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因民族分化的深入而导致民族接近、融合的趋势在人种构成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形态有着两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为第_阶段，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黄河流域显示出与东亚蒙古人种和南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长江中下游的居民却表现出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混合的某些特征，而北方人可能接近东北亚蒙古人种。几大文化系列的居民之间都各有不同的差异。而在第二阶段，黄河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居民人体特征已同现在的当地居民接近了。体质人类学家总结出的“北方人体高头长”，“南方人体矮头圆”这时已很鲜明。生理科学表明，人体的血清血型中的Gm血型带有明显的种族差异。1982年，上海的一些科研人员在分析国内28个地区32万多人的血型资料时，首次发现我国人群的血型有南北差异。1984年，他们先用白细胞血型计算血缘关系，初步发现了南北人群的不同。随后，通过检测有代表性的40多个群体近6000人的Gm血清血型，更明确地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南北群体的血缘差异。Gm血型是一种具有世代相袭且亘久不变特点的血清血型。由于公元前5000—3000年阶段我国的人种差异主要反映在各个文化区域之间，所以，我们推断南北两大群体的血缘差异只能在公元前3000—2000年阶段的新石器时代形成。这与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化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正是民族分化及其随之发生的区域性的民族融合才可导致区域性的南北群体的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考古文化和民族的三大系统以及种族血缘上两大群体的划分都是相对的，我国当今仍有着多重的民族结构自不必说，在种族血缘上也是如此。上述上海科研人员的研究还发现：在已检测的我国各族人群的Gm血型中，除了都有黄种人特有的st因子外，还有5种因子为各民族所共有，但这5种因子的频率特定值各民族又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各民族差异性在血缘性上的表现。
然而，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以及两大血缘群体的存在毕竟也是事实。这个事实证实了我国前国家社会的民族从多元向其后的中华民族熔铸的过渡。中华民族是多元的，又是不断走向一体的；而这种多元一体的孕育形成过程自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
三、前国家社会的民族政治过程
民族政治过程是民族过程的当然构成，它具体表现在各个历史阶段民族政治形态的嬗变演进过程之中。政治系统是社会用以协调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制度。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用以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协调和管理也便相随始终。因此，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政治系统只有简单和复杂、粗疏和完备的问题，而不存在有和没有的问题。在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前国家社会的政治系统向来被纳入社会组织的演进过程予以叙述，虽不够准确，但由于前国家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组织的同一，也算是合理的。
在对于前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系统的研究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表述公式：
1．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摩尔根讲：“美洲土著的政治方式，一开始是氏族，到最后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他们的政治制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现将其组织体系表述如下：第一，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系团体；第二，胞族，是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集团；第三，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通常分组为一些胞族，全体部落成员说同一种方言；第四，部落联盟，联盟的成员各自说同一语种的不同方言。这种组织体系形成了一种氏族社会，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有所区别。”这里摩尔根虽然讲的是美洲土著人的“政治方式”，但他又是把它作为原始社会的典型情况予以叙述的。这个公式由于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而得到后世学者们的普遍沿用。
2．队群一部落一酋邦。这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沿用较多的公式。其中的“队群”来自英文“band”。这个词还有多种汉译，如“群队”、“原始群”、“集群”、“地方集团”、“地域集团”等。但译为“原始群”显然不妥。因为在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中，“原始群”译自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论及，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的“horde”，这和“band”所表示的群体是大相径庭的。“酋邦”译自英文“chiefdora”，这个词又译作“酋长领地”、“酋长社会”和“酋领制社会”等。第二代新进化主义学派E·R·塞维斯和S·萨林斯对这个公式的阐述是有代表性的。他们认为，集群社会是由若干核心家庭构成的30—100人的集团，狩猎、采集经济和互惠制是其特征；部族社会以血缘或结社为媒介构成了超越集群社会的社会组织，这是与新石器革命后开始的动物饲养、植物栽培经济相对应的。酋领制社会与定居农耕相对应，出现了共同体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公共事业、仪节礼式等相关联的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的权威人物——首领、圣职者开始世袭，发生族内婚。
3．现在来看，这两种演进公式的概括都不能说是全面的。因为前者得自19世纪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时代局限是很明显的；后者虽然主要取自当代人类学的研究，但却没有充分吸收前者的科学成分，也没有充分顾及到各国历史，概括仍是不全面的。然而，二者毕竟都有正确的成分，又有共通之处，若将二者作一综合，相互补充，似乎更能反映客观规律。据此可以划出这样一个演进系列：
队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酋邦
（一）队群和氏族
队群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政治系统，它的源出母体是原始群。关于原始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论述。马克思说：“最古是：过着群团（horde）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族。”他们“无婚姻之可言；比现在居住在地球上最落后的野蛮人的水平还低得多；这便是原始的蒙昧人。”恩格斯也讲道：“一种没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horde）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原始群是一个无法再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没能摆脱推断，但这种推断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多数学者也认为，原始群是一种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人类群体。由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系统只有随着人类的形成才可形成，所以，处于正在形成中的或过渡中的人的原始群，也只能拥有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或过渡中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系统。
原始群不是正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系统，但却和第一种这样的组织和系统——队群紧密相接。从群体的规模和经济活动方式上看，原始群和队群没有大的区别。所不同者只是构成群体的人的进化程度不一样，群体的稳定程度和维系机制不一样。正因为此，也就难怪一些学者容易将二者混淆了。
队群是一种适应采集和狩猎经济的社会政治系统。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早至远古，晚至近现代都可找到这种群体的事例。K·L·波尔森谈到北美印第安人的队群时时说：队群可能是印第安人从亚洲迁来美洲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这种组织直到欧洲人到来以后很久还存在。每个组织的人数大约30—100人不等。队群的成员是平等的，唯一的差别是性和年龄差别，但这不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男人狩猎，妇女采集和做饭。在队群中没有财产观念，他们认为大地平等地属于全人类。许多队群有头领，但这种头领的作用仅是管理打猎和传递消息，他的权威是很小的。在队群中通常只有一种人被认为有特权，即巫师。他有治病权力和预言权，还有解释事件意义的权力。而这种人地位的获得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任何权力。队群的决定一经大家作出，成员便必须遵行，如果有人违抗，便会被警告或受到惩罚。队群是一个由多个家庭组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尽管松散和无权威人物，但它的成员仍具有自己的团体意识。队群实行外婚制，通常是女子外嫁。波尔森的记述在其它有关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马舍尔（Marshall，L）曾记述了非洲昆·布须曼人（KungBushnan）队群的情况：
昆·布须曼人是散布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贫瘠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只能以小而分散的队群构筑社会组织。布须曼的队群人数在20至60人之间，散布在大约1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总人口仅有约1000人。每个队群都有一块领地，在领地内，采集野生蔬菜（维持生存的主要食品）的权利限制在本队群的成员。水是另一种稀有资源，每个队群都有对自己所赖以为生的水眼的主要使用权——虽然外人经过允许也可以使用。在追逐大的猎物时狩猎者可以相当自由地进入其他队群的领地。如果一个队群的水眼干枯了，它的成员可以暂时移居到与之有亲戚关系的其他队群。每个队群都由一个家庭簇（aclusterOffamilies）构成，其中一些是靠血亲纽带联结的核心家庭（nuclearfamilies），而另一些则是因已婚子女和其家庭的出现而扩大成了“扩展家庭”（extendedfamilies）。有些家庭是一夫多妻的形式。队群不是靠规则来实行族外婚的，但在核心家庭内部、一家的亲属关系范围内和一个男人与一个与自己母亲的名字相同的姑娘之间（他们有一套随家庭序列变动的名字体系，名字的使用显示着亲属关系的距离）是禁止通婚的。某些婚姻也的确发生在队群内部。当一个男人娶了第一个妻子之后，他要到他的新娘的父亲处生活，直到有两三个孩子之后。在那里，他要用狩猎来为岳父和其队群服务。由于婚姻经常发生在女孩青春期之前的八到十岁之间，在这段时间内，丈夫是不在自己队群里的，而在其后，丈夫可以带着孩子和妻子回到自己的队群中，也可以继续留在妻子的队群里。每一个队群都有一个头人，他有处理队群的资源和移动的正式权威，但他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是相当有限的。队群的行动通常都要根据队群成员的一致意见。在某些方面，头人的管家地位只是象征性的，他的事实上的权力依靠他在领导、组织、计划和维持内部团结方面的个人能力。头人地位通过家庭系列传递，头人的接替人是他的长子。内部冲突的解决，或者是冲突的一方成员移动到另一个与之有亲戚关系的队群中，或者是冲突一方的集团分裂出去，形成一个新的队群。因婚姻关系构成的亲戚可以加入另一个队群，并可以同出生在这个队群中的成员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如果他们离开这个队群，这种权利也便消失。而出生在本队群的成员在领地内的居住权和享用资源的权利即使在他们离开本队群之后也仍然存在，他们有随时返回自己队群的选择权。
至于大洋洲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队群，也常被人们作为原始社会的典型材料论及。如切博克萨罗夫谈到，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之前，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所谓的“地域群体”。“这种群体在塔斯马尼亚通常有30—40人，而在澳大利亚则稍多些，有50—60人。”阮西湖先生根据考察得来的材料说：“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当中，在氏族组织以外，还有一种“由3—6户组成的村落社。这种村落社是超越氏族组织的。村落社的涵义是由若干户组成的政治单位，有头人，他们在一定地域内游动，进行狩猎和采集。”
队群被视为一种最早、也是最简单的政治组织，取决于它所仰赖的人类最早从事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人们已普遍发现，这种经济需要广阔的地域，但却不允许有庞大的群体。单位地域内因资源的有限只能使这种群体的规模限制在数十人到百人的范围之内。采集和狩猎是一种简单经济，它有一定的社会事务需要协调处理，但却没有发展出复杂政治系统的必然要求。因而，它可以有头人，但却没有过高的权威，有议事和执行的行政规范，但却不需要正规机构。阮西湖先生对加拿大印第安人村落社特征的概括很能说明这些问题：
1．村落社是游动的印第安人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村落社随季节狩猎，在确定的地域里游动。
2．村落社的大小不是固定的，大的村落社由几个村落组成，小的村落社由几户组成。
3．村落社设有非正式议事会，管理村落社事务，并由一位议事会成员担任首领。
4．村落社有权对危及社会治安的行为判罪，如违反禁忌，叛逆通敌等。
5．召集村落社会议，责令偷窃犯赔偿被偷者的损失。
6．村落社没有成文法，也没有立法机构，处理事情仅依靠公民舆论和从远古传下来的传统习惯。
应该说，这些特征是很具典型意义的。
队群一般都是外婚集团，这取决于群体规模的狭小使族内婚无法通行。因为人口统计学家一般认为，一个群体必须要有至少400人以上的人口来繁衍下一代，才有可能维持住群体的规模。而几十人到一百来人的群体是无法承担这种繁衍任务的。人类繁衍的生物学规律使得队群的婚姻只能是外向的。此外，外婚也是队群建立社会联系的需要。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队群仅在自己的领地内生产、交往和繁衍建立必要的社会联系是不可能的，而在较宽的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独立和文化必须建立队群之间的婚姻。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甚至认为，队群外婚制的建立是早期人类的中心发明。
队群的外婚机制使得相互通婚的队群必然形成一种超越这种群体的社会联系，由这种联系建立的群体从泛义上讲可以称之为“部落”，但从政治系统上看称“部落”并不确切。因为一般来说，它们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不具备政治系统的内容和形式。以往人们讲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曾有过500个部落，一个部落又包括着不同数量的队群，而现在来看，这种说法需要得到纠正。因为大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并不存在真正的部落组织。队群组织系统上的独立性使得它与“部落”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从而把它与“部落”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