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时期琉璃的复苏经过漫长的战乱，中国再次走上了统一发展的道路。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尤其是唐代，无论是在军事、经济、文化还是对外交流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公元581年，隋文帝开国，公元589年灭陈，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状况。经过长期的动乱，古代传统的琉璃制造工艺几乎失传了将近300年。为了沿袭旧王室拥有琉璃的传统，从精神上标榜自己作为中国正统皇室的地位，恢复古代琉璃制品的制作，以扼制当时近乎泛滥的西方进口玻璃，成了当务之急。
在皇帝的诏命下，专司宫廷机巧制作的何稠进行古法琉璃的复制工作。何稠是我国工艺史上优秀的人才，其父亲何通擅长雕刻玉器，叔父何妥官至国子祭酒，家学渊博。其人生性机巧，多有智思，而且博览古籍。北周时，曾主管细作署。隋初，在御府监、少府监任职务。凡是陵园、宫殿，哪怕是桥梁都是由他精心规划。《隋书·何稠传》记载，“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其不异”。虽然“与其不异”，但仍为仿制。从技术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何稠以烧瓷器的方法来仿制，其仿制的琉璃应该类似于低温釉和铅玻璃之间。而以后出现的低温釉陶――琉璃瓦也应该是在同一时期生产成功的。现经考古发掘的隋代13件琉璃器皿中，除一件为蓝色外，其余12件均为绿色，也印证这一点。
除了恢复传统，在隋代，西方流入的玻璃制造方法被引入到了本土玻璃制造中，这种以“钠钙玻璃”为主要材质的玻璃器成为了一个大的分支，逐渐和原有的“铅玻璃”分离开来。
传统的琉璃制作方法在政府的主持下，逐步恢复。然而即使隋代重新复苏了古法琉璃工艺，要恢复到战国时期的全盛状态还得等到唐代。
由于隋朝较短，到了唐代真正的琉璃技术才得到了完整的复苏。唐代是个兼收并蓄的王朝，各种文化都在长安融合。进口的玻璃除了来自萨珊的以外，伊斯兰的玻璃也逐渐进入了市场。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唐代的包容思想弥漫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在琉璃工艺的制造中，国产琉璃、波斯萨珊玻璃器、伊斯兰玻璃器同时共存。
国产的“铅玻璃”继续沿着传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古法琉璃被制成贵族的装饰品，及各种工艺品、佛教用品。如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的玻璃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一些唐代寺院塔基还出土了一些薄壁小型玻璃舍利瓶。隋唐时期还生产了大量的琉璃珠、琉璃笄、琉璃小佛像等宗教用品。如唐代法门寺的琉璃盏，就是用铅玻璃制造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于陕西西安西明寺的深蓝色琉璃鱼，是作为出入宫廷的信物使用的，这正继承了过去“贵族、士大夫用琉璃”的传统。
作为女性装饰品的琉璃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峰，贵族仕女无不使用琉璃制品来装点自己，这种盛况似乎让人感觉回到了先秦琉璃盛行的年代。如《新唐书·舆服志》中“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其《五行志》则另有记录，“唐末……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
在反映贵族仕女生活的著名绘画《簪花仕女图》中，手持蝴蝶与轻撩起披衫衣领的两位仕女的双腕都戴着长长一串透明的手镯，这些手镯澄莹无色，让女性的腕臂轮廓清晰地透过手镯映现出来。这样的描绘，应该是印证了史书所记唐末流行琉璃首饰的风气，簪花仕女们腕上的透明手镯，就是琉璃钏，是当时流行的琉璃首饰之一种。
而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的进口则主要是日用产品，如各种酒具、杯、瓶等。这些西方的玻璃也有部分经过改造，成为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传统工艺样式，如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玻璃瓶、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圈纹玻璃碗，可能就是萨珊玻璃。
琉璃茶具琉璃制成的茶具色泽鲜艳，能给人以光彩照人之感。中国的琉璃制作技术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唐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西方琉璃器的不断传入，中国才开始烧制琉璃茶具。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由唐僖宗供奉的素面圈足淡黄色琉璃茶盏和素面淡黄色琉璃茶托，是地道的中国琉璃茶具，虽然造型原始，装饰简朴，质地显混，透明度低，但却表明中国的琉璃茶具在唐代已经起步，在当时堪称珍贵之物。唐代元稹曾写诗赞誉琉璃，说它是“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
唐代在供奉法门寺塔佛骨舍利时，也将琉璃茶具列入供奉之物。宋时，中国独特的高铅琉璃器具相继问世。元、明时，规模较大的琉璃作坊在山东、新疆等地出现。清康熙时，在北京还开设了宫廷琉璃厂，只是自宋至清，虽有琉璃器件生产，且身价名贵，但多以生产琉璃艺术品为主，只有少量茶具制品，始终没有形成琉璃茶具的规模生产。
近代，随着玻璃工业的崛起，玻璃茶具很快兴起，这是因为玻璃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可塑性大，因此，用它制成的茶具形态各异，用途广泛，加之价格低廉，购买方便，而受到茶人好评。在众多的玻璃茶具中，以玻璃茶杯最为常见，用它泡茶，茶汤的色泽，茶叶的姿色，以及茶叶在冲泡过程中的沉浮移动，都尽收眼底。因此，用玻璃杯来冲泡种种名优茶，最富品赏价值，不失为家居待客的一种好器皿。但玻璃茶杯质脆，易破碎，比陶瓷烫手，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其后生产的现代琉璃茶杯由于造价较现代钠钙玻璃高，虽然拥有以上提及的种种特性，质地优良，却已很少为人们选用。
二、两宋时期的琉璃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如陶瓷、玉器、书画、文学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尤其是瓷器的制作在当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是与此同时，也许是由于其他近似于琉璃的工艺品――陶瓷为人们所热衷，没有更多地精力投入对琉璃制品的研究和发展，整个宋代琉璃工艺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只是沿袭着唐代的琉璃工艺缓慢前行。
从现存的宋代琉璃制品看，传统铅玻璃的制品范围再次扩大；吹制玻璃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技术更加熟练；工匠们已能利用玻璃的种种物理特性制造出不同的精巧工艺品；玻璃和琉璃的称谓有了明显的区分。
《宋史·五行志》亦云：“绍熙元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琉璃首饰可以成为流行时尚，而且流行到市民阶层的“里巷妇女”都戴得起，说明琉璃制品在当时并不是贵重的东西，这也可见出琉璃生产的普遍。如在江西南丰桑田宋墓中就出土了琉璃簪一件；福建南平大凤宋墓也有一件湖蓝色、色泽鲜艳光洁的琉璃簪。在民间也有不少琉璃制品的发钗，其造型尤为丰富，有的和同时期的金银器造型相似。
由于日常生活用品有了极好的代用品――宋瓷，琉璃所具有的日常实用功能被剥离了出来。至此，琉（玻）璃在中国古代作为主要生活用品的时期结束，它走向了作为装饰品和礼器、工艺品的道路。
在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就发现了一大批琉璃器皿，其中有壶形鼎、瓶、椭圆形卵形器、宝莲形器、鸟形器等，制作均相当精致，反映了宋代玻璃制造业的水平。这批玻璃器已经改善了琉璃的制作办法，将吹制技术引入传统手段，使玻璃鹅、玻璃葡萄等高精度仿实物的工艺琉璃和琉璃首饰的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
时至北宋，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很大进步。河北定县的一座北宋塔基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纸、如水晶般透明；安徽天长出土的磨光玻璃，以及河南密县出土的上百只鸡卵状玻璃瓶，都是北宋玻璃制造技术进步和吹制玻璃水平发达的明证。
在宋代，一个新的名字被赋予了琉璃――“药玉”。药玉一词来自于人们对琉璃制品的充分了解，“以药作珠”“加以众药”（以众多矿石加以炼制）等。苏东坡曾有《独酌试药玉滑盏，有怀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诗句招之》咏道：“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荷心虽浅狭，镜面良渺。持此寿佳客，到手不容辞……”
宋代时期的朝臣，需以“药玉青珠”“药珠”装饰。官服玉带上要间以“药珠”，头戴的帽子上要有“药玉青珠”，以显威严。《宋史·车服志》中“今群臣之冕，用药玉青珠、五色茸，非藻玉三采、二采之义；每旒之长各八寸……大带，中单，佩以珉，贯以药珠，绶以绛锦、银环……”
宋《铁山丛围》中说道：“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因踵艺祖故事，检察内诸司……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又谓真庙朝物也……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色，而不克自必也。”显然，自宋代古法琉璃的制作工艺又几乎再度失传。这里所说的突然发现先代遗留下来的遗存的琉璃母，“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可以确定当时古籍中流传的关于琉璃母制造的方法已经失传，关于琉璃器调整透明度的方法并没有流传下来。
即使是当时的吹制技术有了进步，然而宋代的琉璃和唐代相比，很明显的失去了琉璃在两汉时期的半透明性，而朝着原始琉璃的“仿玉”方向发展。中国琉璃转了个弯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自宋代开始，低温彩釉制作的瓦也被称之为“琉璃瓦”或者“琉璃”。这里的琉璃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琉璃（铅玻璃）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因此，自宋代以后就出现了“玻璃”逐渐代替“琉璃”一词的趋向。
琉璃母古代的琉璃是用琉璃石加入琉璃母烧制而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法琉璃。琉璃石是一种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的矿石，古时多使用水晶。
而琉璃母则是一种采自天然又经人工炼制后的古法配方，大约是以二氧化硅矿石为主料，以铅化物、硝石等助熔剂预先烧制好作为琉璃炼制的辅料，用以改变熔制过程中二氧化硅的结构与物理特性，在造型、色彩与通透度上与普通二氧化硅（玻璃）有明显的区别。
三、唐宋时期的宗教琉璃装饰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来，经过几代的发展，到唐宋时期，佛教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为普遍的宗教。佛教一开始就与琉璃有着相当的渊源，多部经书中都提到琉璃在佛法修行中的重要作用。《法华经》《药师咒》《大悲咒》，几乎所有的佛教典籍中对琉璃都有或多或少的描述。
琉璃在佛教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慧琳音义》卷一：“须弥山南面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天生神物，非是人间炼石造作，焰火所成琉璃也。”这些具有神灵气机的宝物，温润光华的琉璃，后来更被佛教引为镇教七宝之一。
它来源于梵语中的“薜琉璃”，意为青色宝，即宝石中的蔚蓝色者。如天青之色，有晶莹之质，表里洞彻、内外相映。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祖，佛法用琉璃光的明净来比喻佛德，所以药师佛又被称为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
药师佛曾发下十二大愿，要帮助众生解除痛苦，医治疾病，消灾延寿，满足信徒的一切愿望。他的第二愿就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
自此，佛教经典中都以如琉璃般纯净为修行者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作为佛教的宗教用品的时候，虔诚的信徒们经常会使用琉璃制品来帮助自己修行，将各种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琉璃串珠 一一 佩戴在身上。
唐宋时期除了在佛教用具中不可或缺的琉璃珠，礼佛的贡品也采用琉璃制作的一些水果等器件，一方面可以使贡品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而腐坏，另一方面琉璃剔透的物理性质和内涵也相当符合教义。
琉璃极乐是佛教徒想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当得道高僧圆寂后，为了象征修习圆满，后世通常会使用琉璃瓶作为高僧舍利子的盛具。这种风俗应该来自于古代印度。唐宋时期由于修行的人数众多，加上受到印度的影响，以往普通的琉璃瓶、琉璃茶具、琉璃碗、琉璃盘等也演变为专门的舍利盛具。
如在陕西临潼出土的舍利塔内共有6枚球形琉璃“果”，在佛教用语中被称作“斯陀含果”，出土时被供奉于舍利塔内；在舍利墓中经常可以发现琉璃蛋、琉璃盘等，这些都是作为随葬的冥器或贡品，以期伴随和保佑死者灵魂早日进入药师琉璃光如来掌管的极乐净土。同时出土的有银棺（长21厘米，高14厘米）里面套金棺（长14厘米，高9厘米），其中两棺的棺盖檐悬吊有小琉璃珠间隔有较大水滴形琉璃坠，棺身上也粘有小琉璃珠成花瓣状，颜色有黄色、绿色、蓝色。上页图以较大水滴形琉璃坠做项链装饰，其颜色形状都和陕西出土的金银棺上相似，小珠和金银棺上相比相对做工粗糙些。
在宁夏固原县南郊乡小马村出土过一套5件琉璃器，有绿色六曲琉璃碗、琉璃花结和异形的琉璃果等。令人惊叹的是，出土的琉璃花采用高超的吹制手法吹制花瓣，花蕊则用琉璃珠和金属丝组合而成，真正体现了佛家所讲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超凡境界。除了遗留下来的出土文物，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的不少经变画中，琉璃盘、琉璃瓶等作为佛教用器也屡见不鲜。类似绿色六曲琉璃碗也有透明的（见下页图），碗底的黑色条状物可能是当时用来悬挂小碗的。
法门寺的舍利塔传说据佛教传说，为更好地弘传佛教，阿育王将阿世王所藏的八万四千舍利，以八万四千琉璃宝箧，八万四千宝盖，以及八万四千匹彩分别珍藏，役使鬼神一夜间造就八万四千座佛塔，将八万四千舍利分别安奉供养。
法门寺塔即这八万四千佛塔之一，古名阿育王塔，以塔中供奉佛指而闻名。法门寺则是因塔建寺，周魏之前，寺名“育王”。相传阿育王塔在中国尚有十九座，分布各地，而法门寺塔为其中的第五座。
当时的法门寺兼有宫寺、国寺和名刹三重身份，是唐代皇室所敬重的佛法圣地，从唐贞观年间开始，一共举行了7次迎送佛骨的活动。1987年法门寺佛指舍利重现，同时出土了17件琉璃器，都被认为是皇室供奉舍利之器。
琉璃作为镇墓重宝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多年的传统，《胡琮别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吴时掘地，得铜匣，以琉璃为盖，布云母于其上。开之，得白玉如意，大皇帝以问琮。对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处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此抑是乎。’”作为宝物，高僧圆寂后需建佛塔祭祀，而这些作为陪葬的舍利塔一般都作为基建佛塔的镇塔物品，被藏于佛塔的地宫中。如著名的杭州雷峰塔，开掘地宫后就发掘出了舍利铁函和大量的供奉用品，其中也和传统舍利塔一样，包括了一个蓝色的琉璃瓶。
作为供奉饰品，这一时期所制作的琉璃用品大都取材于佛教礼器和教义，多以葫芦瓶、六瓣荷花状碗、各色琉璃佛珠等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