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堪萨斯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雪后放晴，天空明丽，地面清新。堪萨斯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城市。这个不到100万人口的城市，分属两个州管辖。以堪萨斯河为界，西部属堪萨斯州，东部属密苏里州。大概因为多数是欧洲移民特别是西班牙人的缘故，堪萨斯整个城市建筑是一派西班牙风格，开阔而宁静的街道，精美而独特的雕塑群，富丽而幽雅的别墅式住宅，使整个城市既有田园风光，又有文化色彩。斯诺的祖辈是欧洲移民，父亲是靠经营印刷业挣钱养家的小老板。1905年，斯诺诞生在堪萨斯城一位叫詹姆斯·埃德加·斯诺的温馨的小业主家里。斯诺度过童年的那所房子，虽然经过一次火灾，但仍完好地坐落在堪萨城默希尔大街3811号院落里。这座双单元三层小楼，四周围着一圈白色的木栅栏。但斯诺的家人离开这里已近半个世纪，现在小楼归新的主人，因为没有先行联系，因而没有能够进入这座住宅，踏访斯诺的故居。
斯诺的祖辈和一些亲戚，曾经是堪萨斯的土地拥有者，但斯诺的一生却颇为坎坷。斯诺青年时代浪迹天涯。由于斯诺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和中国新政权的友好和真诚，他同前妻、女作家海伦·斯诺在中国上海和延安生活了多年，写过《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为亚洲而战》，以及描写苏联生活的著作。50年代初，他受到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政权的迫害。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不得不离开他的祖国，离开他在纽约州帕利赛兹镇的乡间别墅，离开他经常散步的赫德逊河畔斯奈登渡口，而移居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诺客死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瑟谷山庄。斯诺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时发现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放在中国，因为他热爱中国；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国，安葬在赫德逊河畔。
斯诺爱他的祖国。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1974年5月18日，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惠勒·斯诺和几个朋友，将他的骨灰从瑞士运回美国，安葬在赫德逊河畔的一片林间空地上青嫩的山茱萸下，并从赫德逊河滩上拾来一块褐红色的河石，放在旁边，上面镶着两个铜制的首写字母“E·S”，同成群的鸟儿在这个常青藤环绕的树丛中安息。回归自然的斯诺，也深得他的故乡人民的怀念。1974年，埃德加·斯家乡的亲友们在堪萨斯建立了一个“纪念斯诺基金会”，设在密苏里——堪萨斯大学中心图书馆内。
为了寻访斯诺的遗踪，我们来到堪萨斯大学图书馆的三楼斯诺事迹展览厅。现任“纪念斯诺基金会”主席布楚先生和一大批基金会的成员等候在那里。他们当中有斯诺基金会前主席戴蒙德先生的夫人，有斯诺基金会终身会员、堪城西安友城委员会主席、经营印刷业的美籍华人钱行俭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美国朋友。这个展览馆有100多平方米，四面墙壁上挂满了斯诺的生平照片，两个展台上摆满了斯诺著作各种文字的版本，靠北的墙边是一排与房子齐高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国出版的有关斯诺的书籍。从这些照片和图书中，我们看到，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斯诺的经历确实带有传奇性，而他的成就也令人十分景仰。布楚先生告诉我：这个纪念馆完全是自发成立起来的。因为斯诺诞生在堪萨斯，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那些关心埃德加·斯诺以及那些赞赏和景仰他的成就的、对本世纪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广泛搜集一切与埃德加·斯诺有关的照片、回忆录、论述、信件、艺术品、学术论文等，以及斯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从而成为这个展览馆的历史性展品。这个基金会还设立了以斯诺命名的访问学者奖学金和斯诺奖学金。有时还用他的名义邀请中国学者前来这里讲学和组织旅游团访华。
在这个内容丰富的展览馆的书架上，我们看到了斯诺在各个时期的著作。有他作为新闻记者于192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的报道；有他写于1933年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有他记录中国解放区生活的伟大杰作《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有1941年出版的描写中日战争的《为亚洲而战》；有他写苏联的三本书：《斯大林需要和平》、《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政权的格局》。还有作为《西行漫记》的补充本、哈佛大学出版的简装本《红色中国杂记》、1958年完成的自传《复始之旅》，以及他移居瑞士之后，1961年重返中国后写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1965年重返中国后写的影片《四分之一的人类》的脚本资料。斯诺的最后一本书《漫长的革命》是他在重病中完成的。这些丰厚的著作充分反映斯诺把毕生精力和同情都倾注在人类的进步事业上，倾注在深深感动着他在奋斗中前进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
在“纪念斯诺基金会”所收藏的珍品中，有一幅中国美术家创作的油画挂在展览厅里。布楚先生和基金会的成员们评价说：“这幅油画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我们所怀念的这位故去的密苏里人的全部品格。”这种评价表明，在美国人的眼中，埃德加·斯诺是富于想象、勇于冒险、热情坦荡、才华出众的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是新闻记者的楷模。
在堪萨斯，我去过工厂、农庄，到过教授和职业妇女家中做客，所到之处，他们都说起斯诺，特别是斯诺母校的师生和他工作过的报馆同仁，对他都十分景仰。我们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他工作过的《堪萨斯星报》，也听到了许多关于青年斯诺的故事。他们饶有兴趣地介绍说：斯诺读过许许多多的书，但不是按照课堂规定死读书的好学生；他把过剩的精力用来组织了一个“风铃草爵士乐队”，热心演奏萨克斯管；他偷着驾驶他姐姐男朋友的汽车而撞在树上，不得不赔偿损失；他在堪萨斯童子军中获得“雄鹰童子军”荣誉称号；他同农工一起到地里干活，为的是挣些钱到西部旅行；他和他的两个青年朋友一共只带了五美元就敢登上去旧金山的漫长的旅途，躺在平板货车的顶棚上，晒着太阳跨越举世闻名重峦叠嶂的罗亚尔·乔治大峡谷……这一切便演绎出了埃德加·斯诺传奇般的一生。
斯诺在中国整整住了13年，而我仅在斯诺的故乡访问了3天。但我觉得很有收获。我从斯诺的故里故人口中，进一步了解了斯诺，也更多地了解了培育斯诺的那片土地上的世态风情。
八、在斯诺母校的校园里
斯诺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州的小哥伦比亚市，离堪萨斯有200多公里。我们翻阅地图，寻找它的位置，这才知道这个小哥伦比亚市地处密西西比河中游，东面是肯塔基州（就是我们中国小孩喜欢吃的“肯德基家乡鸡”的发祥地），北面就是芝加哥。这里地域开阔，风景优美。离开堪萨斯城东行在高速公路上不到两小时车程，便是小哥伦比亚市。
哥伦比亚市其实是一个大学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占了这个城市大半以上的面积。我们到达小哥伦比亚市，或者说进入新闻学院，立刻被美丽的校园所吸引。这个大学城恰似一座森林公园。不过它与加州伯克莱大学不同，它没有山，只是平原。校舍建在一片幽静的园林里，花草遍地，林木扶疏。进入校园，看见那些青春年少的男女学生们，个个生气勃勃，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的汽车在学院新闻交流中心的大楼前停下，新闻学院副院长洛根教授在门前迎候。他把我们领进了交流中心的交流大厅里。洛根教授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学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显出庄重的学者风度。洛根教授让我们落坐，服务生为我们端上香喷喷的咖啡。随即，洛根教授把学院里几位教授介绍给我们认识。还有三、四十位学生早已坐在教室里，为我们的到来热烈鼓掌。宾主坐定之后，洛根教授站到讲台上对我们来访致欢迎辞。他说：“我们热烈欢迎中国新闻界同行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我们同中国新闻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我本人到过全球许多国家，但对中国印象最深刻。埃德加·斯诺，曾经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他到中国以后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的中国》）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到中国以后，使我更加感到，要了解世界，就要到中国去，了解中国。”洛根教授提到斯诺，大家热烈鼓掌，并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们感到分外的亲切。
斯诺的话题得到延伸。洛根教授在这番热情的欢迎辞之后，便切入主题，着重介绍了他们的新闻教育问题。他说：“新闻教育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报纸、广播、摄影以及其他大众传媒，都在其中。我讲的新闻教育是指专业性的教育，有一个被认可的程序，所谓‘认可’，是经过严格考核的。具有全国公认合格的程序。我们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很重视实践，每个学生都要到实践中去，比如到报馆去学编报纸，到广播电视台去采播等等。学生必须掌握各种传媒的技术和技巧。斯诺当年在这里读书时，就曾经到堪萨斯《星报》当实习记者。这种实践，为斯诺后来的新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番话，使我们甚有同感颇受发。
洛根教授在谈到学生就读和择业问题说：“美国著名大学很多，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成本都比较高，每个学生每年要2至2。5万美元。最贵的每年达到15万美元。我们这个新闻学院学费比较低。当然成本低的学校出来以后工资也相对比较低，所以有的学生进校时就在想，只要经济能力允许，进校时就考一个成本高、将来收入也较高的专业。所以，在我们美国从大学开始就有竞争。”洛根教授谈到，竞争就要有自己的特色品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是名牌大学，也是有特色品牌的大学。他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设新闻博士的学院，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出版报纸的学校。我这里指的不是学校小报，而是公开发行的参与市场竞争的大报。哥伦比亚市有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是我们新闻学院办的报纸，也是公开发行的报纸。报纸之间有竞争，我们学院出版的报纸每期能发行六、七万份，在这个仅有1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就算是不错的了。”洛根教授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洛根教授在介绍新闻学院的情况时，还特别谈到他们的困难。他说：“美国有些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个大学，最突出的困难是没有国家拨款，每项开支都要自己筹款。学校、系里要开什么研讨会、交流会，都要自己筹款，教授要搞项目研究，也要自己筹款。”
客人静静倾听，主人津津乐道。洛根教授介绍了学院的全面情况之后，学校咨询中心主任安德森教授着重介绍了该中心的机构编制和业务开展情况；新闻学院传媒教授艾娅博士介绍了电脑互联网发展的情况。他们谈到新闻传媒最新技术成果和手段，（比如互联网，当时还首次听说）包括采访方面的一些见解和采访手段等对我们都有很大启发。
新闻学院的经验之一是重在实践。他们是怎样重视实践的呢？编一张报纸是最全面的实践。几位教授介绍情况之后，洛根教授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场所——编辑部。我们到达编辑部时，编辑们在开编前会。洛根让我们旁听编前会。先是由各版编辑分别介绍各自负责的版面编排。在讨论到头版新闻时，“总编”说：“原定的头条新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几天世界上发生许多大事，版面应该有些调整。”当即，编辑们便开动电脑终端，并用大屏幕投影，表示出报纸版面调动的情况。编辑们动作都很熟练。记得七十年代末我们访问日本时，看到这种高速调整版面觉得很新奇。但现在各国报纸包括我们中国的报纸，也都采取了这种先进的排版手段，因而就显得不那么新鲜了。但它毕竟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编辑们也都感慨地说：报纸都采用了新技术，同斯诺在这里求学的时代大不一样了。
我们告别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园时，心里有些怅然，有些依惜，就如同告别新闻界的前辈友人斯诺。正是从这所学府走出来的斯诺来到我们中国，在那黑云压城的时代写出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这样的名著。斯诺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榜样。我们踏访斯诺的母校，漫步在他走过的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同他的后辈学生们交流，我们仿佛看见了斯诺的身影！
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回堪萨斯，我们还顺道访问了斯诺曾经工作过的堪萨斯《星报》。我们到《星报》作客的心境，与到《旧金山纪事报》不同。因为《星报》是斯诺新闻生涯的摇篮，我们对它增加了一份崇敬之情和亲近感。
我们到达报社时，《星报》副董事长、社论编辑理查德·霍德先生已迎候在报社门前。他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会客室。霍德的谈话开门见山。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星报》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编辑发行的操作情况。霍德说：“《星报》是一个中等城市的报纸，虽然历史悠久，但从发行量来说，很难与全国发行的报纸抗衡。因此，我们主动改变策略，变为地区性报纸。由总编辑直接同出版商联络发行业务。现在发行情况不错，星期六发行28万份，星期天可发行到40万份。读者群非常广泛。”
关于《星报》的结构，霍德先生说：“《星报》是一张股份制报纸，所有职工都拥有股份，如果你要调动工作离开报馆，你就要把股份卖给本社职工。职工不需要投资，股份不能私自转让，若你调走，你的股份由报馆董事会再分配给其他职工。大约92%的收入分红给员工。这样一来，报社的员工既是职工，又是老板。每个人的利益都同报纸的命运相联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谈到《星报》的办报经验和经营方法时，霍德先生说：“《星报》设有许多办事处，在华盛顿有办事处，在密苏里州政府有办事处，在州以下所属各个县有办事处。还有一些兼职记者。有了这些办事处，就有了消息来源和发行网络，也就使报纸有了活力。”
霍德先生在谈话结束时，又把话题转到了斯诺。他说：“世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年在新闻学院读书时期就曾担任过《星报》的兼职记者。斯诺的确很喜欢这张报纸。斯诺在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时曾写过这样一些话：‘报馆的工作是很有魅力的，报馆的编辑工作室就像一颗伟大的跳动着的心脏……我从远处怀着敬意望着那些编辑们。’”霍德先生是很动情地谈到斯诺说这段经历。可见当年的《星报》曾经给斯诺多大的影响。
九、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