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
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研究，首先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研究上寻找突破口的。把改革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体制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是发展动力的原理具体化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新贡献。通过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矛盾，从而推动生产、社会的发展，并把这种实践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学说的发展。这种发展和深化，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与实践，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转换：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体系的重心由生产关系向生产力转换；二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由调节向改革转换；三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由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换；四是判断社会基本矛盾解决的状况从凡事问姓“资”姓“社”向生产力标准转换。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性决定着改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规定着改革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有四个层次：①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思想。②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的思想。③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思想。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合动力的思想。这里所谓合动力，是指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大系统，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系统合动力的作用程度。对这个合力系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把握，可分为经济发展动力、政治发展动力和精神文明动力。
（三）发展动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他的改革思想尤为突出，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指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力论”不仅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理论光辉，而且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注入了强劲有力的实践活力。其中包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巨大的经济动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以“四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关于改革的理论，包括改革的性质、方向、模式、途径及检验标准，形成五大支柱，构建起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完整体系。可概括为三大理论突破：①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改革的内在依据和判断标准问题；②在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与体制模式上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回答了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③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标准上的重要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了改革的根本性质和目的。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体系主要有十二个观点：①关于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的观点；②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观点；③关于改革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④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观点；⑤关于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的观点；⑥关于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的观点；⑦关于改革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观点；⑧关于衡量改革成败标准的观点；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⑩关于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观点；（11）关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观点；（1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前四个观点回答为什么要改革，中间四个观点回答怎样改革，最后四个观点论述改革的范围，由此，勾画了中国改革的总体框架，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理论构想，但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但是毕竟时间有限。因此，相对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形成比较系统论述的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斯大林的观点是“完全适合动力论”，毛泽东的观点是“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观点是“改革动力论”，其理论来源于斯大林的“完全适合动力论”和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变革。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完全适应动力论”包括两个要点：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日千里”，正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适合”产生出来的。斯大林“完全适合动力论”的第二个要点，是强调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群众精神上、道义上的一致，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完全适合动力论”又可称为“一致动力论”。
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深刻的理论思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动力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一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这样，毛泽东就不仅否定了拒绝矛盾的“完全适合动力论”，也否定了“找到矛盾论”，而主张“充满矛盾论”。二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那么，什么是基本的矛盾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经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三是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他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四是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法。这就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诸如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两条腿走路等等。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创立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两类矛盾理论，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他把矛盾作为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出发点，用矛盾的观点分析、考察、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矛盾动力论”比之斯大林的“完全适合动力论”，在理论上是一个进步，在实践中也更加切合社会主义的实际。
长期以来，由于主张“矛盾动力论”，因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十分流行，而主张克服矛盾、解决矛盾才是发展的动力的观点被抛在一边。只有通过改革，克服这些矛盾，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改革既要面对矛盾，又要解决矛盾。改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改革动力论”的提出，比之“矛盾动力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动力论的又一次伟大推进与变革。
第二，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确立及特点。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具体地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情况。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在谈及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时就曾明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的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地研究。”这就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给予肯定和继承；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没有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没有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扬弃了斯大林的和谐“一致”动力论，纠正了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而且创造性地确立了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
邓小平全面地系统地提出并且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明确了改革的性质、方向、目的、意义、目标、衡量标准以及改革的步骤、途径与方法，找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和症结所在，阐明了改革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作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动力论和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对改革的理论依据，改革的必然性，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的意义，改革的衡量标准，改革的条件、步骤、途径与方法，等等，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论述得最全面的。对改革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十分具体的论述，考虑到了所有问题的细节和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主要倾向。整个理论都来自实践，服务实践，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既是亿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同时成为指导亿万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伟大旗帜。对整个改革的设计，既有宏观整体的框架和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又有各个发展阶段和具体方面的指导方针、具体政策、实施方案。
（四）新时期应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和科技的动力作用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关于发展动力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我们党的传统优势——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动力作用之外，主要是充分发挥改革的动力作用、科技的动力作用、开放的动力作用。
通过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实质是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从事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非科学的东西，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东西，也常常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或改革不正确所造成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全面分析了改革的形势，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保证。强调：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同时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制度等作了全面部署。所以，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作为关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同时又充分阐述了改革对于发展的重大意义。
通过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强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它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把能源、资源、环境、农业、信息等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开发放在优先位置，力争取得重要突破；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在信息、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战略领域超前部署，增强科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后劲；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若干重大科学工程，支撑科学技术创新。这一系列重大部署，对于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实现“五个统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党中央提出，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在扩大对外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