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过程”的由来和引入
“民族过程”是来自前苏联的一个学术概念，其俄文是этнческнепроцессы和национаJTьныепроцесы但后者却指“现代民族过程”或“现代民族发展过程”，外延小于前者。故不论是前苏联学术界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学术界，一般地论及“民族过程”是指этнческнепроцессы，它的英文对应词是ethnicprocess。这也即是说，作为学术概念的“民族过程”，一般指泛义“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过程。
民族过程理论在前苏联学术界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但不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对当代世界和前苏联民族状况的具体研究方面，前苏联学术界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以致80年代的民族学研究几乎就是围绕民族过程理论而展开。由前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实施的苏联民族学研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研究项目共七项，它们是：1．人类民族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2．民族共同体产生问题和原始社会的民族过程。3．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的民族过程。4．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过程。5．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过程。6．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过程。7．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过程。看得出，这个计划项目全部为民族过程研究。前苏联民族学界对民族过程研究的重视可见一斑。
尽管由于学术传统、理论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原因，西方民族学理论不可能过分注重民族过程理论，但由于前苏联民族学较高整体水平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也还是把民族过程理论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如1983年8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一届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对民族过程的分析就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学者里格森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族过程的概念与术语》的报告，对民族过程的基本概念作了详细评述。1996年4月，《民族和种族研究》（EthnicandRacialStudies）还发表了史迪丰·科奈尔（StephenComell）以民族过程为构题内容的论文《民族过程的内容与环境》（Thevariabletiesthatbind：contentandcircumstanceinethnicprocesses），对民族过程涉及的民族认同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我国对民族过程概念的引进和使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可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人们对这一理论并没有多大关注，甚至对这一术语能否在汉语中通行都持有异议，认为照直译而来的“民族过程”语法不通，根本不能接受，即使勉强算通也决不会有生命力。但经过讨论，人们一般还是接受了这一术语，认为这个词语在汉语中还是可用的，因为它忠实于原意，并有类似词语的先例，如“历史过程”，“运动过程”等。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专门术语，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明确的含义。为此，一些学者对前苏联有关民族过程的著作和文章作了翻译、介绍和评述，认为民族过程理论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建议开展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创立一个中国的民族过程理论”。然而平心而论，除了这些翻译、介绍和建议之外，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过程理论的研究并不热烈，专门论述这一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尚未见到，间接论及的也仅限于概念的借用或转述。这与我国民族理论的整体进步是不相适应的。
毋庸置疑，我国民族理论需要创立自己的体系。创立离不开吸纳，而吸纳必须是全方位的。前苏联的解体及民族矛盾的加剧昭示着其民族政策的失败。但这种失败既有理论指导上的，更有实际操作上的。因此，作为理论指导基础的前苏联民族学研究不是其民族政策失败的全部原因：前苏联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民族理论成果也不全是无用之物。相反，他们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国内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其民族理论较之西方更为系统和完备。因此，在创立发展我国的民族理论体系中吸纳前苏联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同样是必要的，而对于一度成为前苏联民族理论核心的民族过程理论更应如此。杨堃先生在向笔者谈及这一点时也明确表示：“民族过程这个概念来自前苏联，苏联虽然倒台了，但这个概念不应随之消失。科学是不会因国家政权的变动而改变的。”
前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民族是一个稳定而又变动着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时间上的变化就是民族过程。
2．民族过程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民族变异过程，它导致该族成员民族自我意识的改变，从一种民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民族状态；二是民族进化过程，它表现为某些民族特点的转变，但不引起民族自我意识的转变，不造成族属的变化。
3．民族共同体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纯粹的民族，一是民族社会机体。由此，民族过程也分为纯粹的民族过程和民族社会过程。纯粹的民族过程表现为民族本身（语言、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等）的变化，民族社会过程表现为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因素的变化）。
4．纯粹的民族过程也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联合过程。后者又表现为聚合、同化和一体化三种过程。
5．制约和影响民族过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语言、文化、心理、地域、人口、地理环境、物质生产、经济联系、阶级和国家等。
从这些内容来看，民族过程理论对我国民族理论的建设至少在下述两点上是有借鉴意义的：
其一，使民族现象的纵向研究更具概括性。我国学者普遍承认民族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它有产生、发展、消亡的特有历史规律，也十分重视对民族作历时性研究。但对民族的这些历时运动如何表述，似缺乏统一、准确的词语认同。“民族过程”一词的使用尽管一时使人感到不甚习惯，但它的确准确地反映了民族的历时性特征，把对民族纵向发展和变化的一切现象包揽无余，具有极大的概括性。
其二，使民族纵向研究中的渐变或量变过程得以实现。民族过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历史上民族共同体的所有变化都纳入研究视野。勃罗姆列伊把广义的民族过程就解释为“民族某个成分的任何变化。”尽管把这种“任何变化”都注意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它毕竟提醒人们重视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渐变和量变，而不能把目光仅局限在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跃或突变上。这一点倒是和西方学者重视对文化变迁细微分析的传统相一致，而这又是我国学术传统所不足的。
此外，民族过程理论体现出的动感和重视民族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内容也无疑会增加民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国家问题与民族过程研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