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提及一点，在论及民族意识的构成时，一些文章在民族认同之外，又提出把“民族分界”作为民族意识的要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民族认同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分界的内容，一个人认同于甲，也就意味着与非甲的分界；认同于乙，也就意味着与非乙的分界。认同本来就是以分界作为自身成立的条件的。
明确了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涵义，我们便可知道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构成、一个部分，二者并不等同。把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当作民族的主要特征，要害在于抹煞了自在民族的民族性质。一个民族共同体可能因落后封闭而未能形成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但它具有的独特语言、习俗等鲜明民族特征决不能把它摈除在民族的行列之外。具有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的共同体是民族，不具有这种意识或认同，但却具有其它民族特征的共同体仍然是民族，不同之处仅在于发展阶段或存在的状态不同。
三、民族认同的发生与自觉民族的形成
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那里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的必备特征。因此，民族认同的发生便成为民族自觉的标志，研究民族认同的发生也便是研究民族自觉的形成。
（一）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
在研究民族认同的西方学者中，以塞利斯（Shils）和格力特（Geert）为代表的所谓“原生论”（primordialism）者是其主要派别之一。他们认为民族认同含有人类最原始、最初生的感情在内，它可以满足个人最基本感情依托的需求。这无疑是有价值的论点。但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民族认同是先于他的意识之前就已存在的，民族依附感情是建立在人的生物和基因构造之中，是根据血统在母体之内就已经开始滋长的。则显然流于荒缪了。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民族认同无论对于一个民族群体，还是对于一个个人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方可产生的。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属于社会认知的内容。社会认知是认知主体在与客体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了解并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人们都是在一定的民族群体内生活，自出生之日起便不断受到自己族体文化的熏染，形成为自己族体所制约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当人们未与外族社会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不可能形成他们所在族体与外族不同的判断，也不会有归属哪一族和随之产生的感情依附方面的感受，而只有与外族接触，“非我族类”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印象才会映入他们的脑际。同时，他们对自己族体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才会产生。所以，民放之间的交往是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1994年10月15日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828千赫“人生热线”节目开展了一次爱国主义专题讨论。节目主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在什么时候感到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听众回答最多的是两种：1，观看有中国人参加的体育比赛时；2，远在异国他乡时。这组回答如果纳入民族心理研究，实际就是：
——你在什么时候会有民族认同感？
——在与外国（族）人接触、形成对比时。
这里，听众以他们切身的体验、平实的语言说明了民族认同发生的规律，即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民族交往形成的对比在民族认同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应有重视。s·科奈尔在《民族过程的内容和环境》一文中认为：和所有的团体认同一样，民放认同的核心是对比。那种“我们的”的感觉总是不同于“他们的”。族体边界（boundary）的建设即是对比的勾划。而这种观点又是取自F·巴思的。费孝通教授用社会学的术语in—group或we—group说明“人己之别”，说民族认同的发生就是“把人己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可见，学者们已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交往和对比在民族认同发生中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民族交往和对比不但决定着民族认同能否发生，也决定着民族认同发生的强度。一般来说，民族认同发生的强弱与民族交往的下述状况有关：
1．对比度。即交往各族相异之处的反差大小。民族交往中相互之间显示的反差愈大，民族成员对各自民族的认知也愈清晰，依附于自己民族的感情也愈强烈。一国之内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必然不同；相同和相近文明程度的民族间的交往，与文明程度相差较大的民族间的交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感也必然不一样。社会冲突既是形成对比的常见因素，又是强化原有对比的促进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早期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群体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关键因素，没有冲突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意识的产生。“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个族群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与其他群体发生的冲突越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认同感就越强。”
2．交往频度。与外族交往的频度是交往的一种量化表现。对外交往的频度高，族际对比印象深刻，民族认同感便趋于强烈，反之则趋于微弱。所以，流动性较大的民族，如游牧民族、流浪民族和商业民族因与外族交往频繁，民族认同感发生得一般都较强，而农业民族因安土重居则一般较弱，尤其在间接交往手段不足的古代社会更是这样。
3．形式。民族交往的形式可有和平和战争两种。前者和缓，交往的基础在于交往的各方某些方面的相同或相似；这种相同或相似使得各方至少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接纳，因而交往的对比度相对不大，因此发生的民族认同感也相对较弱。后者激烈，交往的基础在于各族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各族不能容忍、不能接纳，只能诉诸暴力，因而交往的对比度较大，由此发生的民族认同感也极强。我们常能发现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战争最能增进民族凝聚力，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4．广泛程度。亦即一个民族中与外族交往的成员所占的比例。比例高、交往广泛、对比显著，则民族认同的总体强度就大，反之就小。于是，较小的民族，其族体半径小，民族成员与外族接触的可能性大、机会多，对外交往的成员所占比例高，相应地民族认同感一般也较强。相反，在相同社会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条件下，较大民族的对外交往程度要低于较小民族，因而其民族认同感也要弱于较小民族。此外，交往的广泛程度也与民族的经济形式有关。游牧、流浪和商业民族的对外交往几乎是全民性的，这也是他们具有较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原因。
（二）民族认同发生的几种类型
民族交往只是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而民族认同的具体发生则需通过具体的途径。它们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1．自然发生型。这种类型是指，在民族共同体既已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下，民族成员因与外族接触自然产生的对本族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这种接触可以是和平交往，也可以是冲突和战争；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自然发生型是民族认同发生的最一般类型，它既存在于次生民族中，也存在于原生民族中，而且是原生民族认同发生的唯一类型。
2．外加发生型。这种类型是指，一些原本不是一个族体的人群，因具有某一或某些共同之处先被外界视为一族，后也逐渐被自己所接受而发生的认同。这种认同类型为次生民族所独有，因为它发生的主体原本不是一族。如我国商周时期曾把位于西部的游牧民族泛称为“羌”。这些民族活动地域极广，族系十分繁杂，根本不是一族。但在与中原地区的长期交往中，他们逐渐接受了华夏族对自己的称谓，终于在秦汉时期以今甘青地区为核心，以“羌”为族称形成为一个族体。近代以来以移民为主要居民成份的国家，许多移民集团和土著居民集团也正是以外加型认同为先导，不断实现着新的族体的凝聚和形成。因为这些移民集团内部的成员原本民族成份并不是一致的，他们来到新的国度，面对共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压力，非常自然地以来自共同的母国，或以一致的肤色、语言或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等为基础，在地域、职业或阶层等方面自然地团聚起来，由此为外界所视为一族，随之其自身的成员也发生族性上的认同。而土著居民也因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相近，非常自然地被移民社会成员视为一体，继而他们也发生自身的认同，尽管他们原本也并不属于同一民族。外加型认同的发生与自然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先有族体后有认同，而前者则相反，即先有认同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促成族体本身的形成。
外加型认同的外部环境状况决定着这类认同消极和积极性质上的不同。一般说来，外部民族族体较大，实力强盛、文化发达，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视认同主体为低下、落后的族群，会对认同主体形成一种歧视、压迫的外部环境，从而形成消极的民族认同。与此相反，外部民族如弱小贫困、文化落后，对认同主体则会造成一种仰视、崇慕的外部环境，由此会使其形成积极的民族认同。当然，从理论上讲，上述两种外部环境和两种认同结果都会出现，但在现实世界中，外加型认同较多发生在弱小、发展程度较低的族群中，认同性质也多以消极为主。但此种认同能够实现，至少说明认同主体内部原来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开始了同化，这又是这个主体走向统一和发展的阶梯。
3．转化型。转化型民族认同是指由其他共同体转化为民族共同体而随之发生的认同变化。这类认同发生的特点是民族认同最终都与所由转化的共同体认同重合。前述已知，能够转化为民族的有地域、血缘、种族、宗教和政治集团等多种共同体形式，这些共同体在转化为民族过程中或其后，其认同性质也总要发生变化，即由非民族认同转向民族认同，只是这些转化后的民族认同也总是和非民族认同交叠在一起，有时难以区分罢了。
民族认同发生的类型大致即此三种，但这三种类型并不总是纯粹状态，更普遍的是两种或三种类型共存于一个认同发生过程之中。我们指出这些类型，只是表明它们在不同的民族过程中分别处于突出或支配的地位而已。
（三）民族认同的扩展
民族认同的发生不是突发的，也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渐浸润漫延的过程。从族体的空间范围来说，民族认同总是首先发生于边缘部分，而后向中心部分漫延。这是缘于族体的边缘部分总是最先与外族发生接触，认同只能从接触、交往开始。从族体成员阶层来说，总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最先感悟认同，而后向其他社会阶层浸润。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容易具备形成民族认同所必需的认知能力和经验阅历。民族认同发生的从边缘向中心，从较高社会阶层向一般成员的浸润，是一种水平方向的推移过程，因此可称之为民族认同的横向扩展。它的完成常需借助于以下几种形式：
1．自然传播。即族体成员之间的口口相传。这种形式存在于任何一个民族之中，但在原生民族中则是唯一的认同扩展形式。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走出来的氏族部落成员，对与自己不同群体的一切都会感到新鲜、疑惑。“我们是一族，不同于他们。”由是，这种认识便通过最先接触、最早感悟的社会成员的口传播开来，从族体的边缘部分达及中心部分，从民族的较高社会阶层达及一般社会成员。此外，自然传播方式在次生民族的认同扩展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民族愈发达，社会愈发展，传播手段愈先进，自然传播方式在民族认同扩展中的比重也会愈小。
2．认同教育。自然传播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发生的不自觉状态之下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族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入，各族间的利益感悟也会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在认同过程中，民族认同的发生越来越呈现出自觉状态。于是，各种有意识的推进民族认同发生及其扩展的手段也便随之出现。认同教育便是这种手段之一。认同教育的实施可以是对本民族认同的直接说教，也可以是通过对本民族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的着意宣传来对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加以培植。积极的认同教育，在许多情况下地认同扩展的效果非常明显。我国云南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有着浓郁的认同教育氛围。这里的蒙古族学生，甚至是学前班的幼儿，如问他们是哪个民族，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蒙古族。初中学生甚至会告诉你，他们的祖先是从祖国北方来到云南落户的。这种明晰的民族认同即来自认同教育。这里的长者会适时向孩子们传导祖辈的遗训，孩子们也随时会接触到保存在本乡的反映祖先历史的各种文物oO）认同教育除了社区性的社会教育外，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舆论宣传也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