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在巴黎的戏剧活动得到了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应该说，虽然莫里哀深受巴黎普通民众的欢迎，但在当时的情态下，如果没有路易十四这把强有力的保护伞，莫里哀的戏剧事业在统治阶层的一片愤怒和仇恨之中将更为艰难，前途将更加不测。然而，也应看到，路易十四“宠爱”莫里哀除了娱乐宫廷外，显然有其政治意图。许多时候路易十四是把莫里哀和他的锋芒毕露的喜剧作为自己政治统治上的一招棋，用以打击自己的敌对力量。一些戏原本就是路易十四有意让莫里哀创作的。而作为皇家剧团团长的莫里哀自然有其难言之处，创作上受到路易十四的制约，这正是那个专制时代的悲剧。但是，莫里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的思想，并不是完全惟命是从，因为莫里哀终究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民间，又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素养都有一些与封建朝廷的需要不相符合的地方，这就与路易十四的政策需要有了矛盾。同样，对于莫里哀本人来讲，路易十四希望他成为一个宫廷艺术家，而莫里哀却在为宫廷服务的同时，更看重广大池座观众的要求，不断向民间艺术学习，没有忘记为平民观众写作。这些分歧逐渐导致莫里哀与王权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乔治·唐丹》演出后已露端倪，到了《贵人迷》演出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1669年后，莫里哀应宫廷庆典的需要，写过一系列芭蕾舞喜剧。这种剧本演出时，常常有豪华的布景和热闹的歌舞场面。路易十四最爱看这种戏，莫里哀投其所好，与音乐家吕理合作写了《布索那克先生》、《豪华的爱人》等作品。莫里哀熔诗歌、音乐和舞蹈于一炉，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可以说是法国歌剧、喜歌剧的先驱者之一。莫里哀不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人、创造性格的人和社会生活的画师，他还是“一位艺术家和诗人，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幻想；在这幻想之中，声乐、器乐和舞蹈完美地与语言融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艺术的交融。不过，莫里哀写这样的剧本时，也是尽可能地注入现实的内容和积极的思想，并不写成单纯娱乐性的作品。譬如《布索那克先生》通过一个外省贵族来巴黎娶亲而被人赶走的故事，嘲笑愚蠢无知的贵族，讽刺当时的司法和医学。
1670年，国王命令在圣日尔曼宫举行盛大庆典，为此，莫里哀要排演五幕芭蕾舞喜剧《豪华的爱人》，该剧是国王提供给莫里哀的。许多宫廷内侍参加了芭蕾舞喜剧的演出，他们坐在悬崖上，扮做各种海神和人面鱼身的海中精灵。在喇叭的轰鸣声和珍珠贝壳的敲击声的伴奏下，从大海的深渊里缓缓浮起古罗马海神尼普顿，大家认出来，他就是国王。接着在余兴中，国王换了服装，在最后一出幕间剧中，又在一片焰火照耀下，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出现在舞台上。人们赞美国王穿上古代希腊的服装是多么迷人，优美的诗歌像雪片一样飞来。可是，第二天，这一切嘎然而止，再也没有关于国王优美舞姿的的评论了。
原来就在国王演出后，立即收到了拉辛刚刚完成的悲剧《布里塔尼居斯》。其中似乎是顺便提到了有关罗马皇帝奈隆的几行诗：
他当着罗马的观众演戏，
在剧院里毫不珍惜自己的声音，
他高声朗诵诗歌，想要人们都热爱那些诗句，
虽然战士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几句诗深深刺激了路易十四，从此他在剧场舞台演出的活动就立即停止了。
又是莫里哀从前提携和赏识过的拉辛在暗中捣鬼，莫里哀从内心深处感到无尽的悲凉。
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芭蕾舞喜剧是《贵人迷》。1669年11月，土耳其大使觐见法王。路易十四为了在外国使节面前显一显自己的威风，故意把礼节搞得极其隆重豪华。接见那天，他穿上一件满身镶着珠宝的朝服，威严地坐在一把嵌着银质装饰的交椅上，自以为不可一世。哪知土耳其大使见到这情景毫不惊奇，他说：“土耳其苏丹的坐骑装扮得比法王华丽得多。”他的随从也学他的样子，一个个傲慢无礼。路易十四的满朝文武对于土耳其大使的这种态度都感到非常气愤，决定要给以报复。国王便命令莫里哀写一个剧本来嘲笑土耳其人。此时，刚好有一个熟悉近东地区礼仪的贵族从土耳其回来，莫里哀就在他的帮助下，写出了散文体的五幕芭蕾舞喜剧《贵人迷》，于1670年10月14日第一次演出。他虽然是奉命写作，但是，并没有把讽刺土耳其礼仪作为写戏的主旨，而写了一出嘲笑资产阶级贵人迷的讽刺喜剧，只是在第四幕，作为全剧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土耳其的礼仪作了讽刺性的描写。
这出戏由音乐家吕理谱曲，中间插有五段舞蹈，演起来有声有色，非常热闹。剧中描写了那些比贵族更愚蠢，比才女更无知，比不会朗诵诗句的演员更恶劣的人物，那就是想摆脱自己身份的资产者。茹尔丹先生这个醉心于贵族的资产者是一个富人，他身体健康，又肥又胖。他的妻子是个严肃的女人，他的女儿既可爱又美丽。他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过得很幸福。然而，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店铺里继续卖布，而是一心想得到道琅特伯爵的青睐，道琅特是个贵族，当时称作“贵人”或叫“有身份的人”。
要成为贵人，要想取得年轻贵妇人的欢心，就要会写动人的文章，会唱会舞会斗剑。茹尔丹先生识字，不过一向只写过公事函件。他不会唱歌跳舞，从来没有斗过剑。他下决心要学习。他同时接待他的音乐教师和舞蹈教师。他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以为一个贵人在家里就应当这样装束。他问教师们：“你们觉得我怎么样？”那两个人想笑，但是又不想失去像茹尔丹先生这样有钱的学生，于是回答说：“很好！”又来了一位教师，他手持宝剑，来教茹尔丹先生使剑。茹尔丹先生要求的是能杀人而不冒危险。教师向他保证那容易办到，只需要花很多钱上很多课。他还说，音乐舞蹈只有蠢人才搞那些东西。乐师舞师完全不同意，于是互相扭打，后来又牵扯进来第四位教师。茹尔丹先生试图平息这场恶打，却挨了揍。
此时，茹尔丹先生的裁缝师傅来见并给他带来了一件金线缝制的礼服。茹尔丹先生自以为很漂亮。下面是他们荒诞可笑的对话：
茹尔丹问：为什么把花头朝下做倒了？
裁缝师傅：您先前并没有说要花儿头朝上地正着！有身份人的礼服，花儿都是这个样子。
茹尔丹先生：有身份人的礼服，花儿都是倒着的？
裁缝师傅：是的，先生。
茹尔丹先生：噢，那就行啦……
裁缝学徒：我的贵人。请赏伙计们几个酒钱吧。
茹尔丹先生：你称呼我什么，
裁缝学徒：我的贵人。
茹尔丹先生：“我的贵人！”瞧瞧。装束成高贵人竟有如此好处！假如你还是那副资产者的打扮，谁也不会称你“我的贵人！”拿去，这是为了“我的贵人”这句话赏你的。
裁缝学徒：爵爷，我们谢谢您啦！
茹尔丹先生：“爵爷！”哈！哈！“爵爷！”等一等。朋友：称呼“爵爷”，值得给点酒钱，拿去，这是爵爷赏给你们的。
茹尔丹先生非常高兴，几乎把口袋里的钱全赏给了裁缝学徒。
女仆和茹尔丹太太来到，两个人嘲笑茹尔丹先生的装束。茹尔丹太太心想，自从他试图同贵族一起生活以来，都发疯了。因为“跟这些人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她尤其不愿意在家里再见到道琅特伯爵，这个人欠她丈夫许多钱。她说：“他永远不会还给你的。”但是茹尔丹先生确信会还的，再说他这位新交的朋友“不是每天向国王提起他”吗？
伯爵来了，又借了钱。最后决定成全一位年轻人克来翁特与茹尔丹先生的女儿吕席耳的婚事。他们把克来翁特装扮成土耳其人，说他是一个王子。这个王子封茹尔丹先生为贵族，称作“马马木希”。这个新贵族同意了他的女儿同王子的婚事，而几小时前他刚刚拒绝过克来翁特的求亲。同时，道琅特成功地让茹尔丹答应支付他同所爱的女子的结婚费用。于是，事事如意，皆大欢喜。
这出戏在夸张的闹剧性的情节下表现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剧中描写的贵族形象和资产阶级的形象，都有鲜明的典型性，道琅特是个破落贵族，他与唐璜一样具有掠夺性，不过他不靠抢劫而靠欺诈，纯粹是个骗子手、寄生虫。他看不起茹尔丹，讨厌茹尔丹，但是，又不得不奉承他、讨好他，原因就是茹尔丹有钱。他从茹尔丹身上骗取钱财来挥霍摆阔，而贵族身份就是他搞欺诈的唯一本钱。这个人物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当时贵族阶级的腐朽和堕落。茹尔丹向这样的人物看齐，结果是上当受骗，成了冤大头。
茹尔丹也是一个典型。他父亲原是个城门洞里卖布的小商人，后来发了财，就想要争一个社会地位，使自己变成贵族。茹尔丹像当年许多资产阶级一样，羡慕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千方百计地向上爬。他说过：“哪怕手上少长两个指头呢，只要生下来就是一个伯爵或侯爵，我也是情愿的。”莫里哀对于他这种奴颜卑膝、屈从贵族的态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剧中与他对立的形象，有茹尔丹夫人、克来翁特和他的女儿、仆人等等，他们都有自尊心，不去羡慕贵族身份，也不以自己的平民地位而感到羞耻，因此，他们头脑清醒，机智能干。他们有一种与茹尔丹不同的尊卑标准。茹尔丹夫人说：“一个又有钱又长得体面的正人君子比一个肮脏而穷酸的贵族可强得多。”克来翁特也说：“把上天所赐给我们的原来出身隐瞒起来，以一个窃取来的头衔夸耀于人，原来不是贵族，硬要冒充贵族，这是卑鄙的行为。”莫里哀在剧中一方面批评茹尔丹的虚荣心和屈从态度，一方面树立茹尔丹夫人等作为正面的榜样，目的在于鼓励资产阶级建立阶级的自尊心，克服自卑感。
莫里哀在《乔治·唐丹》中指责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联姻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做法，反对资产阶级贵族化的道路。《贵人迷》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向贵族看齐的妥协倾向。剧中通过各种形象向人们指出：贵族的礼仪不足效法，贵族的人物不配作为榜样；资产阶级贵族化，那是一种愚蠢而有害的屈辱的道路。言下之意，当然是鼓励资产阶级独立发展。这里表现了莫里哀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然而它与路易十四的政治愿望刚好是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剧本是受命而写，尽管它采用了路易十四最喜好的歌舞剧的形式，穿插了许多精彩有趣的歌舞场面，也必然遭到冷遇。
《贵人迷》在御前初次演出时，莫里哀亲自扮演主角茹尔丹。路易十四看完演出，态度空前地冷淡。以往每当演出结束，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对莫里哀有说有笑。那天吃晚饭时，他却板起面孔，对莫里哀不说一句话。朝臣们看到国王态度冷淡，便见风使舵，纷纷挑剔，指责剧本。过后，宫廷内外还传出了种种流言蜚语，有的攻击剧本平庸，有的嘲笑莫里哀已是江郎才尽，只能拿种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搪塞。一连数日，宫廷里议论纷纷，使莫里哀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不敢出门见人。国王却故意默不作声，一直到下次演出，国王认为这场精神攻势可以收场的时候，他才假惺惺地表示欣赏这个剧本。一个多月以后，11月23日，这出戏在巴黎公演，立刻轰动了全城，巴黎人民纷纷涌向剧场，以先睹为快。
莫里哀在为宫廷写作芭蕾舞喜剧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巴黎的广大观众。
1671年1月，他奉国王之命，写了《卜茜雪》（与高乃依合作）。这出戏刚刚上演，他又必须为宫廷游园会准备新节目，写了《牧曲》（现已失传）和《艾斯加巴尼司伯爵夫人》。就在这样繁忙的工作期间，莫里哀不忘为平民创作，写了三幕散文体喜剧《史嘉本的诡计》（又译《司卡班的诡计》），于当年5月上演。
这出戏是莫里哀专为平民百姓写的，因此他完全不顾宫廷贵族的艺术趣味，放手大胆地向民间艺术学习，从内容到形式都投合下层人民的口味，是莫里哀晚年创作中别具特色的好作品。演出时，深受巴黎市民的欢迎。
剧情发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主人公史嘉本是一个仆人，他的小主人雷昂德在父亲吉隆特外出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吉普赛姑娘。雷昂德的朋友奥达可夫也在他父亲阿尔康特外出的时候爱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他俩都必须有一大笔巨款来为自己的爱人赎身，才能得到爱情的幸福。一天，两个家长同时回来，听到儿子的作为都大为恼火，青年们的爱情受到阻挠。史嘉本为了帮助他们，设计从两个老财迷手里骗钱。他对阿尔康特说：人家强迫奥达可夫订了婚，女方的兄长正寻衅报复，只有给他钱，才能息事宁人。他对吉隆特说，土耳其把他儿子骗上商船，不拿钱去赎回，便被带往阿尔及利亚。就这样把两笔巨款骗到手。吉隆特曾在儿子跟前说过史嘉本的坏话，史嘉本为了给以报复，便征得雷昂德的同意，设计把老主人骗进口袋，用棍子痛打了一顿。后来，吉隆特和阿尔康特发现那两个女子原来是他们各自长期失散的女儿，于是两家团圆，青年人终成眷属，史嘉本也得到主人的饶恕。
剧本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的形象，剧中最高尚、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是仆人而不是主人。史嘉本有一种不怕困难、以智取胜的乐观精神，他喜欢在斗争中争取成功，最看不起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的人。他说：“人生总要有些波折才好；困难越多，愈能够激起我们的热情，增加我们的乐趣。”他虽然处于奴才的地位，但是，他并不以奴才自卑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心。谁要是欺侮他，他就必定报复。主人让他受到侮辱，他必定让主人吃到更大的苦头。他帮助小主人并不是出于奴才式的忠心，而是出于对青年们爱情的真诚无私的同情。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无穷无尽的智慧，不管是老爷、少爷、各种上等人，与他比较起来，统统相形见绌。总之，他地位低贱而思想高尚、行动有力。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18世纪启蒙文学中那种先进人物的苗头。剧中通过他与其他人物的对比，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等级观念的思想。
法国的封建社会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个“第三等级”中也是极其森严、不可逾越的。莫里哀这一剧本在巴黎公演时大受欢迎，上流社会对它总是百般挑剔，加以排斥。
从艺术形式上讲，莫里哀在这个剧本中，大量运用了民间闹剧的手法。莫里哀少年时代在广场上看民间草台班子演戏时，曾经欣赏过名噪一时的民间艺人塔巴兰（约1584-1633）的演出。据说，这位演员演过的一出戏中，就有父亲被骗进口袋，女儿将父亲大打一顿的滑稽场面。莫里哀的《史嘉本的诡计》显然与这种民间闹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出戏的剧情是从古代罗马喜剧家特朗斯的《福尔米奥》脱胎而来，但是其中大量运用法国民间闹剧的手法，包括借用了打口袋的情节，整个演出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史嘉本的诡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使封建朝廷对莫里哀产生不满。莫里哀与王权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他的好朋友布瓦洛，过去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但是，自从1669年布瓦洛成为宫廷诗人后，他对于莫里哀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也表示了不满。《史嘉本的诡计》演出后，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竟公开指责莫里哀过于倾向平民：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
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
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
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特朗斯
在那可笑的袋里史嘉本把他装下
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
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莫里哀热爱平民，他的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以及他能不时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正是他的创作能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宫廷作家看来，这就成了他的过错。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路易十四亲自过目后发表的，并被当作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其中对于《史嘉本的诡计》的指责，显然是代表了路易十四王朝对莫里哀的批评。
莫里哀晚年还遭到了种种的不幸。1671年冬季，他积劳成疾，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病倒了好几个月。1672年2月，玛德隆·柏扎尔去世了。莫里哀从演出外地赶忙奔回巴黎，总算赶上了与她诀别，并为她举行了葬礼。巴黎大主教同意，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为玛德隆郑重其事地举行葬礼，理由是玛德隆在退出舞台后成了一位笃信宗教的人。玛德隆埋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埋葬在她的母亲和兄弟旁边。
玛德隆是莫里哀忠实的女伴。她陪伴着莫里哀度过了他作为演员的一生，仅差一年离开了他。她在他初出茅庐时指导过他，她是一位好顾问、有头脑的女人，有时又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所以她对他来说是一位忠实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她又是一位杰出的喜剧演员，能扮演各种角色。在最初成立“光耀剧团”时，玛德隆起的作用肯定要比莫里哀大，她比莫里哀更加了解戏剧界的情况。是玛德隆促使莫里哀走上了戏剧道路，没有她，戏剧史或许会失去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玛德隆的去世使莫里哀悲痛不已，又加重了病情。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哀仍然坚持写戏，1672年3月，创作了《女博士》。主题又回到了重返巴黎时写的《可笑的女才子》，讽刺那些仿效贵族沙龙的资产阶级女子，同时也讽刺了那些虚伪、浅薄的文人。路易十四对这出戏的态度，就像他对《贵人迷》的态度一样，先以自己的沉默对莫里哀发动一场精神攻势，然后以赞许来作一个收场。其结果，使贵族们受到鼓励，纷纷起来攻击莫里哀。
这一年冬天，莫里哀与他的老朋友吕理发生争执，路易十四竟偏袒一方，免去了莫里哀的主管宫廷宴乐的职务，委派吕理担任宫廷音乐舞蹈节目的组织工作，这就等于剥夺了莫里哀的一部分艺术权利。从此以后，莫里哀剧本中音乐舞蹈场面的设计和演出都要受到限制。吕理又利用国王对自己的宠信，离间莫里哀与路易十四的关系。莫里哀与王权的关系越来越糟了。
这时，一股寒意向莫里哀的背上袭来，他感到无须再欺骗自己，国王疏远了他，才疏学浅的音乐家吕理缺乏独立深刻的思想，完全听从国王的意志，现在却赢得了国王的宠信。
夏天在沉闷中流逝而去，莫里哀夫妇重新一齐生活，阿尔芒德期望有一个孩子，然而他们的关系仍是貌和神离，他们之间再也无法和谐融洽了。９月１５日阿尔芒德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急忙给他举行了洗礼，并取名皮埃尔·让·巴蒂斯特·阿尔芒德，然而孩子活了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冬天，莫里哀把自己关在楼上，开始写作喜剧《无病呻吟》。
但是，这些磨难和苦痛并不能使莫里哀停止战斗，他仍然紧握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奋勇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670年的《贵人迷》，1671年的《司卡班的诡计》、1672年的《女博士》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它们还是像犀利的钢刀一样，插进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