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分封以周朝最为典型。史载武王之后周攻灭了九十九国，降伏六百五十二国。这些数字尚可存疑，但武王灭商之后大大扩展了势力范围则是史实。所谓“九十九”，“六百五十二国”等只可理解为尚处在国家社会边缘的部落、部落联盟或酋邦。分封·即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天子将亲戚和建国功臣分派到原商属地和臣服于周的“属国”之中，封爵授地，实施统治。据说周初共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而这些诸候的属地许多又是尚未进入国家社会的“蛮”、“夷”地区。如姜尚的封地今山东临淄原为薄姑氏之地，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今山东曲阜原为奄地，两地都属东夷民族区。再如太伯的封地今江苏苏州、无锡一带原为古越族之地。这些地区在分封之前都处在前国家社会，而周人的分封带去了周国的政治制度，行使有效的统治，从而把这些地区完全带人了国家社会。分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授，而其实质却是政治上的扩张，当然这种扩张又是以周朝对这些地区的武力征服为前提的。
周代的分封扩大了中国境内国家社会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秦汉两代的武力扩张又大大扩展了这种范围。我国东南沿边的越族地区步入国家社会始于秦始皇的南征。公元前223年，秦大将王翦率军攻人闽越之地，置会稽郡（治今苏州）。两年之后，秦始皇发兵五十万继续南进，在今福建、广东地区击败了闽越人的抵抗，置闽中郡（治今福州）。公元前214年秦军在经过殊死战斗之后，征服了西瓯（广西、云南一带），在此及邻近地区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郡。及至汉武帝时，又是经过征服，汉王朝将羌、氐和西南夷等少数民族所在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大部纳人了自己的领地。这些经征服、扩张完成的统治，标志着这些地区向国家社会的跨人。国家扩张首先是由国家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正是掌握国家的统治阶级的贪欲推动着国家的对外征服和国家社会的延伸。然而国家扩张又始终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它们的扩张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社会内容。其中经济形式、宗教影响和时代特点即是最常见的制约因素。
经济形式。所谓经济形式即是人们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依其经济形式的不同，不同民族所建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国家行为，从而使得它的扩张程度和国家社会的扩展结果也有不同。这方面，游牧国家的情况是很富说服力的。
游牧国家最富扩张性，这已为人们所公认。这种扩张性的富有首先在于他们的空间观念。游牧经济的流动性，所需地域的广阔性使得他们的国土观念与农业民族迥然不同。他们很少静止地看待他们的领土，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说：“比较流动的民族或位于交通要道的民族，不是把他们的国土看成固定不变的边界分明的领地，而是看作他们可以据此向毗邻地区发展的中心地区。”游牧国家的富于扩张也取决于他们且牧且夺的经济特性。游牧产品的单调使得“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游牧经济天然具备着交换的性质，但游牧生产的落后又使得它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于是寻隙掠夺便成为这种经济的补充形式。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一次次冲击，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征战侵伐，除去阶级斗争的因素之外，无不根由于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由于掠夺导致的战争极易造成游牧民族的聚散分合，极易造成政治机构集权制度的产生，因而容易导致国家的发生。同时，已建立国家的民族也极易受掠夺特性的推动不断扩张和征服，从而使国家社会的范围得以扩展。
一般来说，游牧国家扩张造成的国家社会的扩展只能是这种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延伸，这种延伸在同一游牧经济形式的环境中是适应的，但当超出这种经济形式，伸入到农耕或其它经济形式的民族环境之后，游牧国家的政治体系必须发生变异才能在新的社会土壤中生存。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指出，日本“大和”国家是由大陆北方民族的一支经朝鲜到达日本，在当地征服了土著人以后所建而成。他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通过研究，把日本历史上的氏族制度、天皇婚姻、“归化人”等许多问题通过与北方游牧国家的比较作出了成功的解释。如此，日本国家的建立便是游牧国家扩张在不同经济形式地区变异的典型事例。不过，就文明程度而言，就国家发生的历史而言，游牧国家的建立一般要低于和晚于农业民族。因此，当它侵入农耕民族地区之后，多数情况是被农耕民族国家社会的文明所征服，而不是使它的政治体系发生变异而得以继续存在。像日本国家发生的这类事例是少数。
游牧国家虽然极富扩张性，但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散漫性有关，也与游牧经济容易造成国家的早产有关，游牧国家的行政机构常常十分简陋，由这种简陋的国家机器扩展起来的国家社会也十分脆弱。我国北方民族史上各游牧国家此消彼长、骤兴骤衰就是这种脆弱性的突出表现。江上波夫对此评论说：“欧亚内大陆的这种‘骑马民族国家’，不同于诸如埃及、中国之类的农业地区民族国家，后者是在土地——这一永久的基础之上自然发生建立的，而前者是由怀着追求军事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不断流动的人们，人为地构成的。也许可以说，它们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这个评论是恰当的。所以，尽管由于有强盛的武力，游牧国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国家社会，但这种国家社会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这一点远不可与农业民族相比。农业民族没有与扩张相适应的经济形式的支撑，也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弓强马壮的强悍军事力量，但农业民族国家迈出的扩张步伐却很坚实，由此取得的国家社会扩展的成果也极少反复，上述先秦和秦汉中原王朝的扩张正是这样说明的。
宗教影响。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本无直接的关系，但作为一种社会调节和制衡的工具，又与国家有着某些同一性质。于是，宗教可以和国家结合形成神权国家，国家扩张可以和宗教的传布结合实现国家文化的传播。宗教影响往往成为国家扩张的强大推进因素。这方面，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形成和扩张是应该提及的。阿拉伯半岛是远古闪米特人的发祥地。闪米特人在不同的时代一批批地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散，在与外族文化的碰撞中创造了一个个耀目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埃及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文明起源都与闪米特人的迁徙有关。然而直到公元7世纪初年，除南部的也门以外，阿拉伯半岛仍处在前国家社会，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阿拉伯半岛前国家社会状况的改变缘起于伊斯兰教的兴起。
首先，伊斯兰教的出现促成了麦地那政权的诞生。“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伊斯兰教最首要的信条是穆斯林众心归一、建立统一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基础。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权。穆罕默德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政治首脑、最高法官和军事统帅。他的武装部队和政务官员也全是他的信徒。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便以政教合一的面目出现。
其次，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国家完成统一，继而建立大帝国的精神动力。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便大体完成了。这期间，为了征服和领土扩张，打败敌对的贵族和外族部落，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信徒发动了数十次对外征讨，直至630年进占麦加。其后，四大哈里发继承了穆罕默德的遗业，继续对外征讨，相继征服了北非、西班牙、中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至8世纪中叶最终形成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阿拉伯帝国。
从最初小小的麦地那政权到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再到庞大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扩张始终受到伊斯兰教的推动。“圣战”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穆罕默德号召信徒们，要“为安拉之道而奋战”，“如果你们为安拉之道而遇难或死去，那么，来自安拉的宽赦和怜恤，比他们所积存的财富还优异。”他还许诺，“谁为安拉之道而奋战，无论是壮烈牺牲或是凯旋获胜，不久我将赐予重赏巨福。”为安拉之道而战既是崇高的，又是实惠的，既可在生前得到“重赏巨福”，又可在来世得到“宽赦和怜恤”，这种激励是巨大的。不仅如此，在扩张过程中，征服者使被征服地区改宗伊斯兰教成为不可选择的求生之路。在被征服地区，“他们到处提供了三种任选其一的办法：或纳贡，或表白信仰唯一真神而与他们联合，或死亡。”而实际上，纳贡而不改宗伊斯兰教的事是极少发生的。因此，伊斯兰教随着“圣战”的火光而传播，同时，由伊斯兰教包裹着的国家社会也随之扩展。当然，这种扩展更多是对异教统治的国家社会的改造，因为，阿拉伯帝国的统辖范围大部分早已是被其他民族统治的国家社会。然而至少在前国家社会的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领导的扩张是属于向国家社会扩展了。这里，国家的扩张以宗教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新造就的国家社会也被厚重的宗教外衣包裹起来了。
时代特征。国家扩张是一种强权政治，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基础之上的非正义国家行为。这种行为的发生受着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利益的催动，但也受到人类社会生活准则，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制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有着不同的生活规范和国际力量对比，因此，国家扩张也便受到这些不同时代特征的制约，表现出不同的扩张强度、规模和内容。在历史上，最富于扩张倾向的是最初形成的国家和近代殖民时代的国家。
最初形成的国家的扩张倾向来自“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战争惯性和国际制衡力量的缺乏。国家脱胎而出的“军事民主制”时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各民族之间为着领土、财富和奴隶而厮杀。新兴的氏族贵族靠着这种厮杀满足着不断膨胀的贪欲。持续的战争、剧烈的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而国家又是一个远比前国家社会任何社会组织都更具有规模效应和组织效应的政治系统。它来自阶级统治和民族征服，也必须首先服务于阶级统治和民族征服。于是，掌握这个政治系统的统治集团对异已社会力量的镇压和征服总是毫不迟疑的和有效的。国家暴力机关的属性和职能在国家形成之初最先显示出来。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先进人国家社会的地区总是少数。于是，国家社会之初的国家周围总是被广阔的前国家社会地区所遍布，它们政治系统的落后使得其军事力量一般也远逊于已进入国家社会的民族。这样，国家以其有效的组织力和远胜于前国家社会的军事力量向这些地区呈现出高屋建瓴般的优势。在国家尚未成为普遍的政治组织之前，早期出现的国家行为是没有制衡机制的，已进入国家社会的民族可以凭借其独有的国家优势横行于前国家社会地区。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扩张，前国家社会既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予以抗衡，也没有应有的道义力量予以制止。弱肉强食成为唯一的社会准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最初形成的国家总是表现得十分贪婪，扩张的倾向和势头表现得十分强烈。国家发展史上早期国家之后各个帝国的形成即是这种扩张的结果。这一时期扩张导致的国家社会的扩展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飞跃。
国家社会扩展的另一次飞跃发生在近代殖民时代，这次飞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伴生物。在西欧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发生在中世纪中晚期，“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历史条件有两个：一是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二是存在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这两个条件的实现过程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原始积累除了对国内人民实施盘剥，强迫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外，在国外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是更为便捷的途径。于是运用国家力量实施扩张，夺取殖民地便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造就了西欧国家殖民扩张的经济根源，而新大陆的发现和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完成则为这种扩张提供了地域和政治保证。
新大陆的发现是在黄金欲念驱动下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然而比寻求黄金更有意义的是新大陆的发现更新了人们的地理观念，从而开拓了西方殖民时代的新纪元。随着这种发现展现在殖民主义者面前的是原始积累最需要的掠夺场所和殖民空间。
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相对应，西欧封建国家也在新大陆发现前后开始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过程。封建时代西欧国家的分裂状况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经济联系和市场统一不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的变革要求政治的变革相随从。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纷纷与王权结成联盟，扶持和依靠君主的绝对权威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西欧各国政治统一的完成在时间上是不尽相同的，而最早探索新大陆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在15世纪末就已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这无疑也为它们最早向新大陆开拓殖民地提供了政治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