还是恶人。”
“你说得对，但至少怀孕期间岑明霞已经是新人了，胎儿的本性不光取决于父母的基因，也取决于孕期的母体激素。另外，在孩子出生后，我想定期为他喷洒蚁素，强化他的利他天性。”他说：“当然，如果在父母都变成好人之后再怀孕，那会更好。以后吧，以后再让他们生下第二胎，两者可以做个对比实验，那样更有说服力。”
“这就比较好玩了。”我神经质地笑着：“比较好玩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新社会的始祖，至于赖安胜和岑明霞呢，这么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新人类高祖’啦！上帝真会开玩笑，让纯洁无瑕的新人类从这俩恶人的恶行中繁衍出来，就像污泥中长出莲花，从粪堆里长出灵芝。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摇摇头，说道：“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俩人早就不是恶人了，变成君子了。我说这话，只能说明我心底太狭隘。怪我没喷蚁素。”
颜哲看看我，没有再说任何话，因为他太聪明了，尽管我努力遮掩，但我此时阴暗的心理瞒不过他，他只是吻吻我，与我告别。临别时我忽然起了一个随意的想法：这么多天来，颜哲一直没有要求约会时的“亲热”，我似乎也失去了这个欲望，是不是因为做一个时刻清醒的上帝，心理负担太重，以致让性欲枯萎了？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