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3学时
教学目的
1.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抗日军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2.了解我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历史，认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仅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3.认识中华民族大团结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懂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4.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懂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逐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及其影响。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用与意义。
3.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4.客观公正地评价国民党的抗战。
5.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教学过程
“导入”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7年是“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大家对抗日战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本章将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的讲述，使大家对抗日战争有更详尽的认识和了解。下面我们来讲第一节日本发动的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的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1.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其对外侵略
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日本大陆政策于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逐步推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全面实施。
一方面，日本逐步吞并清朝附属国。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王绑架到东京，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属地，1879年改为冲绳县。19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所谓《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1895年4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屈辱的《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终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加紧侵略中国。1874年日本借口1871年琉球渔船在台湾海岸附近遇难事件，向清朝政府敲诈勒索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94年，对中国不宣而战，1895年4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1898年又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1904年日俄战争，把中国东北据为殖民地。1914年11月7日，日本军队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占山东青岛。1927年5月，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北伐，制造济南惨案。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该奏折。奏折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这个支那就是指我们中国，而这个满蒙就是指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就暴露了日本妄图吞并中国争霸世界的野心。此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并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2.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决心加紧实施其既定侵华政策。当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部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制订武力进攻方案。1930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1931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破坏性很大。垄断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同日本政府结合在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千方百计地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恶果，转嫁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中小企业主身上。据统计，1931年工人失业者达300万人。农民生活十分困苦。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群众的生活也动荡不安。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充满着不安和反抗。面临着这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来医治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1931年6月，日本制定了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军事方针，也就是说，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为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大造舆论，并大规模地扩军备战。1931年日本政府军费开支增为4.5万多亿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的守卫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分别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等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19万东北军按照蒋介石不抵抗方针不战自退，沈阳全城一夜之间陷入敌手，不到一个星期，日本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2座城市，控制了12条铁路交通线。日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后，随即南下，仅四个月零十天就占领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3倍于它本国土地的中国领土，东北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衅性，为免除时间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其内容应包括“河北事件”及《何梅协定》；“张北事件”及《秦土协定》；“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些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华北地区，故称华北事变。
（1）河北事件：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2）张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但对方借机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本人以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3）“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五省自治指1935年间，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暴动，占领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毒犯，向国民党政府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古，日寇扶植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所谓“内蒙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到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进行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他既不能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致使华北政权公开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又慑于日本的武力不敢拒绝，于是再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各方商议解决办法。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17名委员中，有宋哲元派，有蒋介石派，也有汉奸亲日派。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没有公开挂“自治”的招牌，但已把冀察置于南京政府管辖权之外，成了变相的“自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
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
华北事变后，日本又加紧了发动全面侵华的准备和部署，1936年8月，日本法西斯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订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攻打中国的侵略计划，据此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对华作战的具体计划，准备以十四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的旗号结成了反动同盟。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政权彻底垮台。日本法西斯企图继续顽抗，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互相配合对日作战的坚决打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的失败。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1.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开始了在中国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日本驻台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并负责指挥驻台的日本军队。总督府主要官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建立了一整套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掌握着台湾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日本还在台湾对经济进行疯狂掠夺，实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模式，攫取台湾的资源和财富。据统计，从1900～1944年的45年间，由台湾输往日本的稻米总量高达1159.24万吨，平均每年25.76万吨的对日输出量占生产量的比率年均达25.86%。台湾的稻米对日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当年台湾稻米的总产量是129.3万吨，而被输往日本的数量是72.1万吨，占当年台湾稻米总产量的55.55%。台湾已沦为日本的粮食生产基地；日本统治中国台湾的50年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对台湾工业的垄断有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由对轻工业的垄断逐步转向对重工业的垄断。日本侵占台湾的初期，对台湾工业垄断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制糖、米谷、罐头等食品工业和造纸工业，后来则转向了对机械、冶金、石油、化工、采矿等重工业行业的垄断。二是由普通工业逐步转向军事工业。从1931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为了使台湾能够在其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政治、经济、军事的基地作用，日本殖民垄断资本大力在台湾发展军事工业。在加速建设铁路、公路、港口和机场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飞机、燃料和钢铁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整个台湾地区的工业经济体系就犹如一架被驱动着而飞速运转的机器，日夜不停地为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政策服务。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发展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告投降才得以结束。正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工业实行的殖民垄断和殖民掠夺政策，造成了台湾地区的工业发展充满着浓重的殖民地色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我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伪“满洲国”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策动、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日本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是，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2.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1）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台湾、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等大片的国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如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占领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人的指挥纵容下，日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时间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其手段之残忍，方法之野蛮，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全市房屋被烧了1/3，财产损失达2.4亿多美元，使一个六朝古都到处是残垣断壁，有的地方甚至化为灰烬；集体屠杀事件共计是28起，被害的人数达19万，零星的屠杀不计其数，尸体掩埋工作进行了数月之久，特别是日本杀人的手段是极其的残忍，据战后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统计，在南京的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火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杀害的人数达30万以上；掠夺了中国的财富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创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惨案纪录，连德国法西斯也认为日军是兽类集团。其实，日本每占一地，都对我国同胞进行了烧杀淫掠，日军在其他地方制造的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实行其三光政策，即杀光其军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七个根据地，中国军民被杀戮者达318万人，房屋被焚烧达1952万间，致使有些地方出现了人人都戴孝，家家闻哭声的悲惨景象。日军还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的731部队开始将带有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的中国军民伤亡，731部队对中国军民实行活体解剖，日军还在中国的占领区掳掠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有一股右翼势力企图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为日本的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辩护，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他们修改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侵入改为进入，显然，一字之差但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发表文章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把一个士兵的参战日记篡改了980多处，还叫嚷，要给死亡的军官和家属以某种荣誉，日本多位首相多次参拜供有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2）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在东北，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南满重工业股份公司，这是两个垄断企业，它独占了东北全部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也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再一个就是华中振兴公司，这两个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华中的经济掠夺。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的8年间，日本仅从华北就运走煤炭1.2亿吨，铁矿石450万吨，海盐1200万吨，铝矾土300万吨以及大量的钨锰等矿石。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和农产品，他们还推行所谓的“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廉价地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的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3）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高等教育用于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中等教育用于培养为其服务的下层技术人员和师资，初等教育用于向儿童灌输奴化思想。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史地课本要按照日本的侵略需要进行修改。各级学校都把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作为教育的宗旨。日本侵略者还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其统治。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侵略者指使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加以修改”，使之“不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抵触”为此，汪精卫集团便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反共卖国主义，胡说三民主义就是“大亚洲主义”，日本侵华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的抗战
日军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以及日军对中国军民的烧杀淫掠等行径，实际上是要剥夺中国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以武力来反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是怎样通过武力反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呢，这是我们第二节要学习的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开始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宣言，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各地群众的反帝运动，集中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强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还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原东北军部分官兵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组织抗日救国军、义勇队，各界民众也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发展起来，后来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面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的“讨伐”，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规模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二、局部抗战与抗日救亡运动
1.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是抗日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集中农民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反共政策，主张全国应该一致对外。
2.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的合作
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和这部分抗日官兵的合作。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队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成为中共抗日战争的亲密战友，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松沪一带抗击日军，中共中央号召全国组织义勇军，并呼吁淞沪地区工人罢工以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作战。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派去了很多人到同盟军军中去工作，人数约有300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动了反蒋抗日的事变。此前，十九路军的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代表签订了《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多达几十万人。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1）“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面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2）八一宣言。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抛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一切力量为抗日救亡的而奋斗，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3）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4）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此时，蒋介石的对外、对内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联合蒋介石抗战呢？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的政权，掌握着国民党几百万的军队，联合蒋介石抗战，一方面可以增加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抗战的阻力。那么蒋介石不愿意抗战怎么办呢？中共中央就采取逼蒋的办法，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比喻“赶驴上山”，他说，驴子是不愿意上山的，那么怎么办呢？需要前面有人拉，后面有人推，中间还有人打，并且认为如果各方面一起来逼蒋介石，蒋介石是有可能来参加抗战的。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蒋介石仍然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仍然组织力量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发起新的“围剿”。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了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北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第一条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国民党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宋庆龄等许多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经过激烈的斗争，全会确立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并在会议的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这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1.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在乐山同蒋介石等人进行谈判。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8月25日，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1937年10月，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广东省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简称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下辖4个支队，共1.03万余人。改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因为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调停干涉等政策，开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第二，因为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队才能一致对外，无数将士的爱国热情得以激发，他们才能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
第三，因为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切爱国力量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结成反对外国侵略的滚滚洪流，为坚持抗日战争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族基础。
第四，因为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可以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这不仅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最后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如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日军队，分别担负起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任务，形成了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态势。全国各界民众，包括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的爱国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中间党派、少数民族、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到全民族抗战中来。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2.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到全民族抗战之中。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
“九一八”事变后就充当抗日先锋的工人阶级，抗战爆发后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保卫平津和上海的战斗中，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大批铁轨、枕木、钢板、麻袋等物品运往前线，协助部队构筑工事。平津、同蒲、正太三铁路的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成千上万人加入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决死队。太原各厂工人在中共的推动下，组织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拥有5000人的工卫旅，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井陉等煤矿工人组织的游击支队，有1300余人，一度攻入日伪井陉矿务局。沿海城市的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工业内迁的工作，为奠定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作出了贡献。
农民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支持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需人力、物力，都主要来自农民。1937年底至1938年间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山东十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和冀东20万人抗日大暴动，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平型关大捷后，参加抬伤员和运送战利品的农民达数千人。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民参加自卫军、民兵和游击队，直接参战。妇女、儿童也积极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各地农民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仅山西一个省，1939年有农民救国会会员达100多万人。
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群众救亡团体组成战地服务团、劳军团、看护队，分赴前线和医院开展服务、劳军和救护工作。学生们还组成募捐团和宣传队，募集抗日经费，进行抗日宣传。
工商界以很高的爱国热情参加抗日运动。抗战爆发前，上海商界已组成职业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淞沪抗战时，该会改称职业界救亡协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动员各商店以积极认购公债的行动支援抗战。全国各地商业界广泛开展了义卖捐献活动。沿海沿江城市的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保存企业的愿望，将他们的工厂迁入内地。至1941年，内迁厂矿约600家，总计机器和材料12万余吨。这对发展大后方经济，支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宗教界也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不少地区的佛教、回教界，成立了救亡会、救难协会等组织。上海地区的僧侣组织了伤员救护队。在武汉，千余名各地回教徒代表、千余名基督教徒分别举行反对侵略、拯救国难祈祷。天主教徒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西藏活佛发表《告蒙藏人士书》，甘肃佛教会发表通电，揭露日军违背佛教教义，进行烧杀抢掠和破坏佛寺的罪行。西藏喇嘛曾举行大规模的抗日祈祷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斗争。中国50多个民族，几乎全部直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东北的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少数民族，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一直同汉族人民一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从抗日义勇军到抗日联军，都有这些民族的儿女参与其中。有的抗联部队，朝鲜族战士几乎占有半数。满族人民的优秀代表关向应，同贺龙一起，领导了一二〇师和晋绥边区的斗争。蒙古族人民从1933年起就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10月共产党领导成立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大青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后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共同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回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组织了“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回民抗日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回民游击队、回民支队等回民抗日武装，在华北和西北有数十支，著名的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曾发展到2000余人，6年作战870余次，歼灭日伪军万余人。在广西，壮、毛南、仫佬各族同汉族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海南岛的黎、苗族组织有人民自卫军，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军侵占滇西后，当地白、傈僳、傣、景颇、佤、拉祜、阿昌、崩龙、汉各族人民共同奋起，抗击日本的侵略。各族数十万民工一起修建了工程浩大的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抗战和支持缅甸的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台湾高山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同汉族人民一道，继续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7年有枋寮高山族和汉族1300余人暴动，1938年初有雾社高山族暴动，1941年3月有台东高山族暴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共同成立了反帝联合会，开展了群众性的献金和募衣活动。他们用献金购买10架新疆号战斗机，开往抗日前线，把募集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和一大批药材，运往延安。青海各族人民捐献了大量银圆、羊皮和军粮。藏族人民也以各种方式支持了抗战。香港、澳门同胞也积极支援内地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更在内地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开展打游击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海外1000余万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宝贵贡献。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其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和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是规模最大的两个。在欧洲有“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各地华侨为抗战捐助了大量现金和物品。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文虎，一次捐法币200万元。陈嘉庚按月捐法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一次捐10万美元。在1939年，华侨捐款和汇款总计11亿元（其中捐款1亿多元），占当年国民政府军费18亿元的60%。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发行的30亿元公债中，海外华侨认购11亿元，占总额的1/3强。从抗战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在3000批以上。至1940年10月，共捐献飞机217架，战车27辆，救护车1000余辆，大米1万袋，药品、服装、鞋及其他用品总值约3.5亿元。华侨子女大批回国参军参战。仅粤籍华侨回国参战者就有4万余人。担任滇缅公路运输任务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有4000多人是华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3/4是华侨。不少归国华侨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各地华侨还开展了抵制日货、拒绝为日人做工、禁运军火去日本、举行反日大示威等活动，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扩展至全世界。华侨领袖还密切注视祖国抗战的发展形势，痛斥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举动。1938年10月底，陈嘉庚鉴于国民党对日妥协倾向的发展，在新加坡致电国民参政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议案，为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对国民党内的妥协分子是一个严重警告。
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全国上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高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启了中华民族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序幕。那么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表现如何呢，这是本节将要学习的内容。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
一是国民党是正面战场的主体，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组织了一系列大的战役。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此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的战役。
（1）忻口会战：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以8个师团共37万人的兵力，沿平绥、铜浦、平汉、津浦四条铁路大举进攻，重点是夺取山西的太原。卫立煌将集结在忻口的8个军共计10万多人，编成了三个集团军，进行抵抗，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敌之前后打击或者牵制日军。10月13日，忻口会战打响，战况是异常的激烈，敌我双方展开阵地争夺战，双方死伤惨重，日军消耗兵力两万多人，不能沿同蒲路直下太原，于是，日军改变计划，余部沿郑太路西进来进攻太原。10月下旬，日军突破了娘子关，兵锋直指太原，致使国民党忻口守军背腹受敌，被迫撤退。11月8日，太原失守。
（2）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调集了50多个师约70万的兵力，进行了著名的淞沪会战。会战开始的时候，日军打算用10天占领上海，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但在国民党守军的顽强抵抗之下，激战了3个多月，最后以死伤4万多人的代价才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南京。
（3）徐州会战：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打通津浦铁路，沟通南北战场，兵分两路夹击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组织徐州会战。此役日军先后投入的兵力是30万人，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的是45万人，会战期间，最为壮烈的是台儿庄战役，该战役从1938年3月24日开始，4月7日结束，历时半个月，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多人。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一个大胜利。但是时隔不久，日军便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国民党军事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的轻敌思想，致使敌军六路包围徐州，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正面阵地瓦解。5月19日，徐州失守。
（4）武汉会战：徐州失守后，武汉就成为日军的必夺之地。这是因为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军政大员蒋介石等人都留驻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成了战时的首都。日军占领武汉就可以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达到吞并全中国的目的，国民党军为了保卫武汉先后调集了120多个师，约100万人，沿大别山、鄱阳湖及长江两岸一带布防，以豫南、皖西、赣北为屏障，以鄂东为门户，在武汉外围纵横数百里集结防守。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12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历时4个多月的时间，是抗战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会战。
二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实行了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所属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1938年7月正式成立国民参政会，是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国民党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
三是对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国民党抗日派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的方式来灭亡中国的梦想。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北平南苑的战斗当中第二十九军的副军长佟麟阁，第二三一师的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忻口会战中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等爱国将领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第二营的官兵，奉命坚守四行仓库，吸引日军注意，掩护主力撤退，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国民党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之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丢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三百四十多个城市，使一亿多中国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呢？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亚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又做了长时期的侵华准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没有进行认真的备战，所以敌我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对比上，日军都占了较大的优势。主观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会危机到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地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身上，力量不足。第二，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军事当局没有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因此处处陷于防守、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几个大的会战失败，军事上的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消极的分兵把守，孤守一隅。由于兵力分散，又缺少强大的预备队，一旦被敌突破一道防线，就会引起全线动摇和崩溃。第三，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为己谋，在战斗中往往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能协同作战甚至相互倾轧，常常因援军不能及时赶到而贻误战机，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纪律松弛，内部腐败，部分高级将领畏敌如虎，毫无斗志。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当年1月16日第一次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调子，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予拒绝”。12月，近卫的第三次声明更明确表示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实现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甚至说：“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与日本诱降相呼应，英美也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重点对付欧洲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也希望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1938年底和1939年4月，英驻华大使卡尔两次由沪至渝，劝说中国与日本议和。同时，英美报纸大量散布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之说。1939年7月，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10月，英美大使一起到渝活动。上述背景，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妥协倾向日益严重，汪精卫集团甚至公开叛国投敌。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那么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实际上就是要放弃东北和华北，以此来换取日本的停止进攻，显然这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目标。因此，这标志着国民党由比较积极的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日本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若干战略性的打击，国民党军也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役，比如说南昌战役、随枣战役、枣宜战役、中条山战役、长沙会战、反攻宜昌战役等，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歼敌4千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这是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英国也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了配合英美两国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经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日军死伤5万多人。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百四十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殉国。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兵员为10万人，伤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或者失踪的。盟军伤亡及被俘约1.5万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了146座大小城市，6千多万人口和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溃败前夕回光返照式的挣扎。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虽然在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在这次抗战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中，日寇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之后，使得国军一溃千里，捣毁了数十个国军机场，占领了上百个城市，湘桂粤三省占当时大后方工业1/3的工厂也尽入敌手，打通了印度支那与华南的联系。这场战役，看上去日军达到了全部的作战目标，但事实上，日军兵力比战役之前更加分散，为中国人民的敌后抗战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美军此时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美国陆军航空兵拥有了更好的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使得占领中国机场的行动完全失去了意义；最讽刺的是，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到日寇投降的时候所谓大陆交通线也没能通车。
综上所说，这次战役虽然以日军取胜而告终，但大陆交通线作战在战略其实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豫湘桂战役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兵力损失极大，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因而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的结果。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正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
豫湘桂战役地图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1.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确信，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中国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因此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不同，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此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2.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938年春，在日本侵略者疯狂的进攻下，大批国土迅速沦陷，当时在国民党内有人说再战必亡，出现了亡国论。当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国民党的报纸又聒噪起来，说台儿庄战役是转折战，这一仗之后，日本就会很快地失败，说中国就会很快取得胜利。那么在广大民众当中，战争会怎么样发展下去？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一时之间，人们疑虑重重。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这个《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什么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根据。具体说来，战争双方具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样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认为，一方面，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那么强国和弱国的对比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速胜，批判了速胜论；另一方面，日本是一个小国，一个岛国，它的物质资源贫乏，它不可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再加上它发动的是侵略的战争，是退步的战争，是野蛮的战争，侵略战争在世界上是得不到各国人民支持的，是寡助的，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战争，进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在国际上是能够得到多方面帮助的。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了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说，中国不会亡。中国不能速胜，中国也不会亡。因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犹如一轮朝阳，拨开了人民心头的迷雾，一方面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就明确地告诉国人，我们要有胜利的信心，不要被日军的气势所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是能够战胜的；另一方面中国不能速胜，是持久战，这就告诉国人，我们一定要有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经过长时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个论断，还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才能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坚持抗战和取得抗战所必须坚持的抗战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中的纲领性的文献，也对全国的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