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而他做人的成功，又是知人的成功。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当是事实。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以后，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等都落到了曹操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曹操二话不说，下令一把火把它们烧个干净。那些暗中勾结袁绍的人，原本担心要追究的，现在都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肚子里去了，对曹操更是又佩服又感激。”
——《品三国》第115页—116页
易中天教授所引用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即是指“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接下来，他又引用了同纪引用的《魏氏春秋》，曹操宽宏大量的、高姿势的自我表白。以后的结论说曹操“有足够的气度和宽容，”“是要装点糊涂的”，“他做得是那样的坦诚、实在、大气、自然。这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了”。
易先生对曹操的人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此时的曹操确实很能干、开明，也有非常人之权术。三国领袖大都喜欢读书，尤其是如《东观汉纪》那样的近世史书，而曹操也常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对此处我过去著文认为，他是在学刘秀的故事，一百八九十年前刘秀征战河北，在邯郸等地歼灭了曾比他强大得多的王郎政权，缴获了大批自己军中将吏通敌的书信，便是不予翻阅，一律销毁，以至人心大安。
曹操显然是学刘秀到家了，相当成功。但这种曹操在官渡战胜时的高姿态，只能视为是政治家的权术。因为当时袁绍虽败但仍有潜力，还有拥众十余万的冀州、并州、幽州和青州等处人马。曹操亦只是一时之胜，还不能说彻底完全的胜利而已。只有当他在四年后攻陷冀州（邺城），摧毁袁氏在河北的根本后，大局底定，此时此刻他就不需要此种销毁书信的姿态作秀了。
《三国志·魏书·赵俨传》引《魏略》称：“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记，通意于绍者。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这就是说，曹操在进邺城后，就派亲信对袁绍密室里的书信仔细地作了检查，还认真地分析。此处他奇怪因何没有李通书信，按理是不可能的。由此即可佐证，他对此时密室里所有书信的作者都上了黑名单。因此，史学家张大可据以推理，还认定，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当众烧书前，早已录了黑名单。这是很有见地的。曹操此人颇有城府。但裴松之据曹操本纪却以为不然，所谓是“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按，此处裴松之把建安五年（200年）官渡战后的曹操和建安九年（204年）攻占邺城的曹操，视作个不是变数的曹操定格。应该认为时隔四年，此时曹操已成为北国霸主，再不须官渡战后用那种做秀以安定人心了。
曹操在得势时，原先执持的“坦诚、实在、大气”，也就不须有了。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延伸阅读〕
彭真谈曹操焚书信
1961年12月3日，彭真在郑林、冯培文等陪同下，下午参观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苏三监狱和益元堂药铺，谈到有些人犯了错误怎么使用时，彭真说：属于工作等方面错误人人都有，对人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要从长期的斗争中看，不要从一点事情上看，尤其是青年人，最富于幻想。如官渡之战，曹操烧档案的故事。曹操在打败袁绍之后，有人告诉他，在缴获的档案中，发现一些部将给袁绍写的信。曹操听了之后，承认自己在胜负未定时，也曾动摇过，并且立即下令把所有档案都烧掉。这样一来，人心大安。（师东兵《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5页）
孝廉茂才
两汉时做官的重要途径，是要先取得孝廉或茂才资格。做了孝廉或茂才后，通常可任为郎。郎即郎官，开始是安排做宫殿侍从，虽官不大但却是做官最好的一块敲门砖，以后逐步做上各级官员。它是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
东汉较西汉更将孝廉、茂才作为做官的必由之路。孝廉规定是每20万人口，一年产生一人，由郡国的第一领导人郡太守和国相保举；如会稽郡察举阚泽为孝廉，朱治举孙权为孝廉。茂才是规定一州郡一年仅能产生一人，由州牧或州刺史所保举；刘备在表为豫州牧时，曾保举袁谭（袁绍长子）为茂才，徐州刺史陶谦保举张昭为茂才。朝廷官员只有三公和光禄勋四位高官，每年各人也只能保举一个。
孝廉、茂才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也是被称为做官的正路子。只是它时有缩水，名义上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但多为世家大族相互吹捧、做肮脏交易的黑箱操作。当时社会流行有“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之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