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在总体思路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彻底转变发展观念，大胆创新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发展质量，落实和实施好“五个统筹”，切实把“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要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这是在“十一五”期间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成为我们在落实“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我们知道，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比，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信息技术和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性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所以，应该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另外，新型工业化道路贵在在人力资源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所造成的，绝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以牺牲就业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我们既要注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人力资源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所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做到：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就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培育发展国家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施和开发人力资源战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人口、环境和资源战略的全面协调发展，并合理处理好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就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原因，也是在“十一五”期间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的主要原因。而中央提倡加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然这是针对目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而提出的。在“十一五”时期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目的就是要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要在不断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中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这是针对我国农村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提出的。“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指导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同时要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优势互补。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五中全会继续强调对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关注，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改革继续向深层推进的肯定，也应该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的农村改革工作中，我们已经在全国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份从2004年的8个扩大到2005年的28个，2008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预计可提前两年实现。二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步深入。在完善粮食市场准入制度，支持多种所有制粮食购销企业发展方面，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重组、改造和改制步伐的加快上，在粮食直补资金的增加上和在逐步充实粮食储上都在走向深入。三是在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等各个层面上都获得了稳步推进和新进展。
第三，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的六次宏观调控来看，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这一切必将使十六届五中全会能更为宏观地、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和总结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在调整经济过热的同时，避免经济走冷的趋势，从国际国内两个战略高度出发，规避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与前两届的五中全会相同的是，此次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也是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历届五中全会的召开相似，十六届五中全会也正好处在中国已经和正在进行着的第六次宏观调控的时间段上，而我国实行的“有保有压”的调控，已经把经济过热的现象压了下来，而到了2005年，我国又继续对房地产过热现象进行了整治。但是在今后的宏观调控政策上和过程中，它不仅会表现在总量的调控上，还会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宏观调控不仅作为一项短期、临时性的政策，而且应该贯穿于“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运行的始终。所以，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保障。这是针对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些机制和体制性问题所提出的。
在“十一五”发展规划时期，要着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另外，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就要形成一整套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约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并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四，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这个过程既充满了新的机遇，但又面临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时期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相合拍。因为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积累遗留和潜在的大量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并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运行产生了新的威胁。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该在体制和政策导向上反映出对人民群众的关注。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必然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成果的享有者。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配也是有差异的，这具体反映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我们要继续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合法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不能没有效率地搞平均主义，但我们也需要重点关注一些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人民群众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从而使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应该看到在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迎接可能遭遇到的几个挑战：一是在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解决劳动就业机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社会的一系问题等；二是在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性使用还不科学，而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制约还没有真正解除；三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城市化战略、区域间发展贫富差距问题都形成了对我们的挑战。在“十一五”规划实施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变化会显得比以往更快，而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所以“十一五”时期，要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出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分配，更加完善社会管理和协调机制，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注重社会公平，就要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才能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要继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紧紧抓住不断出现的发展机遇，积极妥善地应对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中的挑战，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科学发展观与“十一五”期间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提出一个发展规划意味着在意识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自觉。但是在规划的实际制订内容和规划的实施上，我们还应该看到，“十一五”规划不但要制定出具体的综合指标，还要在具体的指标上显示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规划制定和实施的亲民、为民。因此，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统领地位，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是要靠坚持制度与体制的不断创新来实现的。如新的就业制度、城乡劳动力流动制度、新型户籍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城乡医疗制度等等，这些规划、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实施，将会使经济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将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所以，按照五中全会的精神，应该在“十一五”规划中重视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制定的重视，也就是说，不但在评价体系上要体现出发展的“量”，还要体现出发展的“质”，体现发展的“快”和发展的“好”来，从而体现出按照五中全会的精神，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具体的评价体系上有一个具体的衡量，必须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评价体系，以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衡量和比对。众所周知，我们现行所采用的评价体系主要是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在国际上，这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以后，我国引进GDP及人均GDP统计作为衡量我们国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GDP指标在对度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而且，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GDP更好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但是应该看到，过去流行的GDP统计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明显缺陷。现在人们已从新的时代和历史发展背景出发，开始重新设计新的指标体系。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国际社会的逐步深入，许多国家开始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如，英国针对传统指标的缺陷提出一种新型的衡量社会全面发展的核算体系——国家进步指数（MDP），但是，应该说明的，新的设计并没有全盘否定过去的指标意义。而M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三大类成本，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一个综合评估。在我国，有学者和研究者也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并且初步建立了绿色GDP的核算体系框架。中央所提出的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是既要吸收国际上有关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还要依据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具有的自身特点来制订的。这就要求在“十一五”规划制订的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上，既要具体到每个行业领域和区域发展的实际，又要避传统考查指标的弊端和缺陷，在原则上应该考虑到：
第一，应该在宏观上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不但要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还能准确地衡量社会分配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所以，在整体指标体系的设置上，科学发展观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必须把经济指标摆在整个指标体系的突出位置。但是，发展是全面的，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因而指标体系也必须是全面的，否则就不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二，由于指标评价体系的制订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片面的指标统计会导致一些地方和领域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等现象的发生。这对经济社会中的政绩和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认识上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不利于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进一步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所以，在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设计和制订中，制订新的综合评价体系来涵盖和反映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设计一些综合指数来反映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可以运用基尼系数、人文发展指数和经济结构变动系数等指标来判断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变化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