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源出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的势力要小得多，但也算是当代一种有影响的泛民族主义。与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有关的泛民族主义曾有四种：（1）“泛奥托曼主义”（Pan-Ottomanism）。它追求奥托曼帝国境内所有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犹太人的联合，企求形成一个超级奥托曼民族（Super-Ottomannafionality）。（2）泛伊斯兰主义。它号召所有的穆斯林，包括土耳其境内的穆斯林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宗教民族（ecclesiasticalnation）。（3）“泛都兰主义”（Pam—Tu-ranism）。它极力倡导居住在土耳其民族祖居地的都兰、高加索、下伏尔加和克里米亚的土耳其语民族结成一个紧密的联盟。（4）“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这种泛民族主义产生在20世纪初，是随着当时正在走向衰败的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内出现的一种“土耳其认同”形成的。泛突厥主义号召所有的土耳其民族，包括中东和亚洲的土耳其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以及伏尔加河地区的居民实现政治上的联合，建立起包括奥托曼和俄国的土耳其人在内的统一国家。这四种泛民族主义都曾在20世纪初与“青年土耳其”党的思想主张有着密切联系，或者成为这些思想主张的一些变种，但除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其他几种后来都逐渐失去影响。早期的泛突厥主义以历史上土耳其奥托曼帝国的存在为幻影，兴起时有其特定的涵义，而当代的泛突厥主义与前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一度成为势力范围的真空有关。在与伊朗争夺这一地区的影响时，土耳其鼓吹“土耳其模式”、“走土耳其道路”，以土耳其在历史上与中亚各国有语言、宗教和文化的诸多联系为由争取他们的加盟，企图建立“一个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突厥世界”。然而，从当代泛突厥主义所处的背景来看，所谓建立一个突厥世界或“大突厥帝国”只能是一个幌子，鼓吹者的真正目的在于迎合国内因受西方冷落而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或便于发展与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影响。尽管如此，泛突厥主义在当代世界矛盾和冲突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在我国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中，泛突厥主义往往又成为分裂主义分子寻求支持的舆论依据，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的。
非洲的“泛索马里主义”是一种历史不长、波及范围也较小的泛民族主义，但它自出现以来便一直影响着非洲之角的安宁，也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索马里族是整个非洲之角的跨界民族，据1991年的统计数字，该族共有927万人，其中82％、约755万人居住在索马里，而其余的则散居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等三个国家。索马里地区原为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建立了索马里共和国。然而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索马里人在争取自身民族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大索马里主义”，即主张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后来的吉布提）和居住有索马里族人的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及肯尼亚的东北地区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泛民族主义的思想为历届索马里政府所遵行，由此引发了与其他几个国家的长期矛盾和冲突，而尤以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最为剧烈。索马里一直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面积38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其中索马里族人近100万）为“西索马里”，是索马里国家的领土，应该收回，并明文写入宪法。但埃塞俄比亚始终认为该地区是自己的领土，从不承认与索马里有领土争端。为此，双方曾于1964年、1977年和1978年多次发生战争，同时伴随有不断的边界冲突，直至80年代后期，双方才表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同样，索马里政府认为，居住有60多万索马里族人的肯尼亚的东北区和索马里族人占其一半的吉布提都属“大索马里”的领土，应该与索马里合并，而这一主张也当然地被肯尼亚和吉布提政府所难以接受，由此也导致了索马里与肯、吉两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的不断发生。“泛索马里主义”不但阻碍了索马里国内民族过程的正常发展，也破坏了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成为该地区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当代世界主要民族问题与国家问题的联系
相对第一和第二轮民族运动，当代民族问题的表现要更为复杂，上述列举不足以概括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全部内容。第一和第二轮民族运动的指向是明确的，即都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轮运动以统一为特征：已处在自在阶段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基础上发现自我、感悟利益，既而要求消除封建割据，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第二轮民族运动以独立为特征：广大被压迫民族不堪压迫，在新的生产关系和先进思想的催动下觉醒，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控制，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表现尽管复杂多样，但从上述主要民族问题来看，仍然与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国家似乎仍是民族问题的归结点。具体而言，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各民族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或扩展，为此总希望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权利，直至企望按单一民族原则建立自己的国家。
民族分离主义明确是以脱离其他民族的支配和控制，或放弃与其他民族的联合，建立以民族为单位的独立国家为目标的。国家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容许有任何超脱国家统摄力的地区真空。前南斯拉夫的一分为五，前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前苏联一分为十五，都是既有的多民族国家的分解和新的民族国家的独立过程。个别民族脱离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其倾向或是与境外同族联合组成一个国家，或是自己独立成国。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亚中东的库尔德人问题等都是如此。以民族为单位立国的政治主张，有些是公开申明的。如波黑内战中的风云人物卡拉季奇就主张塞尔维亚国家同塞族控制的波黑地区完全联合，而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更主张搞大塞尔维亚国。他认为“塞尔维亚摆脱经济不发达状态，必须组成一个国家，成为真正的共和国”，让“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有些则较为隐晦，因条件不成熟而处在争取较多的其他权利或自治阶段。
民族仇杀和排外没有直接反映有关民族对一族一国的要求，但两种民族冲突却表现的是对非单一民族国家现实的反动。疯狂的排外多发生在民族较为单一的欧洲国家，外来移民分享了他们的国家利益，破坏了他们较为单一的民族结构，于是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排拒行为。法西斯和极右势力从来都是以维护“种族纯洁”、“民族利益至上”作为口号煽动人心的。残酷的民族仇杀多发生在非洲的多民族国家，而它们的起因皆出于国家政权的一族化和民族利益多元化的矛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主要民族均为胡图族和图西族，而长期以来卢旺达的执政者为胡图族，布隆迪的执政者又为图西族。两国统治集团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倾向。卢旺达的内战即是由被迫逃亡国外的图西人要求回国而导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期望自己的民族独占国家，而现实的国家却由两个或更多的民族所组成。他们容不得这种一国多族的利益分割，于是就要排挤、驱逐其他民族，而走投无路的其他民族又不得不奋而反抗。反过来，当这些被排挤、被驱逐的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又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原来的统治民族。这即是当今民族仇杀的根由，归根结底是对一国多族的不容。
原住民整体发展状况的落后、人口的稀少使得他们的民族自觉发生的较晚，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运动与国家问题的衔接。80年代末，美洲印第安人代表在总结印第安人状况时就说：“他们不但人口在增加，参与国家事务的要求也在增加。”70—80年代的20年间，“一系列地方性、地区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印第安人组织纷纷出现并得到了巩固。这些组织争得了愈来愈大的参与空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自己的组织以及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以下5个基本方面：
1．领土。……它包括要求保证印第安人耕地，种族繁衍空间的领土权以及村庄和公社周围的自然环境。
2．参与经济和物质开发。……为了保证分享国家发展的利益，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印第安人民现在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参与、负责和自我管理的形式。
3．文化发展。印第安人民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是有权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宗教、医术和传统技艺，并要求按照自己的需要组织自己的教育和社会联系程序。
4．司法。在印第安人地区，司法和司法实践，保护人身和印第安权利，现在远未成为事实。尊重人权，是印第安人民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和最强烈的要求之一。
5．自治权。一些印第安人民和许多印第安主义捍卫者认为，印第安人的自治权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这里印第安人提出的自治权问题尚没有建立印第安人国家的表示，他们自己也解释说：“自治并不含有脱离国家的意思，只是要求重新建立合法的机构，以保证印第安人民在采取有关他们的决定和制定有关他们的政策中具有自己的代表权。”可见，印第安人的态度是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共享权利，希望国家也能体现出他们的利益。而在自治这一点上，在有些国家已成为现实。如现在加拿大已有土著民族议员，出现了土著民族自治政府，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土著人正在通过谈判走向自治。③但这并不等于印第安土著人运动的全部。墨西哥著名学者恩里克·巴伦西亚就谈到，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国家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印第安人一直加以抵制，并由此形成了印第安运动。这个运动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印第安化倾向”，提出重建自己的家园，如“纳瓦特尔帝国”、“塔万廷苏尤帝国”等计划；另一个是“印第安性倾向”，提出要尊重印第安人的一致性和文化自治。所以，在印第安运动中不满足于自治，而是希望建立印第安国家的倾向并不是没有，只是这种倾向尚未发展到主导地位，未对所在国家的统一造成威胁而已。实际上，有些印第安运动文件已开始明确地要求“自决”和“主权”。如1990年由17个美洲国家的120个印第安单位的200多位代表共同签署的《基多宣言》提出：“我们印第安各族人民具有作为民族、人民或国民的特有特征”。“我们的政治目标是自决和自治（北美印第安人要求主权），当前的任务是推动对自决和自治的反思与讨论，明确找出自决和自治的具体形式。”这里要求“自决”和“主权”显然是对国家地位的追求。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台湾原住民运动中。前述澳大利亚土著人自认为是一个“民族”，愿意成为一个“民族”，意味着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享有独立的政治权利；他们在议会大厦前搭起帐篷自称“大使馆”，更表示了与澳大利亚政府对等的一种主权意识。台湾原住民运动所提的自治要求仅剩下了国防和外交，而当这个运动与“台独”运动纠合在一起后，则性质就将是一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其追求国家的意图就十分彻底了。
泛民族主义是以准民族的形式追求政治利益的。从历史上看，泛民族主义从不隐瞒自己对国家的追求。泛阿拉伯主义产生于16世纪，是最早的一种泛民族主义，它的最初主张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为反对奥斯曼帝国入侵，以阿拉伯民族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为根据提出的政治统一主张。泛斯拉夫主义原初也是反对异族奴役的思潮，但19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为沙俄企图建立一个由它所统治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斯拉夫帝国的理论工具。泛日耳曼主义由德国沙文主义者所提出，意图在于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合并于德国，泛美主义最初则是南美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企图在美洲建立一个“大美洲联盟”或联邦，而泛非主义的原初目的也是适应民族独立的要求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联邦。所以，从历史上看，泛民族主义本来追求的就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只是这种“民族”并不具有实在的内容，仅是为了组建国家或某种联合体，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人为构造的一种东西。恩格斯就曾斥责泛斯拉夫主义说：“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当今的主要泛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从《古兰经》的教义出发，认为当代民族国家不符合伊斯兰的基本原则，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的，真正的主权在真主那里，穆斯林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但他们还是主张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或由所有穆斯林组成共同的国家。不同于其他泛民族主义的只是他们以宗教划线，把伊斯兰教作为立国的基础。所以，泛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放大了的、更为膨胀化了的民族主义，它最终还是服务于某些民族，更确切说是某些民族中的统治集团对更大规模国家的企望的。但由于已被放大和膨胀，他们追求的即使在名义上也已不可能是真正的一族一国了。
当代主要民族问题与国家的联系或向国家问题的归结使得这些问题仍属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范畴，但对当今民族主义的评价已远不能如对以往两轮民族运动的评价那般积极了。人们已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前两轮民族运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确，这两轮民族运动顺应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传播，甚至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发展。可以说，没有前两轮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就没有当今世界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还是有限的。当今的民族主义是在前两轮民族运动造就的世界中发生的，于是，如果说前两轮民族运动造就的世界是合理的，那么当今的民族主义便是非理的。因为当今的民族主义最终是对既有社会的一种破坏，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动。人们不难看到，民族分离主义造成的国家破裂、社会混乱，民族仇杀和排外造成的滥杀无辜和民不聊生遭到了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并受到了国家社会的有力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逐步走向孤立的、流于情绪化的极端民族意识，是全球化的反命题。”然而，现实世界不可能简单地被是和非断然分开。当民族主义冲击这个世界的时候，某些民族运动或运动的某些方面也不乏夹裹着合理的成分，形成对既有的民族压迫剥削和歧视等不合理现象的冲击；在表达某些非份要求的同时，也往往带有对某些民族应有权利的争取。总之，当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是破坏性的，但它表现的繁杂和多样又使得我们对它的评价必须是具体的，而不能是笼统划一的。
如同前两轮民族运动一样，当代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潮流。也是一种民族过程。如果抛开一般的社会评价，仅从民族过程的发展来看，当今民族主义的产生则是民族过程的推进。我们讲民族主义可以分为nationalism和ethnosism两个类别，前者可以是一个ethnos的运动，而更多则是多个ethnos的联合运动。前两轮民族运动明确是在nationalism层面上的民族运动，它为参与这个运动的ethnos争取到了政治权利，摆脱了封建割据或外来的压迫和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或独立。在面对封建势力和殖民压迫统治时各个ethnos需要联合，需要以一个民族（nation）的力量去争取共同的利益。但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外部因素的触动，处于一个nation之内的ethnos又必然会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并对自己的利益有所感悟、有所行动了。于是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中就会出现民族纷争，直至将它发展成为政治行为，导向国家问题，形成新的民族主义。这是民族自觉向具体ethnos单位深入的结果，是民族过程的必然推进。但显然，从主流上讲这种推进并不是和社会发展进程同步的。相反，它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是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掣肘，民族过程和一般社会发展进程形成了抵牾，这是和前两轮民族运动大不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