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各国政府信奉预算平衡的原则，认为政府欠债与个人欠债一样，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即使由于战争等原因有了财政赤字，也要尽快还上。
凯恩斯打破了这一原则。他认为，现在社会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不减少私人支出又增加总需求，政府就必须举债支出。为了打破人们对国债的恐惧心情，他列出了举债支出的三点理由。第一，政府是公民的代表，政府向公民借债，等于自己向自己借债，在性质上与私人债务完全不同。第二，借债是为了发展经济，通过举债支出刺激了有效需求，国民收入增加，税收增加，偿还债务也就有了保证，第三，政府债务以国家信誉为担保，不会引起债务危机。凯恩斯这一套为举债支出辩护的理论称为公债哲学。
公债哲学说得头头是道，但人们在这样做时还有所顾虑。战后各国政府已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仍没有大胆举债。50年代，美国采用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衰退时用扩张性政策有赤字，在繁荣时用紧缩性政策有盈余，以求得长期中收支平衡。在艾森豪威尔当政的8年中美国5年有赤字，3年有盈余，赤字最高时不过125亿美元。财政大体上是平衡的。
美国真正实践凯恩斯的公债哲学是在60年代。当时肯尼迪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和海勒的建议，打破害怕财政赤字的框框，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一方面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又减税。这时赤字迅速增长。到80年代里根上台时，他说，如果每张债券为1000美元，美国的国债摞在一起已有67英里。他声称要减少赤字。但他上台后大幅度减税，减少支出的计划又难以实现，到1983年年底，他把这一记录增加到100英里。只是90年代克林顿当政时期赤字才有所减少，并在1998～1999年财政年度实现了财政盈余1200亿美元。
现在美国有90%的经济学家承认财政政策（减税和增加支出）对低于充分就业的经济有重要的刺激效应。既要增加支出又要减税，当然必定有赤字。赤字财政只要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公共工程、教育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用途，对经济就有益。在短期中，当总需求不足引起衰退时，举债支出也有助于经济复苏。正基于这种原因，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反对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的要求实现每年财政预算平衡的平衡预算修正案。6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赤字大幅度增加是相关的。
但赤字财政也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有赤字就要为赤字筹资。政府所用的方法是发行债券。不过债券卖给不同的对象，筹资方法与影响也不同。如果卖给中央银行，称为货币筹资。政府把债券卖给中央银行，不用付息，不过中央银行可以把政府债券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卖给中央银行以外的部门，如商业银行、企业或个人，债券等于向这些部门借债的凭据。货币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政府要背上还本付息的包袱，国债会越来越大。现在美国国债总额已达每年GDP的45%左右，光利息也是一大笔不小的支出呢！这种方法称为债务筹资。
在现实中，政府交替使用货币筹资和债务筹资。如果赤字过大，政府最后只好求助于发行货币。因此，债务过大，货币量发行增加，最后难免要引起通货膨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议会财政支出剧增而税收有限，只好用货币筹资的方法，大量发行货币，以至于通货膨胀严重。英语有一个短语是“not worth a continental”，直译是“不值一个大陆美元”，意译是“一文不值”，就是这时出现的。形容严重通货膨胀下货币已不值钱了。现在发生超速通货膨胀的国家，从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到欧洲的南斯拉夫，都是由于财政赤字极其严重，不得不发行货币所引起的。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时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美国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与60年代的财政赤字也不无关系。
当然，在财政赤字不十分严重，中央银行又能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情况下，赤字不一定引起通货膨胀加剧。但赤字还有其他危害。从长期来看，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相关，投资增加引起的资本积累是增长的源泉之一。投资来源于储蓄，所以，高储蓄与高增长率相关。日本等亚洲国家增长率高的原因之一是储蓄率高。一国的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公共储蓄就是政府财政盈余。赤字增加必然减少国民储蓄，从而对一国的长期增长不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70年代生产率增长率放慢与美国赤字增加、国民储蓄率下降是相关的。
当然，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储蓄不足，为投资筹资可以引进外资，从国外借债，或出卖自己的资产。但这又会引起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减少国内储蓄，引起国际收支赤字。所以，经济学家把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称为“孪生赤字”，形容它们像孪生兄弟一样同时出现。70年代是美国的孪生赤字出现的时代。这对孪生赤字到现在也没有消除。
正与一切事物一样，财政赤字也是有利有弊。但严重的赤字总对经济不利。60年代曾在美国鼓吹赤字财政政策的经济学家托宾80年代曾告诫中国同行，不要一味用赤字财政刺激经济。这话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