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漕运之盛著称于史，无论是其运输规模，还是其征调范围，都远过于以前诸代，其中仅东南地区漕粮一项，每年就达六百万石以上。在北宋如此大规模的常年漕运业中，存在着一批专门的押运人员，他们直接对漕船运输进行监督和管理，对维持漕运的正常进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批人员的构成情况、待遇地位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对北宋押纲人员的有关方面略加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在中国古代大规模的漕运中，由于运物浩大、人船众多，加上航道漫长而又艰险，因此，为确保漕运的正常运行和船物的安全，对水手船工的劳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封建统治者在漕运中组织了一批押运人员，以承担上述任务。唐代以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因资料缺乏而不甚明了。唐代建立后，则出现了差充富户押运的记载。在运送过程中如出现损失，例由押运者负责包赔。唐代宗时，主持江淮漕运的刘晏，针对漕运管理不善、特别是对运夫监督不力的问题，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即：将十只漕船编为一组，称作一“纲”，派押运者一人具体负责监督。又取消了以前差派民户充押运者的办法，改用盐利招募人充“纲吏”，承担押纲任务。此即宋代漕运“押纲”的渊源。
北宋在漕运中沿袭了唐代的“纲法”，仍以纲作为漕运管理的基本单位，所以漕运又称“纲运”。宋初，以十船为一纲，派设押送者一员。但随后因存在押纲者勾结运卒侵盗船物的现象，于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主管东南漕运的发运使李溥乃“并三纲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此后，三十船为一纲成为基本定制。
北宋押纲人员的职责和作用，就是监督和管理本纲的人船物，以按时完成运量，并负责其安全，如有差失，则唯其是问，所谓“及其欠折，但令主纲者填纳”。同时，北宋政府赋予他们管束、处罚船夫漕卒的权力，有关法令明确规定，对不服管押者，允许“押纲人及专副以小杖行决”。漕运会格定：诸纲运兵违犯押纲人，杖一百；刺面人违犯本辖官，徒一年，骂者各徒二年，殴者各加二等，配五百里；雇夫违犯押纲官，杖一百，骂者徒一年。可见其职能和性质类似于近代的监工、工头。正是在押纲者的直接催督下，数万劳动者从事着极为沉重的拉牵挽舟劳作。
北宋漕运押纲人员的构成相当繁杂，前后变化也不一样，但大体上主要由以下四类人组成：
1.服衙前役的民户；
2.低级武职将吏――军将、军大将及使臣、殿侍等；
3.离任官以及进纳官、铨试不中者等；
4.应募的土人民户。
宋初，漕运押纲人员主要由衙前役人充任，到宋太宗时，低级武职将吏开始部分地取代衙前役人，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上第三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固定，属于临时补充性的。最后一部分人主要存在于宋徽宗时，人数增加比较快，但存在的时间却不长。总的说来，前两类人是北宋押纲的主要力量。北宋全国漕运中押纲人员的总数虽无明确记载，但通过一些零碎资料或可知其大概。按汴河有漕船二百纲，每纲以三人计算，则汴河有押运人员六百人左右。东南六路押纲的人数，据苏轼元？七年的上奏说，有数百人，应不少于汴纲人数。其余北方惠民河、广济河及黄河等处的押纲人数则相对较少。另外，还有各地一些押运上供物品的人员。估计全国押运人员总数应在二千人以上。
北宋初年，在水陆运送官物时，多以服衙前役的民户管押。衙前也是当时差役中最重的一种，由包括一部分地主在内的民户承担。服役者往往因此倾家破产，所谓“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甚至还出现了为避衙前役而改嫁孀母、弃田与人的记载。对宋王朝来说，以乡户衙前押纲，既可省去一笔专门的开支，又比较安全可靠，如有损失，例由衙前赔偿。按规定，衙前役人押纲“满三期，罪不致徒，补三司军将”，所以，他们与军将等往往合称“衙前将吏”。
宋统一后，东南押纲一仍旧制，但民户押纲带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所谓“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之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质不能检御舟人，民破产以偿”。太平兴国六年，宋廷下诏“遣牙将部送，勿复扰民”，诏书所说的牙将，当是包括军将在内的低级武职将吏，而非充役民户。可见从太平兴国六年开始，北宋在长途漕运中已限制使用服役民户。但两年后，宋太宗再次承认“诸道州府多差部内有物力人民充军将，部押钱帛粮斛赴京。此等乡村之民，而篙工水手及牵驾兵士皆顽恶无籍之辈，岂斯人可擒制耶？侵盗官物、恣为不法者十有七八，及其欠折，但令主纲者填纲，甚无谓也，亡家破产往往有之。”为此再次下诏重申：“自今荆湖诸州纲船令三司相度，合销人数，依江淮例差军将、大将管押，其江淮两浙诸州一依前诏，不得差大户押纲”。从以上引文来看，在汴河和东南六路漕运中，宋中央明文规定不许差役民户押纲，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差民户充军将的现象。有关军将的全部情况，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尚难以完全弄清。一般认为军将、军大将是低级无品武官。如前所谈，衙前经一定期限后可补为军将，以资鼓励。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军将，太平兴国九年的一份上奏说，江南押纲皆差税户军将。天圣六年，宋政府又特免雄州归信、容城两县供输户为衙前军将。显而易见，这两条材料提到的军将，不会是低级军官，可能倒有差役的性质。再如：宋仁宗时，舒州运盐，“皖口都盐仓，自来差殿侍、三司军将押纲到彼下卸，本州止差里正军将交纲”，在此就明确地将军将区分为三司军将和里正军将两类，前者属职业军吏无疑，而后者显然不在武职之列。总之，太平兴国八年的诏书规定了在主要漕运线上，不再使用差役民户（衙前、民户军将等），而专用职业性的三司军将、军大将等低级武吏。此后，这些军吏的主要职责就是押纲，其原来的军事意义消失，其隶属关系也在三司（北宋前期的最高财政机关），“发运司占隶三司军将，分部漕舡”，其升迁也由发运司等漕运管理机关向三司保举。除三司军将、大将外，有时还参用高于其级别的使臣、殿侍等武职官押纲，但不固定。上述押纲人员构成的变化，是由于汴河和东南漕运路线漫长，运送粮食等物资的任务又十分繁重，由乡村民户管押效果太差，因此，才改用职业将吏押送。不过，在地方州县和非漕运干线地区，以及地方小规模上供“杂运”中，仍多以衙前役人押纲。宋人对衙前重役的议论，主要指的也是这一部分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募役法，被长期视作“重难”的衙前役遭到废除，漕运以及其他官府运输中的差役现象基本消失，押纲乃全由武职将吏充任。由于三班使臣冗员很多，而差遣机会较少，于是，在押纲军将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便建议派使臣参加押纲。但三司则以使臣俸禄厚于军将，不免开支过大为由，反对多用使臣。元丰二年，宋政府一度做出这样的规定：汴河及江南荆湖，“以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差军大将、殿侍”。此项规定行使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从以后有关史料来看，言及押纲则多提军将之名，可见军将仍为押纲主力，如崇宁五年，刑部尚书王能甫说：“国家仰给诸路，全赖军大将管押……”。
北宋王朝除组织以上专职押纲人员外，还利用地方官替换之际，鼓励卸任回京的官员参加临时性的押纲。早在宋太祖灭蜀不久，便令西川卸任替换官押纲赴京，同时给以奖励，“与减一选，无选可减，加一阶”。不过，这种形式在押纲中所占比例很小，一般采取自愿的原则，而不属硬性规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诏书称：“广南、西川京朝幕职州县官丁忧离任，情愿管押纲运者，并听，仍给驿券。”即在押纲时，给予交通上的便利。天禧二年，又下诏规定，诸路州军参加押纲的替换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取便别路行”，以防纲运遭到损失。在熙宁变法时，宋朝曾下令，多募替换官员押纲。针对因赔累过重而寡有应募者的情况，王安石建议对应募者应提供善舟、壮卒，并及时差遣；对押送风险较大的钱帛纲者再给予优厚补贴。熙宁五年，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在当地响应，“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十减五六”。到宋哲宗元符时，发运司上言：“如无应选募官管押上京，即差押纲使臣、差使、借差（均为下级武官）、大将、军将管押”，说明此时这种方法已难实行了。需要指出的是，官员参加押纲的形式主要存在于价值较高的钱帛纲运中。
在漕运中以使臣、军将等下级军官武吏和卸任官员押纲，显然比民户约束漕卒、管理船物有力得多，因而才取代了服役民户。但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要想完全避免自然损耗和人为侵盗现象，也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出现了损失，押运者除了要按规定赔补一定份额外，重者要展期磨勘（延期升迁）、勒充重役，直至加刑。因此，受罚、赔累的现象屡见不鲜，宋人笔记小说对此有不少反映。如官僚冯京之父买一妾，问其出身，“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又如：王安石夫人曾为安石买一侍妾，也是运米失舟而家产荡尽的军大将之妻，请听其诉：“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所以，逃避押纲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元时，发运司的上奏就称，押纲人常称病擅自离去。于是，押纲人数不足成为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宋徽宗时，为了补充押纲人缺额，不得不通过招募土人的办法加以解决。大观元年敕称：“诸路纲运押纲军大将见阙及年满纲运无人差拨，特召募军将，未足见阙及数应诸河纲运窠名，令发运、辇运、转运、拨发、铸钱司下诸州，并依都官法，用家业抵保，召募土人，或衙前吏人充守阙军将，就近管押”。
政和二年，尚书省奏言：押纲不差衙前公人、军人，除使臣、军大将外，“许本路募第三等已上有物力土人管押”。政和五年，祠部员外郎胡献可进一步要求在诸路纲运中招募土人押纲。同时，赔偿处罚规定有所放松。于是，押纲中的雇募成分迅速增加。但在放宽赔损规定以后，很快便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特别是一些不法之徒趁机混入押纲队列，所谓“有物力自爱之民多不应募，惟无赖子弟产业仅存，乃兵梢奸猾者，则旋以百千置产，使亲属应募，遂补守阙进义副尉（即守阙军将），及得管押万硕纲至京，欠一分五厘，计米一千五百硕，才得杖罪。”遂互相勾结，大肆侵盗漕运物资。因此，发运司力主废除招募之法，要求“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补授校尉已上未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宣和二年，宋廷乃停用招募土人之制。
为补充押纲人数，宋王朝还鼓励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押纲，“以三年为住，任内无违阙，即与依试中人例，注授差遣”。宣和废土人押纲法后，又对押纲人员的选用做出以下规定：“先大小使臣、校尉合注授人，次校尉以上未参部及未到部人，次非泛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人，次进纳文武官，次副校尉……”。
北宋押纲人员中除替换卸任官等系临时性兼职外，其余衙前役人、武职将吏及应募土人等，都是专职押运者，而将吏和应募者又属以此为业者。从北宋押纲人员构成的变化来看，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趋势：即由差役向雇募过渡，由服役民户而转为职业将吏。
就北宋时押纲人员的待遇而言，乡村上户承担押纲力役的同时，也从封建政府那里获得某些好处，如通过一定期限的押纲劳作，可以出职补官；可以获得坊场酬劳等。使臣、军将及应募土人，则是宋朝专门雇养的押运者，他们除了领取报酬外，还通过押纲获得向上爬的资格，而且也可取得其他方面的实惠，如在纲运中，可以挟带贩运私货，享有一定的免税特权，所谓“汴河纲船久例附载商货入京”，沿途不得检点。事实上，他们还常常通过克扣劳动者工钱甚至侵盗漕物，牟取暴利，如“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虽有严刑峻法，此类现象却从未消失。到北宋末，还出现了押纲者自买千石大船，“名装官物，十分揽载私货”的现象。但总的说来，在北宋一代，“押纲”对大多数押运者而言还是害大于利，所以，从来被视为“重难”、“畏途”。
综上所述，押纲人员是北宋漕运中直接的监督管理者，他们的成分由宋初的役人逐渐过渡为职业军吏和雇募人。押纲者既受封建统治者的驱使、压迫，又对劳动者进行监督和奴役。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