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意见，相信不可能得到多数有识者的认同。试想，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不算现代性，人道主义不算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不算现代性，那么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如果文学呼唤理性、民主与科学被视为保守，对人道主义的肯定被视为“不现代”，那么，怎样才算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呢？答案只能是，非理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才能叫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了。我以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必须要从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在进行的“现代转型”出发。现代性是个发展的观念，它也有前期、中期、晚近期的不同阶段，不可以晚近的现代性来苛求早期的现代文学。
在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页。这里就包含了某种对现代性的认知。区分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分水岭，最根本的，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现代性。就以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吧，它们无疑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比较而存在的。这里含有时间和内涵两层意思。在时间上，一般来说，现当代小说是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至今近一百年间的小说。在内涵上，首先，现当代小说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或文白间杂的古代白话文；是以借鉴西洋的小说格式取代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章回、话本、笔记体的格式。当然，在内涵上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不同。古代小说，即使是含有大量民主性精华的优秀古典小说，总体上仍与封建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写历史，总不忘归到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写道德，总不忘归到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写命运，总不忘归到生死轮回的宿命论人生观念；而结尾又总是跳不出“大团圆”和因果报应的窠臼。
在这里，历史循环论与进化论，专制的文学与人的文学，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艰涩的“山林文学”与通俗的“社会文学”，泾渭分明，这既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标记，也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的价值坐标。现当代小说在把握生活的眼光上首先要求贯注现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属性应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近一百年来，为了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因而现当代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的，广阔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表现他们无比丰富的思想和美丽复杂的人性人情。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总是映现着对人的尊重，对“国民性”的反思，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对现代文明的呼唤等等繁复的文化意蕴。这一切能说与现代性没有密切关联吗？
现、当代文学何以能够在外在条件剧烈变化的情势下，保持着自己的主潮激荡前行，仍有那么多的作家跨代跨际，延续着自己的创作生命，还有更多的新起作家继往开来，这只能说明有一种相通性存在。这种相通性过去被遮蔽了，但实际一直在起作用。现代性是否就是众多的作家共同的内心憧憬和价值路标？现在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背景，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世界化”与“民族化”。“世界化”又包括“欧化”和“俄苏化”两条路径。其中，“俄苏化”对“左翼”作家、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家、解放区作家影响极为深远，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更是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性写作倾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语境下，“欧化”再次蔚为风潮。“大众化”、“民族化”作为强调本土的审美标准和文学发展方向，同样源自于现代性追求，它在延安被突出地提出，其实可远溯至“五四”时期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似吁求，又直接导致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基本风貌。然而，物极必反，这种思潮被强调过头又会违背初衷，变成一种禁锢和封闭，延缓了现代性的发展。再如，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度回响和接通，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形成的“左翼文学思潮”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乃至建国后“十七年”都以不同的面目流贯，直到“文革文学”步入彻底反现代性和荒谬化。现代主义思潮早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就已引进中国，但因语境原因声息渐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遇合变革、开放的氛围，再度风行，成为纯文学圈内不少先锋作家奉为圭臬的标志。
然而，如果有谁认为现代性只能是与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的同步观念，如果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只是以文学的手腕和形象来“配合”现代化要求的话语，那将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莫大误会和庸俗化曲解。那也就只剩下虚浮的昂扬，没有了深沉的思考甚至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是文学的现代性，就不能不诉诸审美和情感，所以文学的现代性要在文学中发生作用，将会置换为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这种情感和意识可以带有抗辩性、悲剧性、批判性并且充满怀疑精神，以至陷入迷茫也不要紧，因为它是文学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的，但从文学上讲就绝对有理。黑格尔说过，假如没有情欲，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成功。这就是文学的眼光和说法。这里还想举一个例子。2002年首次发表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
在现在，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龚育之：《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学习时报》，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我相信这是毛泽东对鲁迅创作最真实的想法，我认为这也是评价鲁迅的另一个视角，是“一家言”。但我们分明可以感到，毛泽东是以政治家的眼光看鲁迅，他也涉及到现代性（“老中国”与“新中国”），但他讲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现代性，而鲁迅的“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却是出于文学的人学本性和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因为“未曾经验农民斗争之故”。
由此我很赞赏黄子平等三人对“悲凉”的发现。尽管当时还没有流行“现代性”的提法，但他们领悟到了这一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质，并将其贯通之：“从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巴金的《寒夜》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李顺大造屋》、《西望茅草地》、《黑骏马》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中，你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更是一种‘悲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已急剧地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产生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却严重脱节，同时，意识到这一要求的先觉者则总在痛苦地孤寂地寻找实现这一要求的物质力量；……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5期。
三、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现当
代文学的贯穿性思想主线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不断转换，每个时段的焦虑中心不同，但抛开表层的即时性要求，减去抗日时期的时事剧、活报剧、小品，大跃进年代的口号诗和歌谣，“文革文学”的畸形膨胀的政治话语，粉碎“四人帮”时的民间诗歌、政治剧等等（非文学现象不止这些），我们发现，仍有一条相对稳定的贯穿性思想主线在时断时续地顽强潜行，实际上决定着文学深层价值追求的选材倾向。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就是这种贯穿在现当代文学历史中的思想主线和精神命脉。在一百年来的文学中，它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变化、演进，它在每个时期侧重点不同，反封建、反专制、反理学、反宗法、反侵略、反阶级剥削、反压迫、反殖民、启蒙、建设、改革、开放，它不时地游离，有过许多曲折、弯路、失误，却又磁石吸引一样不断地回归。笔者曾经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铸造：“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现在看来，这一归纳完全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我们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承继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主张，提出了“立人”思想，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的这一追求，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导思想脉络。李长之在谈到鲁迅时说，他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者抗战，他为女人辩护，为弱者辩护，他反对群氓，反抗奴性。《阿Q正传》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追求，阿Q遂成为共名。在对阿Q的阐释中，有人指出它表现了人类性的弱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它首先是写出沉默国民的灵魂，写出中国农民的非人的惨痛境遇以及他们的不觉悟状态。举凡腹诽主义、自欺欺人、自轻自贱、摆“先前阔”、健忘、欺压更弱小者以及“精神胜利法”，均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同样，闰土的麻木、看客的冷漠、华老栓们的愚昧、鲁镇上的众生对祥林嫂的痛苦的无动于衷，都是那样地震撼人心。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他以漫画式的辛辣笔触，对“媚态的猫”、“二丑”、“叭儿狗”、“山羊”、“落水狗”、“细腰蜂”、“奴隶总管”等的概括，无不指向诸“社会相”的文化心理深层，使得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国民灵魂以及自己的内心进行反省与拷问。继续着这一审视的，是侨寓者的“乡土文学”：“一方面是对那片‘净土’的深刻的眷恋，另一方面是对‘乡村’的深刻批判；‘乡愁’包含着批判的锋芒，‘异域情调’蕴含着对‘乡土’的浪漫回忆。这种背反情绪的交织，几乎成为每个乡土小说家的共同的创作情感。”丁帆：《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继之，沈从文笔下的野性的返归自然，充满生命意识的人生样相，折射出的是都市的“阉寺性”问题以及作家对民族雄强活力的渴盼。在老舍的笔下，旧派市民的保守、苟安、中庸、迷信、怯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审视等，无不是对国民性批判这一文学传统的独特承继。
“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它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声浪的覆盖下以更隐蔽的形式潜在着。赵树理的《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中，对农村中一些人物的自私、狭隘、懒惰有惟妙惟肖的刻画。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这一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精神重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矛盾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也让人过目难忘，日子好起来的农民陈奂生进了一趟城，寻找与人平起平坐的感觉，住五块钱一夜的招待所愤愤然，后来就心安理得了，他让我们想起阿Q的某些精神气质，但比之阿Q，他毕竟开朗多了，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作家对“民族灵魂的发现”是较多从否定方面立意，希图文学能对建构健全的国民性有所助益，那么，“民族灵魂的重铸”则从正面表达了作家对理想国民的想象。从沈从文对湘西天真、纯朴边民的讴歌，“左翼文学”中对浪漫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老舍对天佑太太与韵梅以及愤起之后的诗人钱默吟的倾心礼赞，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作家在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中对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夸饰打造，都可作如是观。从《原野》的仇虎到《红旗谱》的朱老忠到《红高粱》的余占螯，可以见到中国农民的英雄梦想和对原始强力的渴望。在诸多理想型的人物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这一形象的文化意蕴颇为复杂。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越来越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究其根本，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他的人格却充满了沉郁的美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某种道德境界、东方化的人之理想。这里包含着作者对中华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观照与思考。
自从鲁迅先生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之后，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一直保持着强盛的创作势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又有了身在华北的大量汲取民间民俗话语的赵树理、马烽，抒情型的孙犁等人，以及更接受西洋写法的柳青、周立波、丁玲、陈残云等。建国以后，乡土文学更是蔚为大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体形象。高晓声、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炜、李锐等作家，均以乡土创作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可以说，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文学。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农民形象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在文学传统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除了对中国农民和乡村的持久关注之外，对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书写，对妇女命运的同情与关切，也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些都与总主题息息相关。每个方面，都是可以建立起人物的谱系的，由此可引出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三大人物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