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非最拥挤的城市生活了14年，但我内心的乡土情结从未磨灭。
——曼德拉狱中日记
自从当初逃婚来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多个年头。虽然他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但同时，他内心的部落情结依然顽固。曼德拉的王室身份以及成长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所以，在1955年9月当他的第二次禁令期满时，他便请了一次长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归乡的旅途让曼德拉感慨颇多，在经过纳塔尔的时候，他凝望着眼前辽阔的风景，回想起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南非祖鲁人和南非白人曾在这里和英国军队交战，他不经自问：“当初反抗英国暴政的南非白人，和今天施行恐怖政策的白人政府，是同一个民族吗？”
一路辗转，当曼德拉敲开自己在库努村的家门看到年迈的母亲时，他泪如雨下。由于常年在外，无法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曼德拉内心一直十分愧疚，这种愧疚在见到母亲的那一刻尤为沉重。虽然母亲一直支持曼德拉的事业，并鼓励他，说他的事业为南非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他自己还是忍不住会责问自己：一个人连母亲都照顾不好，还有什么颜面说拯救整个民族和国家呢？为了人民究竟是不是逃避家庭责任和尽孝义务的借口呢？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国与家之间的轻重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称量。最后，如同上次参加摄政王的葬礼一样，曼德拉选择了继续前进。曼德拉的前进身不由己，这其实在他第一次接触到种族歧视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最开始曼德拉并没有把政治放在优先于家庭的地位，但在服务于人民事业的过程中，他才发现自己渐渐无法履行作为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义务。
第二天，曼德拉又去见了发小和妹妹。这时他才知道，佳士提斯已经被英国政府罢免了摄政王的职位，而他妹妹巴里薇则在几年前逃婚了，但家里已经收了对方的彩礼，不得已之下，曼德拉的母亲将自己的另一个女儿玛贝尔许配给了对方。这些事情让曼德拉百感交集。
其实，除了探亲，曼德拉此行还有任务在身，他要利用自己在部落的关系，调查当地部落上层对政府正在推行的班图管理制度的看法。当时，政府打着“黑人自治”的旗号，将南非黑人禁锢在固定的区域内，不允许他们自由迁徙。1951年开始，政府又开始逐步推行“部落分治”政策，在300多个保留地设立了600多个自治机构，这些机构的领导人虽然是部落里的人，但都由政府任命。政府以这些自治机构为单位，再设置上一级的版图自治区，又叫“班图斯坦”。所有自治区内的黑人都从属于这个“斯坦”，这变相地剥夺了南非黑人的正式国籍及其相关权利，仅仅为他们打上这个部落、那个部落的印记。这种制度表面上给了部落酋长以更大的自治权，实际上却是对黑人更加赤裸裸的剥削。超过70%的黑人只拥有全国13%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既贫瘠，又彼此隔绝。
曼德拉此行要拜访自己的侄子，也是他在福特海尔大学时与之彼此尊敬的一位同学，此时的部落领导人恺撒·马坦兹玛，争取说服他抵制班图管理制度。恺撒坦承自己虽然渴望自由，却不想和政府作对。其实，他还殷切期盼政府能恢复自己曾被取消的王室地位。另外，他还指责曼德拉不把泰姆布王室的利益放在首位，偏要加入非国大——在他眼里，非国大就是一个只会煽动闹事的不法团体。曼德拉也据理力争，强调班图管理制度是历史的倒退，部落在这种体制内只会变成白人永远的奴仆。双方争执不下，随后不欢而散。这之后，恺撒果然和政府达成一致，成了一名“傀儡酋长”。
恺撒的选择让曼德拉心灰意冷，也让他意识到了解放运动困难重重。因为阻力不仅来自强大的白人政府，还来自黑人中的上层利益集团。如恺撒一样的黑人上层阶级不在少数，而像曼德拉父亲那样敢于和政府作对的酋长则不多见。这种现状使得政府只要在制定歧视性政策时对酋长们略施小恩小惠，就可以将抵抗减到最小。而曼德拉他们此时若是坚持抗议，反而还会招来黑人上层的指责。
带着对亲人的不舍以及对未来斗争的担忧，曼德拉驱车驶向约翰内斯堡。在回去的路上，曼德拉遇见一名跛腿青年，便好心地让他搭车。结果这名青年从举止到说话都十分可疑，甚至还直接叫出了曼德拉的名字。曼德拉便责问他是不是警察，他只好承认自己从前也是一名非国大成员，迫于生计最后只能从事走私行当，他现在正在躲避警察的抓捕。
曼德拉听完青年的陈述选择了相信这名青年，因为在做律师期间，他经常接触到一些因为生计而选择犯法的人。他知道一个人若非真的走投无路，是不会轻易选择犯罪的。尤其在种族隔离政策下，许多遵纪守法的“公民”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次归乡的种种见闻，更加坚定了曼德拉沿着解放斗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