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与亚太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亚太地区大国，开始对其亚太战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力图使日本由经济大国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行列，与之相适应，日本根据变换的国际环境，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以及对于周边安全形势和自身面临威胁的变化，对其亚太安全，战略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1995年以后的调整尤为深刻。日本从1995年起，相继公布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务计划》；出台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与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决定与美国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在建立双边与多边安全机制以及联合国裁军、军控、维和等安全领域都表现得相当活跃与积极，从而构建起全新的亚太安全战略。
日本亚太安全战略大调整的根本依据是其对冷战后的安全形势的判断。日本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世界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虽已减小，但是，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发生多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的可能性趋于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生产增加，以及包括弹道导弹等搬运手段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会增加。近年来，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组织行使武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亚太地区，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与热点问题，而且亚太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都在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建设。但是亚太地区“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多边安全保障机制”。
日本认为，它在冷战后面临的威胁“向复合危机方向发展”。朝鲜半岛局势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北朝鲜尽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但却仍在努力维持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和随机反应能力”。“北朝鲜研制导弹，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中的一大不稳定因素”。俄罗斯远东的军队动向仍“值得注意”，俄军动向与俄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互影响，处于不透明不确定的状态；对于日本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对付中国”。日本1995年度的《防卫白皮书》称，中国致力于核力量的现代化与多样化，继续推进国防现代化，国防预算和国防政策均不透明。日本1995年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不点名地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威胁”，1996年的《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有必要关注中国的动向”。1997年的《防卫白皮书》称，中国“目前正试图从重视军事力量的”量“改变为重视其”质“正在向能够应对现代化战争的体制过渡”。1998年的《防卫白皮书》说：“中国正在推进核力量和空军的现代化在海洋上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这些都是今后必须引起注意的。”1999年的《防卫白皮书》称亚洲地区在中国的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2000年的《防卫白皮书》又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内。
（一）“9·11”之前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
1.回归亚洲，重点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当然是亚洲国家，但近代以来，它长期坚持“脱亚人欧”的政策，战后，虽然日本放弃了“脱亚人欧”的口号，但它实际上在外交上不得不追随美国，仍然是以欧美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仅仅是将亚洲国家当做它获取原料和输出商品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发展，日本认为，它脱离亚洲就难以发展，因此提出“回归亚洲”的口号，积极推动并参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与对话。在1990年，日本积极促成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成为战后日本直接参与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初尝试。随后，日本根据其《国际和平合作法》，向柬埔寨派出了维和人员从事监督与选举等工作，同中国等国一道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了贡献。1992年，当时的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曾提出建立一个类似于后来的东盟地区论坛那样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对于东盟地区论坛，日本采取了积极推动和参与的态度。日本也加强了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对话，它企图以“亚洲的一员”的身份在未来亚太安全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
2.强化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力量，制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方针。
（1）提高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大幅度增加军费。199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军事力量的作用是其他力量和手段取代不了的，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1992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军事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堡垒和支柱作用。日本政府已经公开将军事力量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的空前高度，并把它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纳入了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为了达到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提高军费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1995～1997年的报告，1995年日本的防卫费用高达560亿美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而且日本防卫厅《1996～2000年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确定，在这五年中，自卫队军费年增长率为2.25%。1997年，日本军费为49414亿日元。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日本政府提出的防卫预算仍高达49320亿日元。日本的防务预算未包括按国际标准应予列入的一些项目，如自卫队军官的退休养老金、航空航天和其他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制经费以及海上安全厅的费用等。按北约的标准，日本军费约占其GDP的1.5%。
（2）建设一支具有高技术装备的“精悍强大的自卫队”军事力量。首先，日本根据世界目前处于相对和平、大战不会发生的安全形势，并充分考虑自身岛国的地理条件，在其安全战略中强调军队建设要立足于人员精干、机动性强。日本的新《防卫大纲》规定，陆上自卫队要从18万人精简到16万人，把12个整编师减少到8个，但增加了具有机动灵活性的旅的编制。其次，日本追求在常规高科技武器装备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在冷战后继续走向高精尖，其军费开支进一步向高科技装备倾斜。从日本军事力量建设的方向看，有三个特点：第一，以海空自卫队为重点装备世界级先进武器。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了3艘号称“20世纪最高级战舰”的宙斯盾护卫舰，今后还计划建造4艘。该舰可通过电脑自动设计攻击程序，能同时对20多个目标发射舰对空导弹，现在拥有这种战舰的只有美国和日本。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现为综合性能超过苏一35的F-15，从1996年到2000年期间，还将装备47架F-2，总计划装备130架。第二，重点发展远距离投送能力。远距离投送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进攻能力的重要标准。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以“变形航母”的方式发展其远距离投送能力，即不断扩大其运输舰的排水量与载重量，并加以装备可垂直起落的“鹞”式战斗机。最后就是重视发展隐形军事技术。
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有90式坦克、CH-47J直升机、自行火炮等各种先进武器；航空自卫队拥有F-15、F-2战机，4架E-767世界顶尖水平的大型早期预警飞机正陆续到货，还装备有“爱国者”导弹；海上自卫队4支“八八舰队”（每支舰队有八艘军舰和八架直升机），都拥有7200吨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引进了8900吨的大型运输登陆舰（可改造为直升机航母），具有很强的反潜能力和扫雷能力。1999年日本以朝鲜发射导弹威胁自身安全为借口，把酝酿已久的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与发射间谍卫星问题正式确定下来。总之，日本军事力量及其装备正向大型化、隐形化、导弹化方向发展。
（3）建立“遏制性防御体系”，确保自身安全。冷战后，日本改变了自卫队仅仅对付小规模的有限侵略，大规模入侵由美军对付的防卫方针，将其防卫力量的作用定义为，“保持适当规模的防卫力量，建立高效率的防卫态势，并与日美安保体制相辅相成，防止侵略日本于未然，在万一遭受侵略时予以排除”。“还要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严重影响日本的大规模灾害与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严重影响日本和平与安全的事态等”。在兵力部署上，重点由北方向西、南方向转移，建立由远洋、近海、本土和导弹、战机、水面舰艇、反潜力量组成的全方位立体防御体系。在作战方针上，一旦“有事”，则以海空力量为主，进行早期预警、快速反应、海空出击、远离本土作战。这表明，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已经改变了被动的“立足本土、专守防卫”的性质，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建立起了具有威慑作用的“遏制性防御体系”。
3.强化美日同盟，使之功能异化，“借舟出海”使日军从“内向自卫型”扩展到“外向参与型”，从而帮助其走向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的道路。
日本众参两院在1999年上半年相继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为新指针奠定法律基础，日美两国强化军事同盟的跨世纪安全工程，历时三年最终竣工。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出台，对日本今后的走向、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及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将产生重大影响。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两国军事合作的范围限于远东，而且，其功能主要在于保护日本本土。但《安保联合宣言》给日美军事同盟的定位是，“面向21世纪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并提出要进行全球安全合作。据此，新指针把日美军事合作的重点从针对“日本有事”变为“周边有事”，将其地理范围由“远东”扩大为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其内容涉及地区安全对话、国际军控与裁军、国际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几乎所有安全层面。在相关法案审议过程中，日本政府列举了六种类型的“周边事态”其中包括“日本周边即将爆发武力争端”（第二类）；“某国因政治体制混乱而出现大量难民并很可能涌入日本”（第三类“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并扩大到国际范围，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第五类）。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军事同盟的定位已经大大升级，其最初保护日本免遭侵略的内向型功能明显发生异化，它已转变为一个具有严重军事干涉倾向的维护地区安全的外向型的机制。
日本积极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自有其目的，这就是要借助强化军事同盟，尤其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这与其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日本也企图借此弥补其本国军事力量的不足，以应对其所认为的不安定因素，以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现状。而事实上，日美军事同盟不仅提高了日本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使之在亚太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提高了自卫队的“外向参与”能力。新指针规定，在“周边有事”时，日美合作的项目多达40个，涵盖了后勤支援、海上封锁、军舰护航、公海扫雷、情报搜集以及非战斗人员撤退等多个领域。
4.加强周边对话，参与地区安全合作，谋求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在亚太地区积极开展双边与多边安全对话，建立有利于自己发挥主导作用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是日本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新《防卫计划大纲》规定，“要继续推进安全保障对话与军事交流，以求增进同包括周边各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之间的信赖关系”。日本防卫厅官员表示，日本“不仅在双边关系上，甚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也要掌握主动权。如果日本什么也不做，那么对亚洲安全的发言权将越来越小”。
首先，日本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遍及本地区大部分国家。日俄防卫交流特别引入注目，1995年2月，两国军舰互访开始，1996年4月，日防卫厅长官访俄，就建立相互信任措施问题达成协议。1997年5月，俄国防部长访问了日本，并再次进行军舰互访。1998年5月，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夏川和也访问了俄罗斯；1993年起，中日之间逐渐恢复了一度中断的防卫交流，1994年，两国军方代表进行了事务性接触。1998年，中国国防部长与日本的防卫厅长官实现了互访，两国安全交流取得进展。日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努力促进中国对日本国防政策的理解，并一直在敦促中国提高军事力量与国家政策的透明度”；1994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访日，1996年9月，日本军舰战后首次抵韩访问。1997年4月，日防卫厅长官访韩，两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交流促进各层次的安全对话，并进行技术交流、军队联合训练。1998年以来，由于朝鲜发射导弹，日本更加重视与韩国的安全合作。1999年7月27日，日美韩三国外长发表了有关阻止朝鲜再次发射导弹的联合声明，形成了日本政府力争实现的“对朝鲜包围圈”；东南亚国家，一直是日本工作的重点，1996年12月，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问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19977年1月，防卫厅长官事务次官访问了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1997年3月，越南国防部副部长访问了日本。1998年1月，日防卫厅长官访问了越南，就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日本还与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合作，巩固所谓“双锚战略”。1997年9月，澳国防部长访日。1998年1月，日防卫厅长官访澳，讨论了亚太安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问题，澳方表示支持日本的立场。
日本对多边安全活动也特别注重，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多边安全对话机构里，日本都表现得相当积极。日本还建议建立新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它倡议的日美中三边对话，将在民间级别正式开始。日本与俄美已组成“北太平洋安全三边论坛”，进行军事安全交流，日本希望中国也能加入。关于朝鲜问题，日本主张建立日美中俄韩朝六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为此方案活动。日本还出资10亿美元企图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中施加影响。1998年8月以来，日美韩三国针对朝鲜所谓的导弹威胁，加强了军事安全与防务上的合作，以共同威慑北朝鲜。随着朝韩首脑会晤以来的形势缓解，日本与北朝鲜又重开和平谈判，但仍然困难重重。
5.利用军控、裁军等手段，弥补自身不足，塑造和平形象。
冷战后，日本与西方国家一样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十分重视。它对一些拥有或试图拥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中的激进国家更为担心，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核禁试、核裁军、军控、不扩散等活动。
日本作为“世界上核武器唯一受害国”，长期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的“无核三原则”。在冷战后，它更是高举反核大旗，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法的几次核试验和1998年印、巴的核试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且以冻结无偿援助项目对有关国家进行制裁。1998年8月30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纪念日，日本在东京举行了有16个国家18位专家参加的“核不扩散、核裁军的紧急行动会议”，在一系列无核中小国家中造成一定影响。2000年第六次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会议上，日本提出了有关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8项建议。
日本的军事动向十分令人关注，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侵略的“前科”，也是由于日本在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之后，在军事大国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迅速奔跑。
最近两年，日本抓住一切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做出许多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大动作，主要包括：日众议院逋过立法把日之丸、《君之代》定为国旗国歌；推动总开发经费达200亿日元的间谍卫星发射计划，预定在3年内发射4颗间谍卫星；通过施行《周边事态法案》，并考虑与美国共建联合指挥部，美日签署交换文件，共同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在预算中大规模增加武器军备经费。另外，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长期军事力量建设”计划中，包括在2015年前，建造两艘排水量4万吨级的轻量型航空母舰。
日本这几年之所以这么一再突破和平宪法，迅速地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除了国际环境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政治右翼军事化。以登钓鱼岛插旗闻名的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赤裸裸地表示：“如果外国飞弹瞄准日本，日本可以先发制人地攻击其基地。”日本在严重缺乏对历史反省的能力、迟迟无法进行“战后总清算”的情况下，就这么急速地向军事大国转变，对东亚未来的发展绝对不是好事，我们一定要严加提防。
（二）“9·11”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新变化
近10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发展缓慢，打着“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旗号上台的小泉首相在经济问题上也没有明显的建树，然而，他却乘着“9·11”事件，在推动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军事大国的道路上取得了出人意外的成绩。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日本立即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随后设立了“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把海上自卫队的舰艇派到印度洋，并为向塔利班发起攻击的美国军队提供补给，使日美同盟有了新的进展。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点。川口外相发表的外交演说谈到：“日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基轴，要继续高度重视日美关系。要在广泛领域推进两国的对话和政策协商，以进一步发展日美同盟。”
日本在走向“普通国家”道路上最大的突破是，日本内阁于2003年4月16日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它们分别是①表明有事发生时整体对应策略的《武力攻击事态法案》；②确保自卫队顺利行动的《自卫队修正案》；③旨在强化安全保障会议机能的《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三项法案规定了如何决定国家意志、强化首相权限和采取措施确保自卫队顺利行动等内容，它将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个对应有事事态的法制体系。在《武力攻击事态法案》中，对“武力攻击事态”的界定非常宽泛。既包括“遭受武力攻击或预测遭受武力攻击的情况”，也包括“可能导致做出上述预测的事态”。在认定“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内阁将成立对策总部，首相担任总部长，负责实施对应措施，包括自卫队动用武力和进行部署，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向与自卫队联合开展行动的美军提供物品、设施和劳役等。“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务政策将从过去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机”。而日本《赤旗报》则批评说：“该法案设想有受到武力攻击的可能情况，和”导致“预测的事态，并仅凭首相的判断就宣布”有事“即发表战时宣言，向战时体制过渡。”“有事法案将使日本疯狂奔向建设战争国家之路”。
日本安全战略除了抓住机遇推进其“普通国家”进程、加强美日同盟之外，还积极加强与亚太其他国家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对话。“9·11”事件后，面对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地区形势，这种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进行的双边“战略对话”得到加强。
2002年2月16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在东京发表讲演时说，目前各个地区在保障安全事务中加强合作是“世界趋势”。“因此必须为整个亚洲建立一个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和美国都可以参加的安全机制”。日本评论家西协文昭撰文认为，在美国以实力为基础分化控制亚洲国家的单极霸权政策下，日本的战略应该是“通过多边协调形成亚洲多边安全保障”，“建立稳定的日中关系”，“旨在建立扁壶状社会体系的泛亚主义”。
二、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
（一）“9·11”之前俄罗斯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它的主要遗产。近年来，俄罗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不断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最初，俄罗斯在国家对外战略方向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即以当时的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总统顾问斯坦凯维奇以及杜马国际委员会主席卢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由于俄罗斯领导人最初对西方心存幻想，采取了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大西洋主义”占了上风，但俄罗斯对西方很快就失望了。1993年，北约酝酿东扩，俄罗斯也开始考虑调整其国家对外战略和制定国家安全构想。1993年，俄罗斯先后出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文件》和《俄罗斯军事学说基本原则（草案）》，到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俄罗斯联邦国家战略构想》，最终确立了国家的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的大方向。2000年1月，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批准了《2000年国家安全构想》，它允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前提是“如果已经尝试过所有用来解决一场危机的手段，并证明已是无效的话”。
《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文件》对亚太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俄罗斯一改其当初的亲西方的政策，加强了东方政策的力度。叶利钦宣称，俄罗斯奉行“双头鹰”外交，“既要奉行西方政策，也要奉行东方政策”。俄外交部亚洲司一官员称：“俄国鹰有两个头，向东和向西的眼睛是同样敏锐的。”1994年，俄罗斯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逐步强化了亚太外交。经过几年努力，通过改善与发展和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的关系，终于登上了亚太大舞台。1997年11月25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于1998年接纳俄罗斯为该组织的新成员，这标志着俄罗斯正式重返亚太地区。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于1999年2月23日在《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不确定时期，要完全杜绝某国单方面发号施令和自行制定游戏规则的倾向，俄罗斯就需要同中国合作。而在该地区协调同美国的关系，可以防止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的意见分歧转变为全球性对抗。此外，还应注意发展同东盟的关系，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并积极发展同日本的经济合作。科索沃战争，使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严重受挫，“由于它在欧洲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它想尝试着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亚洲”。俄罗斯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积极态度就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2000年7月，在参加于日本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普京总统对北京和平壤的访问，更凸显了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利用朝鲜问题来牵制美国利用导弹防御体系以谋求绝对战略优势的企图。
俄罗斯地跨欧亚木陆，它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毫无疑问，以后俄罗斯政策的主要方面以及特殊方面仍然在欧洲，同欧洲的紧密联系仍会是俄罗斯奉行独立政策的支柱之一。但是，就俄罗斯目前的安全形势和国家利益而言，亚太战略对其安全与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外政策的平衡性是独立自主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一个‘拐杖’”，“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也十分重要”，“俄罗斯被迫作出选择（是选择欧洲还是亚洲，是西方还是东方），从欧亚问题来看，也违背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与将来，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亚洲政策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是事关其国家的根本利益与战略大局的。其主要的战略目的在于：①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的情况下，稳定其战略后方并拓展其战略空间，以便集中力量抗衡北约东扩；②俄罗斯现在无力单独抵抗美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企图与中国和印度达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关系，以反对美国单极世界的图谋；③分享亚洲的繁荣，以利于俄罗斯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
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包括双边安全与多边安全两个方面。
1.积极发展与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首先，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安全战略的重心。自从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以来，俄中两国关系在中苏恢复正常化的关系基础之上得到迅速发展。1994年以来，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边防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俄罗斯与3个原苏联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对维护边界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俄总统叶利钦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中俄等国签署了《中俄哈吉塔五国边境地区裁军协定》。1998年10月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访华，宣布继续削减部署在两国边境附近的俄军。1998年11月江泽民访俄，不仅最终完成了两国的划界工作，规定了在边境地区削减军队、建立相互信任和增加军事行动透明度的措施，使两国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了一种保障边界安全的独特的模式。此外，近年来，两国在军事技术和武器交易的质与量两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1998年以来，由于北约轰炸南联盟和美国加紧实施导弹防御体系计划，俄罗斯更加担心世界战略力量进一步失衡，由此更加重视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增加了同中国战略上的协调与一致。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对2000年普京访华及其成果的评价是：“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信任关系和战略协作关系”。他们认为，最“有分量和重要”的文件是关于反导条约的联合声明，这是“俄中两国及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信任和政治协作水平提高的又一鲜明例证”。俄罗斯把中国甚至还有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关系当做1$止美国一极独大、保持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最后盾牌。中俄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恢复外围与西方之间的军事平衡，才能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起民主、公正的国际新秩序。
其次，俄罗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日本及韩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国，与美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日美安保体制具有遏制俄罗斯在亚侧扩张的明显意图，发挥着类似北约在欧洲的作用。20世纪卯年代初，俄罗斯与它们恢复交往以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很大进展。1995年3月，俄国防部副部长访问了日本，就俄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交流、地区安全以及加强双方军事上的信任问题进行了交谈。1996年4月，日防卫厅长官访俄，双方同意建立“面向未来的军事合作关系”。1997年5月，俄国防部长访日，签订了《两国军事合作备忘录》。6月，俄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率大型反潜舰访日。1998年1月，俄日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1993年9月，韩国总参谋长李养浩访问莫斯科，与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俄不断地出售先进武器给韩国，1998年，韩向俄采购包括坦克、装甲车、军用飞机在内的上亿美元的武器，并从俄罗斯得到尖端军事技术。俄与日韩的合作，不仅使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而且为日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找到了资金和技术伙伴。
最后，俄罗斯还于近年恢复发展与朝鲜、越南的传统友好关系及与东盟国家的军贸合作关系。苏联解体后，俄一度忽视与传统盟友朝鲜和越南的友好关系，俄罗斯确立“新东方政策”以后，1994年，俄开始改变对韩“一边倒”外交政策，在朝鲜半岛实行“等距离”外交，希望在半岛问题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2000年2月，俄朝两国在平壤签署了俄罗斯和朝鲜国家间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特别是普京在八国首脑会议前对平壤的访问，更是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在亚洲和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方面的外交得分。近年来，俄与越南已就继续使用金兰湾军事基地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若干向越南提供军事技术装备的合同。鉴于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不断上升，俄罗斯日益重视与东盟国家和组织的交往。1994年7月，俄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1996年，俄又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国。俄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军贸关系不断得到发展。事实上，俄罗斯把东盟当做重要的武器出口潜在市场。俄罗斯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向东盟地区提供近100亿美元的军火。
2.积极推动并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加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影响。
俄罗斯一向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早在1992年，俄总统叶利钦就提出建立“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从1992年至今，俄美日已多次召开半官方的“北太平洋安全保障三极论坛”会议；1994年7月，俄作为十八方之一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1995年8月，俄外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交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原则”宣言草案，并建议将其作为亚太国家交往规范；1998年5月，俄驻日大使帕诺夫表示，支持日本提出的举行日俄美中四国领导人会谈的建议。俄认为，不仅如此，还应该建立更广泛的多边机制；事实上俄中与中亚三国共同发起的五国会议，在比什凯克与上海的两次会议都非常成功，为邻国之间加强信任与合作，解决边境问题而进行多边磋商提供了好的榜样。
从目前形势看，俄罗斯在其西方政策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会更加重视在亚太地区拓展空间，它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还会多边与双边同时推进。亚太地区大国林立，而且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水平不高，俄罗斯与亚太大国的双边安全磋商与合作在所难免，但是在世界秩序重组、俄罗斯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会更加重视多边安全外交。俄罗斯副外长于1999年9月7日谈道：“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亚太地区现有的多边和平与安全机制，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东盟地区论坛，这是亚洲最大的多边政治对话机构，将一些地区关键国家，像俄罗斯、美国、日本、中国、印度、东盟国家以及欧盟的一些国家召集到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继续加紧同亚太地区邻国的双边对话。”
（二）“9·11”之后俄罗斯安全战略的新调整
“9·11”事件后，美国进驻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单方面
放弃《中导条约》，加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上的变化，对俄罗斯军界和上层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普京总统的言行和俄罗斯的政策看，基本上采取了比较现实的与美国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战略选择，“抑制帝国崩溃后的民族屈辱感”，放弃了传统俄罗斯帝国和前苏联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的“以竞争和对抗为主”的政策。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和普京的言论可以大致看出俄罗斯的战略指导思想：
首先，普京非常正视俄罗斯国家的实力，他承认，俄罗斯“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面临降为“二等国家”甚至“三等国家”的危险，因此，俄罗斯根本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资格；其次，就俄罗斯目前的情况，内政大于外交，内政中最迫切的问题是发展经济，俄罗斯要摆脱落后的局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外交要服务于经济目的，在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务实主义”要比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争夺更为重要。因此，在美国军队进驻了长期是俄罗斯帝国和前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时，俄罗斯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了上升的势头；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中导条约》，普京只是把美国的决定称为“错误”，同时表示它不会损害正在改善中的俄美关系。
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方面，也许是表面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实力不足。俄罗斯作为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国曾经公开声明，它在独联体中拥有“特殊利益”，并承担维护该地区安全与和平的“主要责任”，但是面对“9·11”之后美军进入中亚的情况，俄罗斯并没有多少外交回旋的余地。在俄罗斯发表“适当协助”美军的声明之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宣布准备为美军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并准备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俄罗斯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砝码，它所能做的只是单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美国追求战略安全方面绝对优势的努力。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正式承认，莫斯科正在从根本上修改战略核力量构想。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尤里》巴鲁耶夫斯基上将说：“在我国未来的各项军事建设计划中，重点是发展海基核武器。”俄罗斯也已经着手恢复导弹防御系统，并准备恢复核试验，研制新型小当量的“清洁”核炸弹，还大力研制太空导弹预警系统。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仍然处于调整之中，许多方面并没有到位。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目前俄美关系、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存在很大争议，“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的反美感情非常强烈，他们对于同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接近以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出乎意外的行动，投以比俄罗斯国民更加怀疑的目光”，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生态变化是一个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在世界战略平衡，俄罗斯在中亚、外高加索和东欧地区的地缘利益等敏感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如何？俄罗斯的底线是什么？都有待于形势的发展。
三、东盟的亚太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显著转变。美苏在这一地区的热战、冷战都结束了；美苏分别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印支三国的战略同盟关系随之松动与解体；两国的军事力量也相继撤出东南亚；东盟与印支三国的关系解冻。这一切都为东盟国家摆脱大国的操纵，建立完全覆盖本地区的“十国大东盟”，真正独立自主地主导本地区事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美苏军队的撤离而出现的“力量真空”、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力量空虚以及区域内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之争等安全问题也突出出来。面对新出现的安全机遇与挑战，东盟国家积极转变安全观念，强调独立自主、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努力从内外两个方面调整安全战略，采取主动态度，相继推出一系列安全举措，不仅维护了东盟的安全利益，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盟国家的力量与影响受到极大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再次得以扩张，亚太安全格局又进一步得到微调。
东盟是一个由几个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性的国家组织，所以东盟的安全战略与大国的安全战略完全不同。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东盟内部的独立自主与合作安全、平衡大国以及以东南亚地区论坛为支撑的合作安全三个方面。
（一）东盟内部独立与合作的安全战略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在此对峙，东南亚国家也被分裂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印支三国两个敌对集团，而且分别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随着冷战的结朿，美苏军事力量的退出，东盟抓住机遇，积极推行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在东盟内部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防卫自主性；推进东盟与印支三国的和解与合作，实现东南亚十国“大东盟”的建立，增强东盟自身力量和影响；积极提高东盟内部安全合作的水平。
1.东盟各国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独立自主的军事防御能力。
冷战时期，东盟在安全上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性很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收缩和其他大国力量的崛起，东盟意识到，“必须依靠内在力量并减少对外部大国的依赖”。东盟国家在经济力量增强的情况下，纷纷制定了近期军队建设规划和未来发展目标，加强军事改革与建设，大力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进程。新加坡制定了国防10年发展规划，即“国防军2000年”军备计划，计划到2000年使军费开支达40亿美元，10年累计投入300亿美元。泰国制定了“10年武器装备发展计划”；马来西亚制定了“20年国防现代化”计划，提出到2010年，把马军建设成为一支“小型、独立的现代化军队”；菲律宾制定了为期15年的远景规划，计划耗资55亿美元用于海军的现代化建设。1995年2月，菲律宾国会批准了军队现代化计划，提出在今后15年内，投入139.6亿美元进行三军建设；越南在军费受限的情况下，提出了武器装备现代化三步走的计划，到2050年，全面实现国防现代化。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东盟各国国防现代化的步骤有所放慢，但总体规划没有改变，随着东盟国家经济的逐步复苏，国防现代化的进程还会加快。
东盟各国在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军事战略的改革。首先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各国内部的政治问题相继得到解决，各国的安全战略重心实现了从对内维护治安、对付游击队和其他各种叛乱活动到抵御外部入侵的转变；然后，根据本地区多是岛国，缺乏战略纵深，又存在众多的岛礁、海洋权益争夺的安全状况，东盟国家的安全重点由陆地转向海洋，其建军的重点也由陆军转向海空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东南亚国家以海空军为建军重点，努力提高自身军事实力和部队的应变能力。为此，东盟各国大力调整武装力量结构，并加强了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
2.加快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步伐，增强地区安全影响力。
建立十国“大东盟”是东盟成立之初的想法，冷战的结束，为东盟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1994年5月30～31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六国和越南、老挝、緬甸、柬埔寨参加的“东南亚十国非正式会议”上，与会国一致同意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设想。1994年7月，东盟正式批准越南人盟的申请，次年7月，越南成为东盟的第七个成员国。1997年7月，缅甸、老挝加入东盟。1998年12月16日，东盟九国领导人在河内通过《河内宣言》，正式宣布接纳柬埔寨入盟。至此，东盟要建成覆盖全地区的“东南亚共同体”的目标达成了。
3.强化区域内国家间的安全和军事合作。
东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一体化。事实上，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必然结果。根据东盟首脑会议的决定及各国的愿望，东盟多次召开安全问题会议，组织东盟各国国防部官员、军队领导人和指挥官通过各种论坛和研讨会进行安全与军事对话，增加信任，消除疑虑。东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如发表国防白皮书；准许区内别国军舰进入本国港口进行保养和维修；呼吁在各地区或国际组织中的集体行动、用“一个声音说话”等。1992年7月，东盟发表了《南海问题宣言》，阐明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通过这种政治与安全上的对话与合作，东盟国家加强了它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并在同区外国家发生争端的情况下，增强了优势地位。
东盟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特点与军事实力，在防务与军事领域提出了“区域联防自保”新理论，强调“前沿防御”和“重点防御”部署。所谓“前沿防御”部署，就是各国的防御部署重点由沿海向“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推进，使其兵力部署相互重叠，互为补充。“重点防御”部署，是对重点地区进行共同防御。此外，还有区域协作与主动协同相结合，即在重点地区或指定的共同防御地区按预定的联合行动计划组织防御等。
东盟国家在具体的军事合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是进行军事交流。组织各国的国防官员、军队指挥官进行各种对话，就各自关心的战略问题交换意见，消除隔阂与误会，建立友好关系，加强相互了解。另外，还通过加强部队间的互访，密切双边或多边关系。二是举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1991年到1995年，东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多达20多次。近两年，东盟的空军与海军联合演习较为引入注目。通过联合演习，完善了双边或多边军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三是进行海上联合巡逻，加强对重点海域的控制。其目的是为了共同打击海盗、走私等国际犯罪活动，保卫像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域的权益。四是合作发展军事技术。如联营办国防企业，生产、保养和维修武器装备。五是成立配合委员会和训练中心，相互帮助培养军事人员。由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司令组成的配合委员会，旨在研究并共同检查陆地边界、各海区与海峡情况，制定演习计划，就危机和其他军事合作问题交换信息，指挥联合作战，交换学员和技术人员到对方院校或训练中心学习，交流建军和训练的经验。
（二）“平衡大国”的安全战略
亚太地区大国林立，冷战后，美苏力量在东南亚地区收缩，中、日、印三国力量迅速崛起，亚太国际格局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之中，大国力量相对均衡又相互制约，这种形势为东盟实施均势战略和合作安全战略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1.借重美国，制衡中日。
冷战后，中日两国力量在亚太地区凸显，东盟非常担心在美苏收缩军事力量形成东南亚地区大国力量真空的情况下，中日乘机填补力量真空。由于历史上共产党和华侨问题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领土争议，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强大非常优虑，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言：“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不管东盟各国如何联合力量，都无法顶住中国的军事对抗。除非有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介入，否则，该地区是无法实现平衡的。”为此，在美军从菲律宾军事基地撤离前，东盟国家便同美国协商，以商业租赁形式继续维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新加坡率先与美国签署了“允许美海军扩大使用新加坡军事设施”的协议。1992年，东盟新加坡首脑会议上达成共识：东南亚不再给美国以军事基地，但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设施，各国可以继续与美国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此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纷纷与美国签署了军事设施及舰船维修协议，1995年2月，中菲美济礁事件之后，东盟外长会议表示，支持美军在亚洲的存在。菲律宾立即与美国达成“加强与扩大两国现行双边防御条约”的协议。7月，美菲就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泰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美泰每年一度进行“金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
金融危机以后，东盟一些国家出现了加强与美军关系的趋向，这主要是由于东盟国家的实力与影响受到削弱以及亚太地区不稳定的形势。美国《商业周刊》说，亚洲许多国家纷纷再度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将高兴地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频频地在它们的港口出现”。另外的原因是因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来自地区内部的危机，种族和宗教问题等隐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社会压力可能会超越国界而爆发出来。新加坡于1998年3月签署了在美国接受空中加油机挺作训练的协定；1998年8月，美泰两国的伞兵部队首次进行了联合跳伞演习；越南也扩大了同美国现役军人之间的交流；菲律宾在1998年与美国达成了《军队地位协定》，决定恢复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训练与舰队访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力争加入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行列，并大力推行其亚太战略以争取亚太的主导地位。但日本存在二战时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前科，且战后历史认识态度一直不能令人满意。随着日本政治日趋右翼保守化和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东盟国家对日本也是非常警惕。因此东盟支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巩固与加强，这一方面可以威慑中国，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美国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新加坡国防部长认为，“只要日本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完好无损，日本就不大可能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当然，东盟也并不是完全相信和依赖美国，事实上，东盟与美国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东盟反对美国以“人权”、“民主”为借口，粗暴干涉东盟国家事务，并迫使东盟国家开放金融、电讯等市场。近年来，东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会议等国际场合冲突不断。
东盟国家的首脑，像马哈蒂尔、李光耀、苏哈托等不断抨击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国。东盟实施独立外交的突出事例是顶住西方压力，坚决吸收缅甸加入东盟。东盟警惕美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并不完全信任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承诺；东盟担心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过分强大，影响均势，妨碍东盟的独立自主。东盟的目的是要“利用”美国，平衡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美国主宰亚太安全。
2.引入其他西方军事力量以制约亚太大国，避免过于倚赖美国。
东盟支持成员国同区外大国建立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关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维持着《五国防务条约》。五国一直保持着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范围与规模越来越大，1990年代以来，联合军演更加受到重视，规模也空前扩大。印尼也于1995年2月，同澳大利亚签署了防御协定。东盟发起东盟地区论坛和欧亚会议，也有把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力量引进亚太，以平衡美国和其他亚太大国的意图。
（三）东盟的区外合作安全战略
东盟的区外合作安全战略主要体现在，发起并主导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展安全合作与对话。这也是东盟冷战后对亚太安全的重要贡献。1994年7月，东盟邀请17个国家和欧盟参加会议，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由东盟国家轮流主持，并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东盟试图通过各国合作安全方式，协调解决地区冲突，与地区大国探讨亚太乃至全球性事务，促进东盟与世界其他组织在安全上的合作，并进而主导亚太安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ARF第一次会议是构筑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新格局的基石，它制定了冷战后亚太安全的新秩序和合作安全的新框架。ARF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小国集团为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逐步形成。它目前仍然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包括中、美、日等主要大国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而且论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1998年，论坛已由原来的18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为22个国家与地区。通过主持这一论坛，东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增强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东盟地区论坛把世界主要强国拉了进来，在与它们建立建设性关系上，扮演了领导角色。”
东盟地区论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其阶段性目标为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发展预防性外交、探索对付地区性冲突的途径。它成立至今，历届会议对各方都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朝鲜半岛局势、柬埔寨冲突、南沙争端等地区热点，以及核不扩散、裁军、海上安全等问题。它在促进亚太国家的安全交流与信任、加强安全合作、缓和争端国家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果。此外，对亚太地区开展预防性外交这个课题也进行了探讨。目前，东盟地区论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地区论坛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东盟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受到明显削弱，而且危机加剧了东盟内部的争执与矛盾，影响了内部团结，东盟在论坛中的主导1位发生动摇，美日等国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其在论坛中的影响力，引起了论坛内部的主导权之争，因而ARF目前面临巨大挑战。但以发展眼光看，东盟地区论坛体现了冷战后政治安全关系的新思维，是处理亚太地区安全关系的新模式，因此，未来东盟地区论坛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金融危机加剧了东盟内部的矛盾，暴露了东盟和ARF等国际组织与机制在危机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安全机制的脆弱性；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削弱了相互安全信任与多边合作安全的作用；北约轰炸南联盟，美日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形势；朝鲜半岛的导弹危机、印尼的动乱等地区热点问题，使亚太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布什政府上台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全球战略大幅度调整，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进一步向美国倾斜，在美国军事同盟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挤压之下，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削弱，东南亚国家在安全政策方面更加向美国倾斜，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一切都是对东盟安全战略的严峻挑战。如何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处理内部矛盾，加强东盟内部的协调与团结，深化合作安全机制，进一步平衡大国关系，是今后东盟在安全领域面临的艰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