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少皆以经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编修，进至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以过降级，复为编修。先生初为诸城刘文正公所知，以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金坛于文襄公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未几，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先生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绝色，于义理、事物、形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着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是时皆年二十余，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极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当其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同上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岩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
【鉴赏】
朱筠与姚鼐为师友，姚鼐也正是由于清廷采纳朱筠等人的提议开四库全书馆，而于乾隆三十八年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在馆将近两年，与朱筠交往颇深。本文就是姚鼐为朱筠撰写的一篇传记文。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依传记文体例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这一部分又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朱筠的生平，包括他的名字、籍贯和仕历。第二段叙述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的事迹。这是朱筠的生平大事，姚鼐对此却并不浓墨重彩地加以铺叙，而是选择典型事例，写他和刘文正公、于文襄公两人的交往，从而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刘文正公是当朝大官，朱筠早年又得其赏识，按理说朱筠对刘应该是言听计从、唯马首是瞻的。然而当刘反对朱筠开四库馆的建议时，朱筠并不畏缩退让，而是据理力争，在于文襄公等的支持下，终于使清廷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于文襄公是朱筠的上司，又支持过朱筠，对朱筠很器重。按理说朱筠对他应该是充满感激之情的。然而朱筠并不奉承上司，不但不去拜访晋见，还时常以公事与于公相顶撞，而使于公“大憾”。突然插进乾隆皇帝“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一事，并言朱筠“以是获安”。这是文中颇有深意的一笔，由此可以想见朱筠与于公在馆中相顶撞之激烈程度。
通过朱筠这两件迥异于官场俗吏的行事，写出了一位不阿私情的耿介之士的形象。在混浊的封建官场中，这样的耿介之士是很难得的。
这一段是写朱筠在朝为宦的事迹，紧接一段则写他与亲朋友生的交往。这两段以对照的手法，一写外一写内，充分表现出人物外刚内柔的个性。接着笔锋一转，引出陈伯思来作映衬。
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不随流俗之人。作者写朱筠处处以陈伯思来陪说，写伯思即是在衬托朱筠，交互映发，随后以痛惜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逝而感叹。至此笔锋又一转，回想起朱筠当年在安徽和福建饮酒赋诗游山水的情景。全文于此戛然而止，意韵无穷，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朱筠的缅怀之情。
姚鼐的传记文，继承了桐城派奠基人方苞所谓“常事不书”的原则，文风显得纡徐深婉，一唱三叹，耐人寻味。这篇传记，结构谨严，叙事简洁，不仅勾勒出传主的生平事迹，而且刻画出传主的性格特点，从中正可领略到其文的“神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