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旅行时，我患感冒，便到路边一家药店买点治感冒的药，但药店和我要医生的处方，并解释说没有医生的处方自己乱吃药会有危险的。我好说歹说就是不卖。我想，患者买药是给药店增加收入的好事，怎么会不卖呢。于是便继续好说歹说，最后几乎就哀求了，但人家还是不卖。我虽然气得要死，但心下却佩服人家药店老板有思想觉悟，宁肯生意赔本也不做违犯纪律的事。要是我们的药店，才不管你的死活，巴不得你把全药店买光才好呢！女儿在日本学习，为了与家里通电话方便，便去商店买手机。但商店要看我女儿的护照，说是法律规定，不到二十岁的人，是不能使用手机的。总之，怎么说也不卖。前些年到美国访问，看到花圃里的工人正在采摘鲜花上市。有一个工人不小心，把一枝尺寸稍短一点的二等鲜花放进了一等鲜花的箱子里，由于一等和二等的长短相差很小，很难一时找出来，花圃老板就把整整一箱数十朵一等鲜花算作二等鲜花。为了保证质量信誉，资本家老板竟能做出这样的牺牲，我当时大吃一惊，几乎就不能相信。因为我们的一些商家把次品充当正品卖的恶劣行为，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
开始，我总以为外国的资本家比我们有思想觉悟。后来，一个外国作家朋友对我说，你们东方人总愿讲什么思想觉悟，过去的一些年月里还喊出：常在河边站，偏就不湿鞋。他认为这很可笑。他说资本家从来不相信站在河边不湿鞋的事，他们的做法是不让你站在河边，如果不站在河边不行，那就穿上水靴子。为此，教育部门有人作弊，不是整天开会提高思想觉悟，而是大力发展科技，用电脑控制人的行为。在电脑控制下，学生的考卷、成绩档案等等，就很难从中作弊；校园里发生学生枪击事件，不是大搞突击检查，严厉把守，人人过关。而更多的是用科技手段来解决，发明指纹手枪，也就是手枪到孩子的手里打不响。外国作家朋友说，资本家哪会有什么思想觉悟，药店老板不卖给你药，不是不想卖，而是不敢卖；不是不想挣钱，而是不按规定乱卖药，一旦患者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法律无情的惩罚。同样，严格地把住质量关也是法制的力量所迫。如果你的商品出了质量问题，就非同小可，次品充正品的不良纪录将会永远钉在你的脑门上，没有人再与你做生意，你甚至会倾家荡产！在西方先进国家，一个人即使是连违交房租和水电费的小污点，也会在你的行为记录上终生背着。任何一个用人单位，只要打开电脑，就能调出你的行为表现档案，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每个人都在法律制约的压力下规范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的一些受党教育多年的，很有思想觉悟的干部，为什么能贪污腐败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才不得不撞到法律的枪口上；为什么有个公安局长能在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就能用一张表格，凭空把自己的女儿提干、入党；而且竟然能把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改成当警官的资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法制的眼睛哪去了？我们法律的枪口哪去了？我们揪出一个腐败分子的同时，是不是少说点胜利的话，而应该多问些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腐败到腐烂的程度，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一个人几百万几百万的挥霍，却能那样容易地拿到钱？法律使每一个汗毛孔充满铜臭的资本家都变得那样有“觉悟”，我想我们也得“觉悟”一下了，把更多的力量放到编织法律的罗网上来。没有法制的强制规范，单纯的思想觉悟就会苍白，怕是经受不了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物欲横流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