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所谓的“时尚社会”里的人们，已经将外表的特征看作是衡量品德的唯一标准了。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富有的人，或者看上去像富有的人不仅被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人，而且还被认为是具有高尚情操、美德的人；而对于那些穷人，或者看上去很穷的人则被认为是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欲望的人。等级制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卑劣的制度：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原本属于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但由于遭遇不幸或者家族的破灭，而被这种制度无情地抛到自食其力的穷人的行列中。她靠自己的双手，勤奋、努力、抗争，终于她获得了真正属于她的财富和地位。虽然这个时期她已经拥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但是她丢掉了这个地位，依靠自己的决心——人类思想中最有进取性的想法——去过一种真正快乐的生活。圈子里的人认为她的做法是有失身份的，而且是令人轻蔑、鄙视的。对于那些深受时尚影响长大的人，宁可忍受这个赤贫的生活，也不愿意失去她们在阶级和等级上所获得的承认！
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妇女和男人们，饱受这种思想的毒害，因此他们能够一道支撑这个奢侈的社会是不足为奇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妇女都不会像英国妇女那样，对衣服、饰品等其他的奢侈品大动肝火。现代社会上的腐朽、奢侈、沦落现象可以同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社会的腐化、堕落同日而语。追求时尚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堕落。对妇女们的评价不再是看她们是谁，而是看她们衣着什么衣服。华丽的服装，妖艳的面容，她们纯朴的美被这个伪装的面具遮掩了。沃兹沃斯曾描述过什么是“天资高雅的完美女郎”。但是现在你还能找到完美的女人吗？我们不能到那些只知道参加聚会，穿着臃肿的外衣——其实它只是堆积的布片——的生物中去找，因为她们的头发是假的，肤色是假的，就连眉毛也是假的。从头到脚没有一件东西是真的。虽然大自然造就了她们，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养她们，她们那种东施效颦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讨厌，无法忍受。
奢侈——这个可怕的魔鬼，并不只停留在有钱人的阶级里，有时它还会来到那些仅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中间。他们也同样追求华丽的外表和别人的尊敬。他们花的钱比挣的要多得多。他们虚荣地跑到城郊住在一个华而不实的别墅里，并且定期举行“家庭舞会”。他们还必须到剧院去看戏。他们会把刚挣到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花掉，甚至有的时候会超前花掉。这些人没有积累财富的习惯，如果丈夫不幸去世，他不仅不会为他的妻子留下什么，而且还会使妻子、孩子陷入极端的贫穷之中。在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本应该为了妻儿的将来把通过做苦工挣来的钱存下来的，但是他把钱都花在了“面子”上；假如他在死后能留下几镑钱的话，他的妻儿就会用这点钱给这位不知道节俭的丈夫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
有一位丈夫问他的妻子：“你为那件衣服付钱了吗？”妻子十分轻松地回答道：“还没有。”丈夫气愤地说：“那么你是想让别人付款而你消费啦。”其实在丈夫不知道和不同意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女人认为因为买衣服而借债是正当的做法。但是如果她们这样做了，那么是布料商在出钱供她们衣服穿。这种情况会使她们的丈夫觉得自己好像掉进水里而挣扎着仰起头自救那样恐怖。它促使丈夫反对妻子并且厌恶她的奢侈。就这样，丈夫的收入被妻子稀里糊涂的花掉了。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对于那些丈夫和妻子共同挥霍浪费的家庭尤其如此。
对于那些经常将自己带入债务之中，或者通常纵容自己的妻子去借债的人来说，他们慷慨地将自己自由的权利给予了别人，并且完全由别人控制。他们几乎不敢冒险去直视债主的脸。急促的几下敲门声都会把他们吓坏，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邮差送来了律师要求他们还债的信件。最后，他们被驱赶得没有退路，走上了欺骗、谎言的道路上，因为“谎言寄生于债务之上”。
为奢侈、虚伪、享受而负债累累是一种多么不理智的行为呀！我们买了一件精美的物品——虽然比我们所能负担得起的价位的物品要好很多，但是我们却因此要用未来的6至12个月的努力来偿还这笔贷款！事实上这是店主预先设计好的圈套，而我们却欣然中计。我们缺乏依靠自己生活的骨气，而必须依靠别人才能过活。罗马人把他们的仆役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我们不妨以同样的方式、眼光把那些狡诈的店主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利用赊账，诱惑的方式，使妇女们购买店里最好的衣服，把那些希望过正常生活的男人的妻子诱骗到债网里，然后狮子大开口，开出不实的账单。让人们感到无助、悲哀，并且对生活彻底地失去信心。
纽曼是一位资深的教授，他提出了一项很有实践价值的建议。他说：“我衷心地希望，店主对顾客的赊账在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后，法律将宣布他们不再具有收回账目的权利。这样店主就不会再向外赊账了，除非是他们非常熟悉，并且确定是能够依靠节俭还账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降到用现金就能买卖的水平。借贷的恶习也会渐渐地消失。往日那种由于债主有太多迟迟不还债的人，而故意提高商品价格，把损失转移到其他的顾客身上的念头将会马上完蛋。店主们将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诱骗顾客，为他们设下陷阱了。但是他们的那种小心翼翼已经将成千上万的人的幸福毁灭了。”
有一句祷告词，可以很好地体现人类宝贵的经验，那就是：“上帝不允许我们轻易地陷入诱惑。”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能够抵制诱惑。在与诱惑的抗争中，人们原有的毅力将会被彻底粉碎。那些贪婪地盯着老板钱财的职员或者助手迟早会把老板的钱贪污掉，占为己有。当他一旦克服了恐惧感并增强了对金钱的奢望时，他就会这样去做。因此，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是由成千上万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所形成的习惯决定的。
人们由于陷入债务而变得不诚实。至于欠下了什么债务，倒是无所谓的。无非是打赌输掉的、玩纸牌欠下的，或者是赊的帽子商或者布料商的账。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以及靠诚实的工作挣钱养家的人，也往往会由于奢侈而堕落下去。有的人为了拥有体面的外表变得奢侈、虚伪；有的人因为打赌或者赌博掉了所有的钱；有的人因为做了投机倒把的生意而受到惩罚；还有的人因为行为放荡而自甘堕落。
对于那些年轻人是如何从正直走上堕落、邪恶、犯罪的道路上的，我曾对此进行细致地研究，并且最终得到了深刻地认识。有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名字伪造成了另一个职员的名字，为的就是能够从那个人身上得到一笔钱，来偿还自己在公共娱乐场欠下的债。这个罪犯原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富于理想、充满智慧、广结人缘，并且娶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年轻的姑娘。但是他最终爱上的是喝酒和打牌。他忘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妻子、儿女。最后，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判处7年监禁。
还有一个案例，罪犯曾是一位退休部长的儿子。有一次，他盗取了政府机关的一些珍贵资料，将它们卖了个好价钱。事后，他潜逃出境，成为一个被追踪的通缉犯。在澳大利亚的南安普顿有人发现了他的行踪。为了寻找他，警察将这个半岛和东斯帝莫地区翻了个遍，但是仍然没有发现这个嫌疑犯。过了一段时间，在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发现被他开除过的一个家伙又从都柏林回到了银行。警方经过周密的部署，最终在一个最底层的小公司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回了伦敦。经过审讯，他被判监禁，时间长达一年。
还有一个关于上流社会犯罪的例子。这个罪犯曾在一家铁路公司占据高位——他的地位高到被提升为瑞典皇家铁路公司的经理。他属于那种为了面子而宁愿把诚实、道德和美德等做人的基本理念统统抛在一边的为数众多的人。他像那些虚伪的人一样，深深地陷入债网而不能自拔，于是他也渐渐地变得不诚实，甚至堕落地变成了职业盗贼的同伙。他将自己掌管的办公室的一把钥匙偷偷地制成了样品，交给了一个有名的匪徒——他的盗贼朋友。这把钥匙是用来打开那个专门放在从伦敦到巴黎的火车上，盛放金银的坚固的保险箱的。这个钥匙样被盗贼制成了蜡模，然后复制出了一把真正铁质的钥匙。 因为有了这把钥匙，“黄金大盗”才屡试不爽。但是法律的力量是无边的，没过多长时间，这个盗贼就被绳之以法，带上冰冷的手铐。那个玩忽职守、轻易“赠送”盗贼钥匙的人——瑞典皇家铁路公司的经理，一个外表堂堂的人——已经被逮捕、审判并且被宣判流放他乡了。
后来成为钮盖特监狱牧师的约翰·戴维斯，发表了如下言论，他对于年轻人犯罪的原因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理解：
“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位海军军官的儿子。作为一名军官，他的父亲可以说尽职尽责地效力于国家的海上事业，可惜英年早逝，他的妻子成为了寡妇。令这位妻子欣慰的是她的勤奋聪明的儿子被政府部门录用了，拥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他的薪水如数交给母亲，他为能够帮助母亲，贴补家用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这位母亲还有两个女儿，她们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母亲微薄的养老金和儿子给她的工资使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过得很愉快。可是这个年轻人却出人意料地喜欢上了漂亮的服装。应该说他既没有顽强的意志力，也看不到纯洁、善良、真诚的心灵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他虽然以帮助母亲和妹妹为快乐，但是当他一想到自己的衣着比他的同事的要差很多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他的衣服的确比其他人的衣服要破旧一点，但是这就像士兵执行任务归来时衣服上有些脏点一样，是再所难免的。并且这些脏点也说明了他是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有任何污迹的话，反而说明他任务完成的很马虎。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这么想。他竟然为自己干净，并且露出崭新光泽的外衣而感到烦恼，因为他想穿得更体面、时尚、漂亮一些。终于有一天，他向做流行服装的裁缝订购了一套漂亮、笔挺的西装，但是这也就埋下了一棵罪恶的种子。年轻人的外表看上去真的气派非凡，但是这种虚伪的外表给他带来的只是短暂的荣耀。因为欠服装店老板的债是必须要还的，他一次又一次地被逼还钱。为了摆脱债主的纠缠，他竟偷拿了别人的一个装有10英镑支票的信封。他把支票付给了服装店老板，但是丢支票的人对这张支票很了解。 他们便追踪到了那家服装店，并从这里知道了有可能并有机会偷窃支票的人是谁。很快这个年轻人被抓住并判刑流放了。他潇洒一时的外表换来的却是犯罪。如果他还穿着原来的那件代表着诚实劳动的旧衣服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结局。这仅仅是一件愚蠢地迷恋衣着的事例之一，而现在正有无数个青年男女做着相同的傻事。”
查尔斯·纳皮尔爵士是一个军队的司令官，在他离开印度的时候，他谴责了军队中的一些军官，因为他们只知道借债却没有要偿还的想法或行动。纳皮尔司令官发现每天他都要面对许多关于军官欠债不还发出的抱怨。他还发现有一些很会经营，并且很勤奋的商人因为向外借债但收不回钱而遭到破产。纳皮尔司令官严厉地谴责了军官们这种日益嚣张的恶行，但它已经成为堕落的绅士品格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令人羞耻的罪恶，成为那些按以下原则做事的人的信条：“和无耻的人混在一起，和那些颇具骗人技巧的家伙以及道德败坏的团伙狼狈为奸。”他强烈地要求军官们恪守职责，摒弃一切奢侈浪费的恶习，并且在消费观念上严格把关，真正了解“喝不花钱的香槟、啤酒，以及骑不花钱的马都是作为一个绅士所招人鄙视，卑贱的行为。”
印度的这些年轻“绅士”的奢侈行为，只是我们国内一些年轻“绅士”的奢侈行为的影子而已。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被揭露行为十分奢侈，他们却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本应该教育他们如何做人的学校。这些不争气的孩子把他们家长对他们的期望毁掉了，家长把儿子送去读书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学者，但孩子却只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受世俗社会欢迎的“绅士”。成为一个绅士，在今天来说，就是成为一个赌徒、一个赛马手、一个纸牌玩家、一个猎手、一个花花公子或者是和他们共同取乐的人。“绅士”的生活节奏快，花钱快，喝酒快，所以死的也就很快。昔日的“绅士”蜕变成了今天的“假绅士”和“快速”的人。“绅士”是厚颜无耻的人，当他一旦被雇佣后，他所表现出来的懒惰和奢侈的恶习比那些真才实学、品德高尚、勤劳刻苦的品德要多得多。哪怕是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也对欠债毫无羞耻感；不讲道德的风气弥漫着整个社会。人们对衣食的追求、欲望膨胀起来，尽管他们还没有能力满足更高级的饮食所需的收入水平，然而，人们依然大吃大喝，不放弃奢侈享乐。留下的只是像大石头那样压在他们背上的巨额债务。一旦养成了奢侈的恶习，就很难戒掉。人们很轻易地借债，却丝毫不去考虑该如何还债，这种思想与行为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并且在社会的中上等阶层日益蔓延、扩大。道德的声音沉寂消失了，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起来。
对于那些能够抑制自己欲望的人来说，面对负担不起的消费应当采取最保险的措施，即不要写欠条，千万不能借债；万一欠了债，就要尽快还清。一个欠债的人将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他将受控于那些往外赊账的商人；他也是律师所要找的对象，是债主的掌中之物，而且街坊邻居谈论的丑闻中一定有他的事迹。他是自己房里的奴隶；他的道德品质败坏而且残缺，即便是他的亲戚、族人——虽然有着亲缘关系，也会看不起他，不愿接近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