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正在经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冲击，逐步从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换。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随着体制的原因伴随而来的金融风险存在于中国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本节针对中国特色金融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和度量，寻找特色风险的成因和规律。
6.2.1 中国金融体制的运行特征
中国金融体制经历了高度集中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专业银行特色的金融体制—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体制三个阶段。金融体制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同的金融机构呈现出不同的风险特征，不同的信用关系意味着不同的信用基础和信用保证，同时也包含着不同的信用风险。金融机构的分工实质上就是金融机构对各类金融风险的分别承担。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就是一个金融风险由集中向分散、由政府承担向由金融机构分别承担的过程。但藏景范（2001）指出金融体制转换所构成的金融风险成为近些年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金融风险表面上由集中向分散转换，但实际上金融体系的风险没有在理论上得以化解，反而得到了加强。
由于金融风险分散的利益驱动，各金融机构通过相互转嫁风险来进行风险套利。在完全市场机制下，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转嫁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在中国的金融环境下，市场体制还不健全、约束机制还不完善，风险的转嫁常常是通过寻找体制的漏洞和违规经营乃至于违法经营等手段进行，破坏了金融运行的正常秩序，影响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金融体系中各种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当某个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金融风险时，金融风险必然会通过金融体系的支付清算网络而传播，影响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秩序，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严重的情况下，爆发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打破金融垄断、进行市场化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只是政府的代言人，政府却是金融风险的最终承担者，银行不是独立的，也就没有独立的利益需求和责任，也就不存在风险的转嫁需求；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也不存在金融风险的转移条件。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金融机构传统的均衡状态，金融机构的收益与风险开始存在不确定性。在新金融体制下，各金融机构纷纷寻求新的均衡，从风险承担向风险转嫁就成为了金融体制转换的重要特征。客观上造成了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和扩大，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不管是金融体制的漏洞还是金融运行秩序的混乱，就成为金融风险急剧扩大的源泉。
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还处在起步阶段，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纷纷引进外资银行的战略持股，但国有商业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有很大差距。而体制转换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不规范行为对新体制的有效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的不规范行为主要表现为违规经营，例如：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政策性银行资金不封闭运行、金融机构超范围经营、存款金融机构高息揽储违规信贷等。
综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金融改革的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具有以下制度特征：
1.国家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逐步清晰起来，改变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出现了金融多元化。但股份制金融机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所有制在金融机构中的绝对地位。中国的金融市场组织结构从形式上是高度的寡头垄断（银行和保险）或竞争垄断（证券），而从其出资结构上分析，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国有垄断。
金融市场可以拥有多种分类标准；按照行业划分，中国金融市场主要包括银行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我们分别进行市场集中度分析。
（1）银行市场的国有垄断。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共同构成中国银行借贷市场的主体，共有国有商业银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农村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15家，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254家。根据2001～2006年的金融统计数据进行国内银行市场的集中度分析。
2005年，中国借贷市场份额最大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存款56604.62亿元，贷款32895.33亿元，资产64541.06亿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171550.5亿元，贷款10245.25亿元，资产205536.73亿元）。按照《中国金融年鉴》的分类方法，国家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信银行、邮政储蓄机构。从出资人的角度，国家银行属于同一出资者控制的不同法人机构。国家银行的市场行为、定价行为、创新行为等就会出现同质化，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次，中国除了外资银行、外资参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以外，其他所谓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无一例外不是国有企业法人所有，就是地方政府所有。由国家控制或者间接控制的银行占据中国全部银行业务和资产的98%以上。国有垄断成为中国银行市场的主要特征。
虽然国家银行控制的金融市场资源相对还是很大，总量还在增加，但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家银行的市场份额呈现了初步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也证实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和方向。
（2）证券市场的国有垄断。
证券市场由投资者、融资者和中介机构组成，投资者与融资者直接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但由于融资过程的复杂性、专业性和高度的技术性，证券市场融资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中介服务机构来进行，这些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服务机构中作用最大、影响最大的证券公司在提供融资服务中承担融资服务的提供者，而投资者和筹资者作为融资服务的需求者，从而证券市场的研究对象就是以证券公司为主的市场组织结构。
据统计，2007年底中国拥有专营证券业务的券商106家，总资产17313亿元，净资产3447亿元，净资本2968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12490亿元；2007年全年累计营业收入2847亿元，累计净利润1320.5亿元；基金管理公司52家，投资咨询公司90家，资产管理公司3家。全国期货公司177家，总资产为502.32亿元，净资产114.18元，净资本95.26亿元，客户保证金374.55亿元，2007年总利润为9.91亿元。
根据《新财富》的估计，中国民营资本控股证券公司的总比例不会超过13%，也就是说，中国券商87%资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法人控股企业。
另外，外资参股基金公司共31家；参股证券公司比较少，共7家。
总之，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竞争垄断市场。
（3）保险市场的国有垄断。
中国的保险市场主要由产险市场和寿险市场组成，2007年底，中国共有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8家；人身险保险公司59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27家；财产险保险公司44家，其中中资保险公司26家；再保险公司6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保险中介机构2810家，其中保险经纪公司372家，保险代理公司2140家，保险公估公司297家。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寿险市场和财产险市场拥有极高的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指标明显表明中国的保险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如果从出资者的角度分析，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或者是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占据产险市场的90%以上的保费收入，寿险市场的90%左右的保费收入。以国有独资为标志的保险公司（2001年）分别占据了寿险市场57%、产险市场74%。
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特征可以概括为：高度的寡头垄断（银行和保险）或竞争垄断（证券）。垄断和国有垄断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但影响市场组织结构的原因却非常复杂，有的是造成金融市场垄断的原因，有的是形成国有垄断的原因，但中国金融市场垄断不是来自于市场规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政府政策的使然：（1）行政垄断式的经济改革路径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国有垄断；（2）国家对民营金融业的恐慌和不信任；（3）政府宏观调控的压力，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4）政府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5）对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和竞争基础的错误理解导致了金融垄断；（6）公共选择的必然结果。杨德勇（2004）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对金融业的垄断和国有垄断进行了分析。
孙可娜（2003）研究表明，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垄断特征，在制度体系中存在重大缺陷，国家实际上承担无限责任，商业银行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处于垄断格局下的金融体系跟不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中国的非独资金融机构中，大部分股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例如：股份制银行中，大部分的股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并且股份制银行或者中小商业银行在资金、市场、管理等各方面还不能与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的竞争，整体处于初级阶段。垄断格局下的中国金融业务主要表现在金融产品、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存贷款市场，并且主要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市场占据着主要的市场地位，而证券保险相对比较小。而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表明国家所有制对银行资产和金融市场的绝对控制。国家所有制的强势地位带来垄断，造成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低下、金融产品单一、产品创新不足、信用体系缺失等问题。根据市场供需理论，垄断造成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足，引起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差异，带来效率损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浪费。基于国有所有制为主的中国金融产业中的中国制度特色金融风险比较严重。
2.整体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
目前在中国，市场参与者不遵守规则和无诚信经营导致社会信用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市场本身对信用制度的需求十分迫切和强烈，但信用制度的自发供给却常常低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而金融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前提就是社会信用观念基础，保证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市场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建立起有效的驾驭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秩序。其中包括：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的自由流动。
在现阶段，各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没有形成有效稳定的信用关系，违约甚至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导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降低，金融风险增大。市场信用的建立依赖于信息的有效正确地披露、发布和交流，而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准确信息的中介机构还很少，合法和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较少。假账现象和错误诱导在证券市场频频发生。
（1）信用缺失问题严重。
人们信用意识淡薄，失信行为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企业间信用关系扭曲，相互之间存在大量的、长期不能缓解的债务拖欠。据报道，全国大约有16.5万户企业的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38%，是利润总额的8.5倍，达到14827亿元，每年因此增加的财务费用高达2000亿元左右。目前，中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不足60%左右。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重超过20%以上，从而使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缺乏信心，现在很多企业难以得到正常的贷款。截至2001年，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户改制企业中，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占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银行惜贷，银企关系陷入信用危机。除了银行等客观原因之外，中小企业自身信用意识差、信用水平低是主要原因。许多中小企业借了银行的钱不按时按量地偿还，拖欠银行贷款，有的甚至搞假破产逃废债务，致使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或坏账。
（2）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健全，突出表现为信用形式单一。信用体系中银行信用占主导地位，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在86.4%以上，商业信用发育比较缓慢，尤其是商业票据的使用范围和规模偏小。由于缺乏个人信用记录、调查和评价的配套制度，消费信用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
（3）产权制度创新进程缓慢，信用建设基础较薄弱。
产权制度作为企业的一项核心制度，产权清晰是信用通行的前提和基础，对产权主体来说，信用是一种资源，是财富，也是财力。实践也证明，构筑诚信制度基础的关键是产权制度创新，产权的明确使得交易的界区愈加清晰，交易主体的预期收益就越明确，交易者采取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要大于收益，且对自己也大大有利，企业信用基础得到增强。
（4）信用制度自发供给低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
由于信用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不可能像一般产品那样发生分离，就表现出显著的自己需求—自己供给的特征。制度的供给带有明显外部效应，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林毅夫（2003）指出“产生外部效应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并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在信用制度中同样存在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现象，信用制度具有正的外部性：如果每一个交易主体都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信用秩序，就有利于节约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增加全体交易者的福利。但是，他自己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成本（包括谈判费用、违约的潜在收益等机会成本）。信用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作为约束人们经济活动的公共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一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服务不会损害其他任何人的消费，并且要排除任何人享受信用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要花费非常大的成本，即信用制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既然一部分人创造出来的制度到头来总要给所有人分享，因此制度的供给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搭便车”的现象，影响了社会信用的自动供给机制。当信用制度供给不足时，就会出现普遍失信现象，阻滞经济发展，这时社会就会呼吁信用制度的出台。
3.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
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中国金融在市场准入方面限制较多，特别是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非常严格。突出表现在行政壁垒，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壁垒。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在逐步深化，大量的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纷纷出现，原来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逐步向竞争垄断发展，但在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却没有丝毫的松动，仍然表现为严格的高度控制。金融市场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了业绩优良企业的金融市场参与，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制，而在金融市场中流通的经营亏损、资不抵债企业仍在金融市场浪费资金，不能有效进行风险的控制和转化。
30年的经济改革中，经济风险在金融业的聚集及市场化条件下的经济环境使金融风险问题的解决日益紧迫。截至2001年末，全国1049家城市信用社，仅以停止整顿而尚未退出的就达405家，而银行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经济金融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受前些年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和经济泡沫的破灭；企业制度不合理；银行业的不规范竞争，内控制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因素交织影响，中国银行风险一度积聚。主要表现在：（1）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重高。据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为25%，其中呆账为2%，呆滞贷款为5%～6%，其余为逾期贷款。（2）银行业的经营效益较差。一些地方的银行连续多年出现巨额的经营亏损。（3）银行业的支付危机和清偿危机较严重。特别是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丧失，支付危机频频爆发，挤兑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严重资不抵债，甚至濒临破产清偿的边缘。银行危机因素的不断显露，威胁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在银监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唯一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对部分管理差、风险大的金融机构采取了重组、注贷、债权转股权等措施进行援助；对于一些违法、违规、资不抵债、问题极为严重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依法接管、关闭或破产处理。这些金融退出案例是中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尝试，它显示了国家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国对“优胜劣汰”市场纪律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尚没有健全的市场退出制度与之相配套，也使这一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扩大了退出成本，也给金融秩序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央银行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拯救和处理力度明显加强：（1）拯救力度加大。中央银行针对危机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充当最后贷款人，运用准备金和再贷款对一些陷入暂时流动性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或者通过安排增资扩股、债权转股权、接管等方式进行了拯救。（2）启动了市场退出手段。自199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接管中银信托，1996年10月中银信托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之后，中国危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力度逐年增强。退出的范围逐步扩大，涉及信托、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城乡信用社、证券公司等，退出的频率加快，某些地区（如广东省）的某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甚至采取了整体退出市场的做法，退出的方式逐步多样化，涉及停业整顿、关闭、撤销、购并、破产等多种。（3）开始研究和制定下发了有关一些拯救处理危机金融机构的专门性法规条例。如制定下发了《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资不抵债农村信用社综合治理意见》等，并正在着手研究其他一些有关的法规，如接管办法、关闭办法、托管办法、破产办法等。（4）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集中加以处置。
总的来说，中国国有金融机构依靠较高的市场份额、庞大的金融资产、遍布全国的市场网络和国有财政后盾的支持，在金融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致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和能力。
4.风险分担机制缺失。
中国金融风险在金融体制的转轨和发展中逐步产生、发展、转嫁并扩大。体制转轨过程成为中国金融风险形成并转化的根源，一般市场化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包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金融风险来源于资产的净损失，外部因素（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战争等外部不可控因素）造成金融机构的损失，内部因素（内部控制失灵、管理失灵、决策错误等）也可能带来资产的损失。市场条件下，企业风险可以通过市场退出和财政预算机制等将风险进行分解，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只是作为债权人之一进行风险的分担，企业风险不会全部转嫁到银行。如果银行经营不善，其风险需要股东、投资人和债权人依据责任类别和合同条款按照顺序进行分担。但是，由于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大量亏损，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在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下岗，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向那些效益低下、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急需进行资金支持，在国家的全局视野中，银行债权处于次要地位。银行不能决定企业的改组、重组计划和运营模式，并且大量企业以改组名义进行债务的减免要求，乃至于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进行假破产，逃避银行债务。
由于中国地域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计划，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资金支持，实际上就是对该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大量的银行资产和基础货币被投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造成风险分担主体的错位。
5.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
中国的金融体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没有约束权力，代理所有者对实际所有者没有责任压力。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缺乏制度的有效保证，就会造成名义上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转化为事实上的内部人利益最大化。国有金融机构的保值增值同样缺乏组织体制保证，也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微观金融主体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金融机构的终极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建立起现代的金融企业制度，实现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体制改革的目标。
6.2.2 中国金融风险的内生因素
中国金融风险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金融市场风险，根源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体制安排，其金融风险表现出很强的制度性特征。
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效益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是国有企业在保持低效运营的同时，投资扩张非常迅速。国有企业超出自身能力进行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外部筹资、银行贷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居民取代政府成为了储蓄主体。财政拨款逐步让位于外部筹资和银行贷款：（1）通过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交易筹措资金；（2）向银行进行借款。而国家或者国家控制的实体垄断了金融市场，造成国有企业低效运行而不被驱逐。国有企业低效运行的根本原因就是治理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还没有根本改善，政府过度干预和内部人控制严重。
由于体制的转换，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市场管理和运作非常不规范。金融机构成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通过投机、违规、欺诈、冒险等方式进行非法牟利。究其根本原因，产权缺位、约束软化、政府控制、道德风险等是主要内因。
（1）产权缺位。
国家（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任命、督促和约束经理，并为企业项目提供融资。这意味着：一方面，企业的投资者是纯粹外部人，而且根本不存在内部所有者。因为所有者与管理人员完全分开，且经理在企业中没有任何约束，使得国有企业代理人的代理问题比私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还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或政府）是虚拟参与方而非实际参与方，国有企业的委托权必须通过层层授权给政府官员并由其实施。名义上国家所有的企业控制权实际上为官员高度集中所有，但由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属于国家，这些官员并不是剩余所有者，换句话说，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这样就导致了另一个代理问题，即为了使政府官员选择、约束和监督经理，政府应如何督促和监督政府官员。由于这个原因，张维迎（1995）、樊纲（1995）、张春霖（1995、1997）和张承耀（1995）都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人而非代理人。国有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国有企业相似，同样存在前面所说的这些问题。
国有产权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意味着资产没有真正的所有者，造成责任与权利、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在经济行为上，产权的抽象化演变为社会信用观念的缺失，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接踵而来。
国有金融机构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者缺位。谁是金融机构资本的所有者？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被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但由于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出资者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真正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是全体公民，作为最后投资者和所有者的国家（全民）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怎样获得和分配国有财产的剩余，谁也说不清楚。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可以代表国有资本行使委托人的权利，但政府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又分为不同的部门，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要求是不一致的和多元化的，加之政府以产权主体的名义委托代理人，却无须对代理人的选任和经营成果向所有者承担责任，所有者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委托人的职能就不可避免地被虚化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无法建立，委托人地位不明确，监督、管理者的地位也不明确。导致了如偷懒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
（2）约束软化。
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的约束机制还很不健全，代理所有者对实际所有者没有责任压力。国有资产进入实际运营状态时，国家必须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是市场竞争的选择结果，同时也缺乏组织体系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会变成企业内部人控制下的利益最大化，向内部人进行利益的倾斜和输送。
（3）政府控制。
由于国有金融体系来源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产生于市场竞争的选择结果。其保留着大量计划经济的特色，组织机构保持行政区划格局，体现行政级别色彩。内部组织体系和经营运作仍然采用行政方式，通过等级层次设置、区域划分、权限分配等行政手段进行，体现出较强的行政色彩。由于各级经营管理者的职位来自于上级行政任命，各级管理者“唯上”而不是“唯市场”。
（4）道德风险。
中国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来自于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当事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主要责任推给无辜一方。中国的不完全合同不是全部来自于信息不对称，而主要是来自于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金融领域的不完全合同和道德风险主要来自于政府、金融机构内部。
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由于政府是全民财产事实上的所有者，所以其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职能。即政府的偏好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约束，但是政府的最大利益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对于政府来说政治目标是处在第一位的，其他目标都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所以在国有金融机构的部门效益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政府更为关注的是后者，并且有着强烈的倾向，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为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尤其在经济改革的初期，政府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偏好于把国有商业银行当作执行其经济和政治政策的一种工具，让银行来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受此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一方面要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按照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进行经营管理，科学决策，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所有者权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其放松自我预算约束和独立自主性，甚至为此内化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尽可能配合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为政府推动的经济改革提供金融补贴和金融支持，确保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正是政府要求银行发放的大量政策性贷款成为了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政府虽然经常直接干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但政府官员都不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由全社会进行承担。
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人，也存在道德风险。由于不能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者实行硬性约束机制，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当银行财务状况出现风险或资产质量下降时，往往因为国家信用作为担保而隐性化，不会引起任何重视，如果进一步恶化，国家又会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直接注入资本金来解决，把国有资产的损失推给了财政，而最终又由商业银行转嫁给了每位公民，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经理人形成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保护时，就会利用国家信用来采取非市场化的低效行为，部分乃至全部异化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
在现行金融制度下，除去政府的原因，金融机构内部就是道德风险的主要聚居地，金融机构中的个人根据个人利益的大小多少进行资金业务的开展，当拥有贷款权利时，纷纷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贷款业务的执行；当贷款权利上收后，互相推诿成为内部人的必然选择。金融机构内部的道德风险单纯依靠内部制度的控制不可能解决。中国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的道德风险不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而是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产物。
产权制度的缺陷决定了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由于所有者放弃或者无法行使权利，金融机构被高级经营管理层所控制，所有者、监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制衡和互动机制，结果必然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风险。
总之，以国家所有为特征的金融体系，使金融市场在实际上处于高度垄断，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由官本位支持的金融机构体系，使金融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法则产生严重偏离，金融制度严重落后于市场体制的发展。根据分析，中国金融集团的特色制度风险的内因可以归结为：产权缺位、约束软化、行政控制和道德风险。
6.2.3 产融结合下的中国金融集团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传统产业资本纷纷进入金融领域，由于金融行业高额的利润优势，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已经或者准备入主金融业。但是，这种“产融结合”的方式在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将产生严重的内幕交易，影响市场的公正性，从而加大金融业的风险。但目前，中国产业资本大量投资金融市场，并利用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所引发的特殊风险非常引人注目。
1.产业资本竞相进入金融业的原因剖析。
（1）金融行业目前属于盈利水平较高的行业，2001年公开的不良资产率数据如下：四大商业银行因为坏账等历史包袱太重，整体盈利能力差，坏账率分别是工商银行，25.70%；中国银行，28.78%；建设银行，19.35%；农业银行，不公布。但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强。可以得到主要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而且金融业因为进入的垄断壁垒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正是在资本逐利性的本能驱使下，大量的产业资本通过各种形式纷纷进入金融行业。
（2）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了产业资本的扩张。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其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改革过程中，产业资本开始渗透金融领域，招商局成立招商银行，中信集团设立中信银行（中信实业银行），首都钢铁集团成立华夏银行，民营企业参股设立中国民生银行等。中国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提供了社会资金的配制和效率，也促进了产业资本进军金融领域的发展。
（3）由于金融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资本放大器效应，货币在商业银行和企业客户之间通过无数次的信贷和储蓄，能够创造存款货币，增强信贷资金能力。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产业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资金融通市场，特别是进入商业银行领域可以有效解决产业集团对外部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尤其是缺乏融资渠道的民营企业），如新希望在入主民生银行之后，就多次在项目中得到民生银行的贷款。当然这也是产业资本介入金融领域的风险来源，必须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控制防止这种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
（4）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可以加速企业集团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集团中一般都存在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员，通过业务联系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建立遍布企业的金融与产业的信息和业务沟通机制。
2.产融型金融集团的特殊风险。
由于金融行业相对较高的收益情况，通过资本的无限逐利性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产业集团纷纷加入金融渗透的大军。金融企业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拥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资本特征，虽然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但如果风险管理不健全，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1）金融行业具有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具有高风险。
2001年度，16家民营参股或控股的金融机构无一亏损，大多取得较好的收益，其中“平安保险”净利润高达17.6亿元。参股或控股这些金融机构的民营企业，从中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如“雅戈尔”参股“中信证券”9.61%，2000年度投资当年即获得1854万元投资收益，2001年度获得8273万元投资收益。自从2006年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进程后，证券市场重新焕发新的活力。2007年，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24元，而传统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129元。2007年参股证券、保险业的企业集团都获得了不菲利润。传统行业的收益情况与金融行业相比，收益率较低。中国金融长期处于严格的金融管制状态，过高的市场门槛和壁垒带来了金融业的高收益，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金融行业平均利润率将逐步下降。
另一方面，从金融业本身来看，金融行业就是管理风险并经营风险的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商业银行体系蕴含着极大风险。中国的证券行业连年持续亏损，已经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而产业资本盲目进入金融行业可能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未必达到分散风险和增加效益的目的，反而可能陷入更加危险的多元化境地。例如：新疆德隆集团，本身的传统行业业务经营正常，并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但由于其盲目地进入金融行业领域，给整个集团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2）产融结合的风险陷阱。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建立了资金部，80年代成立了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逐步发展到通用电气金融财务集团，其业务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涉足所有银行与非银行业务，成为在资本市场无处不在的超级大鳄。同时，通用电气其他的各实业部门也在金融财务集团的帮助下实现了飞速发展。正是产业部门通过与金融部门建立关联关系，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产融结合”。实现了集团的“加速度”式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集团的产融结合的美好结果对国内的企业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国内企业为了获得金融资本的支持，纷纷采用自己直接控制金融机构的方式。但金融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其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了高风险的本质，其经营和管理遵循着不同于传统行业的金融规律，需要专门的金融人才进行管理，同时其金融业务对于信用和信息等非常依赖。而中国的企业集团本身的经营并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不强，对于金融行业的战略规划，金融行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再到专业人才，都非常欠缺，同时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目前的国内金融市场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产融结合的层次非常肤浅，方式也较为原始。新疆德隆的传统产业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产融结合给传统行业的正常经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金融风险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对于产业集团进行金融多元化发展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现实的中国还处在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初级阶段，没有严格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健全的金融监管措施，产融结合的风险对于传统企业集团还不能有效控制，必须通过逐步的改进和实践才能提高。
（3）内部交易所造成的危害。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迫切需要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企业结构的调整，金融集团的资本集约经营优势，能够帮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由于产融企业集团的业务横跨传统行业和金融行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和信用不健全情况下，催化了集团内的不正当的内部交易或者关联交易，以有失公允的内部交易从关联银行取得贷款，以投资证券公司为名义拿钱给证券公司炒股等，严重损害了其他所有者的权益。但从世界金融产业的趋势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业务的融合，并逐步放松金融监管，如银行和证券；但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交易，为了防止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对内部交易和不法交易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例如：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原则上仍然禁止金融控股公司持有商业型股权，如果金融控股公司所从事的商业性业务如果对金融业务的完成具有辅助作用，而且占金融控股公司整体业务比例很小时，则为例外允许。同时经营商业性业务的收入，也不得超过金融控股集团总收入的15%。在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两国普遍出现了产融结合现象，金融机构间及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间交叉持股现象大量出现，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间滋生了大量内部和不合法交易，在企业高度发展的时期问题没有暴露，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日本的金融产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郑志刚（2005）指出，通过金字塔机构，最终所有者能够以较少的现金流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利的分离。最终所有者可以通过所形成的金字塔链条以资产出售、转移定价、现金盘剥等内部交易方式实现资源的转移，谋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造成损害。产融结合情况下的新疆德隆集团，在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情况下，通过集团内金融企业和产业企业的内部交易，操纵了数额高达678亿元的资金，不仅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了整个德隆集团的崩溃。
（4）产融结合下的信用膨胀风险。
金融行业作为特殊的行业，遵从着不同于传统行业的规律。产融结合情况下，产业部门和银行部门之间可以通过存款货币创造理论，不断进行存款货币的创造，引起信用膨胀，形成通货膨胀等。同时在产业部门和证券部门通过互相炒作进行证券价格的哄抬，形成股市泡沫，引起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最终引起金融危机。
（5）金融监管缺失。
中国金融业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而产融结合情况的企业集团可能包含了不同金融机构和企业。尽管企业集团对金融机构的决策、经营拥有较大的控制权，但是它并不是金融企业。同时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也没有明确的金融集团的定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只能对集团公司旗下具体金融行业的子公司进行监管，而对其母公司却无能为力。
产融结合下的企业集团作为中国金融集团实践的一员，在金融集团风险情况下，还具有更大的风险，是中国当前金融集团实践中是最有风险的一类。如果产业资本去参股或者控股金融机构对于打破金融业现在的垄断状况大有好处，但是如果产业资本想要成为金融集团，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实践经验，必须进行金融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分离。另外，如果产业资本只是参股金融机构，它们之间的内部交易，如相互贷款或者担保，必须在市场条件下进行，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维护市场的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