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515年到公元前502年，这十四年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从“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走向成熟，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孔子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
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孔子顺此前进，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仁”字在孔子以前的文献中已经出现，是一个从亲亲、尊尊引申出来的爱有等差的道德观念。孔子的仁的理论丰富了仁的内涵和外延。仅在《论语》一书中，谈仁的条目就有一百多处。一天，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学生一起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什么是德？如何做仁德之人？颜回开门见山地问：“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严肃地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可以做到仁了！”
子路问：“老师，什么是德？怎样做才算是崇尚道德？”答：“思想不走邪路，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和长辈尽孝、对他人讲仁和义，这便是德；自己在道德的范畴内做人、做事，用道德规范自己，并用道德教育百姓、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这样做就可以说是崇尚道德了。”
子路又问：“譬如，我若当将军带兵打仗，不妨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鼓角齐鸣旌旗飘扬，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老师，我如果能做到这样，能算个有德之人吗？”回答：“武夫，勇敢的武夫而已！”
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孔子首先赋予仁以普遍人类之爱的形式。这个人是泛指社会上不分等级贵贱贫富的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当然，对所有的人都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这一提法本身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样，孔子的“仁”又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从积极方面讲，要帮助别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从消极方面讲，是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表面上看，孔子的“仁学”超出了“亲亲尊尊”的旧观念，但实际上，他的“爱人”仍然是从亲亲尊尊引申出来的。孔子认为，尽管孝悌反映的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但却是培养仁的土壤。很难想像，一个连父母兄长都不爱的人还能去爱别人。所以，当他的学生宰予提出改革传统的三年守孝为一年守孝时，孔子十分反感。孔子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反映了他对周礼所体现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仁”就是爱人，正是孝悌亲情的延伸与逻辑推理，在他看来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既把“孝悌”看成仁的根本，同时又赋予仁许多新的内容，几乎所有美好的德行都被仁涵盖无遗。的仁学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尊严、人格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任何平凡的人通过自己不倦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都会成为道德高尚、通达事理的人。反之，如果人们放弃个人努力，违背理性，舍弃道德追求，与禽兽相去就不远了。每一个立志于仁的人，就要为实践人的价值取向而进行不惜生命的奋斗。
孔子把“仁”
运用到政治领域，形成了他的全部政治学说，就是德政或德治，后来孟子表述为“仁政”。
这是孔子对周公“敬天保民”政治思想的发扬光大，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他认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是合理的，但必须限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他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赞扬，说他有君子之风。其中重要的就是“他养育百姓施行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他主张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对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以镇压刑罚为辅。
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加以教化，从而使国家富足，兵力强盛。孔子的重民思想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孔子还提出对统治者个人修养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己正人”，做社会的表率、百姓的榜样。
一天，弟子们就仁德方面的学问又向老师请教。
子贡首先提出问题：“老师时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为治理好国家出力。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郑重地说：“以仁德治国，便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治理好国家。”
公冶长问：“为什么靠仁德能治理好国家？”说：“一个国家若以仁德治国，执政者自身必须是德行高的仁义之人，能用仁德教化、安抚、动员、使用百姓。
相应地，就会依据周礼为国家制定出好章程，选用贤明大夫，各级官吏精心为百姓办事。这样，就会政通人和、内部安定、国富民强。”
子路问：“我所知道的是，许多国家的君侯和要员都是崇尚武力，废弃礼仪，排异害贤，三皇五帝到如今，何人以仁德治国？提出以仁德治国，在本源上有何依据？”
“子路啊！你曾多次与同学讨论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但你没能从根本上思考我提出的以仁德治国的主张，这叫数典忘祖呀！”孔子批评子路之后，严肃地向弟子们宣讲：“要说依据，应追溯两个方面：其一，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的《尧典》、《舜典》和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是以仁德治国的文字依据。其二，从实例上讲，亦不乏以仁德治国者。据传，尧曾任用四位贤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管四季农事安排，制定历法，实施利于民生的政令。他还通过询问四岳的尊长，请他们举贤。四岳尊长一致推荐舜，尧认定舜有仁德之贤，对其考察三年之后，定为继任人，命他摄位行政，帮助办事，而不让自己不贤的儿子继位。舜六十一岁继位后，巡行四方，依掌握的真凭实据，接连消灭了鲧、共工、驩兜和三苗四个凶恶的坏人，为民除了四害。他还学习尧禅让的做法，精心治理民事，考察贤人，年老时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后禅位于禹。禹以勤政为民着称。他把华夏大地划为九州，组织全国的百姓疏通江河，挖沟筑渠，发展农业生产，在治水十三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回家去看看。他用自己勤政的行为为黎民百姓改善了生活的环境。尧、舜、禹皆贵为天子，但他们都节衣缩食、简居简出、不图享乐、为民着想，他们不愧为以仁德治国的先贤榜样！”孔子休息片刻，接着说：“管仲辅佐齐桓公，通过多次主持诸侯盟会，匡正天下，熄灭烽烟，天下太平。他还辅佐齐桓公设立各级官吏来管理地方，发展盐铁业，减税薄役，统一货币，调控物价，使国家富强起来。这说明齐桓公和管仲都是以仁德治国的！”还说：“至于周武王之弟姬旦(周公)辅助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借鉴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主张，更是我提出以仁德治国的直接依据。”
闵损问：“既然如此，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学好、用好仁德？”孔子恳切地回答：“要学好、用好仁德，必须讲忠恕，以宽容、善良之心处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一个经常性的问题迫使他不断思索：培养自己的弟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并进而从事对社会的改造？经过不断地探索，这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理想的人格楷模——仁人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