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他心中有佛，所以到处散发着佛家的光芒。1946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昆明发生了两桩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7月12日，民盟成员著名的文化人李公朴被刺而死。紧接着7月15日，民盟成员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刺身亡。此事发生，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舆论，皆为之震惊！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公开露出杀人的面孔，咄咄逼人，谁敢为民主、正义再呐喊，那就请看李、闻的下场罢！在这满天乌云的笼罩下，中国的天空又出现一道佛光，梁漱溟来矣！7月18日，他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对李、闻事件发表谈话。他非常坚定地向世人宣告说：“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义正词严地喝斥道：“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着。”紧接着说道：“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在那暗无天日的特务政治制度下，谁敢站在舆论的面前，公然指责特务的罪行，又有哪个敢于拍拍自己的胸膛大声疾呼：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这种气魄，这种胆识，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力量来自何方？联系到他的历史，就梁漱溟来说，是来自他虔诚的、不舍众生的佛家思想和信仰。我们只有作出如此解释，方合于他的思想实际。
（五）“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梁漱溟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由四川前往北京。3月10日，毛、周访问苏联回来，12日，毛约梁会晤于中南海。见面寒暄后，毛征求梁的意见，说道：“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罢？”梁稍作迟疑后，回答说：“还是把我留在政府外边好吗？”二人一问一答，其结果皆出彼此意料之外，未免有些尴尬。好一个不受抬举的梁漱溟，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他却满不在乎。从这件事，我们也可看出梁之超凡脱俗的心态，对于世间名利地位，是不以为意的。其后，他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参加国家的议政工作。
1953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并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后进行讨论。他在大会议上发言，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其中就谈到他所关心的农民问题。他说：“过去将近三十年的革命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从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并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近年工人生活提高而农民生活依然很苦。”又说：‘建国运动而忽略或遗漏了农民--他们是全国人民的绝大部分--怕不相宜，希望政府注意。”在谈这问题时，他还打比喻说：“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形容差别很大。但万没想到领导却认为这些话有问题，破坏工农联盟，因此受到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判。毛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很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罢。”
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讯号。之后召开大会进行批判。周恩来总理作长篇发言，追述往事，说他“一贯反动”。毛泽东主席插话，说他是“伪君子”，“以笔杀人”等。梁认为受冤，次日登台发言，气势很盛，他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立刻厉言说道：“告诉你，我没有雅量！”于是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把梁漱溟拉下台。梁不能发言，只得下台归座。经过这次事件后，梁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在家进行反省，写检查，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内心深处的佛家思想和精神：一是不舍众生，一心一意想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二是临危不惧。从中可看出佛家的大无畏，勇敢牺牲的精神。这种场面，恐怕非一般孔孟之徒能应付得了的。
梁漱溟自从1953年“犯错误”后，虽没有受到行政处分，但一直以反面教员的角色而受到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当时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各地“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又被横扫了。他在“日记”有记录。他说：“8月24日，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作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这是被红卫兵第一次斗争的情况。之后还有，在“日记”中皆有其记录。这样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任何人都是没想象到的；梁漱溟也是一样。作为一位对社会、对众生忠心耿耿、诚心诚意、不辞劳苦而努力奋斗的人，受此虐待，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比如，老舍先生就忍受不了，当天被斗后，就投湖自尽了。这消息传到梁的耳朵里，他即往太平湖去吊唁这位人民的作家。人们要问，梁漱溟性格这么倔强，怎么能忍人之不能忍呢？这问题我们可从他的“日记”中得到答案，请看如下的记载：
9月14日记云：“早四时醒来，忽悟口称佛号在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昏昧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六般若波罗密：布施、精进、忍辱、戒、定、慧，当时念之。”是日似未记完。
16日又记云：“早起扫街，在院内活动身体，补记边日所为偈语如下：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施舍一切无所吝，亦无所施能施者，此是布施波罗密。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嗔心不起能忍辱，亦无所忍与能忍，此是忍辱波罗密。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精进不懈于修持，而实精进不可得，此是精进波罗密。”
从上所记，可看出他在大难临头时，靠的是什么力量和精神来克服困难的。显然可见，还是佛家思想和精神，因而能临危不惧，心境处之泰然。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四人帮”掌握领导权，呼风唤雨，闹得天下不得安宁，谁敢不听从号令，就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只有梁漱溟敢站出来，坚持真理，不畏惧强权淫威，顶住这股逆流。这是多么大的力量，没有破除“我执”的修养，是难以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到了后期，特别是到了1976年，梁的佛家真面目日益显露出来了。这可从他的“日记”中得到证明。现略记录如下：
1976年7月2日《日记》云：早起写致吴古玉信，嘱其念佛。
7月17日记云：棻（梁妻）学佛，嘱诵金经，略为解释。
1977年6月7日《日记》云：阅佛书，终未写稿。
8月4日记云：写随笔稿一段。看佛典就睡。
1978年7月3日《日记》云：走路不少，洗足休息，未忘念佛。
12月28日记云：终日无人来，诵经如例。
1979年1月3日《日记》云：阅《解深密经》。睡前诵经如例。29日，晚间涌心经就睡。
这年9月7日，其妻病故，当天日记如下：“回家午饭，中国新闻社陈鸣来访甚久，多所纪录。客去後视病妻则将气绝，急为穿衣裹身，同时电促恕儿夫妇来料理一切。”“约次日来发丧。愚就寝为棻回向，诵地藏经，不欲睡，卒亦小睡而后醒。”
同月21日，外籍华裔有一位“冯永明女士（40岁）从伦敦经香港来京看我，谈甚久，有皈依佛法之意志。”据其年谱云：“冯访先生于家中，谈佛法。冯四旬年纪，未婚，有意出家，先生大赞成之，并说‘女士于佛法似非浮慕浅尝’。”
从以上《日记》中所记之佛事，足以看得出梁漱溟到了晚年，在不知不觉，或有意无意中，将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佛家思想，无所顾忌地流露出来了。过去还要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可能认为，从“五四”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儒家文化和孔子地位费尽心力，然而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其势也不可挽回，干脆还是行“方便”之门，回到儒家的位置来，听其自然之发展罢！也可能认为自己维护儒家孔子的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到自己原来的佛家地位。这两种思想可能都在不同的情况和时间内出现过。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本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位佛家了（那是在1986年，梁著《东方文化概观》一书出版时，他在其中一篇文章，即《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一条注文里说：“我与熊（十力）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比，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这是梁先生首次向外界公开自己的学术身份。前此有过类似的表示，如对来访者说过一些，但未见于报刊书籍。这个表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接着第二年，即1987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梁先生以特约研究员身份应邀出席。当日他兴致勃勃地第一个到会，并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讲话时，宣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随即交出一篇论文。当时与会者都认为是件奇事。以上是赵朴初所记，后来赵写成文章，并作诗一首，公诸于众，题为《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鳅》。诗云：
梁老有以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温。向不妄言但率真，是非功过公诸人。昔年佛会邀众宾，翁先到席发高论：我乃瞿昙弟子，达摩之裔孙，前身是一禅宗僧，三生信有去来今。语罢出示一卷文，言简义赅大小乘。读者莫不叹其条达而深，出自九十四岁老人至诚。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不及斯年翁遂行。世人于翁多评述，独此一事知者无多人，吾今记之告后昆。
关於梁漱溟是否是一个佛教徒及其思想的发展经过，根据我们从其生平事迹，及各个时期的著作中所收集到的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的结论是：梁漱溟先生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佛家的身份和思想，参与社会和教学活动。他是一个最虔诚、最真实、最慈悲、最勇敢的佛教徒。正因为他信佛最真、最诚，故能一生忠于佛旨：破除“我法二执”与“不忘众生”。当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面临存亡之时，他勇于站出来，本着佛家“慈悲喜舍”的教导，以儒家的面貌出现，来帮助儒生抵挡西方文化的袭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由此可见，他之转入儒家，是有其客观形势的需要和佛家思想作基础的。正因为他不是儒家学者，而是佛家学者，所以他对孔子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与众不同。正因为他用佛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故得出结论是与佛家教义相通的。由于有这条相通的路，所以他能从中来去自由，先前20年代，他宣称自己是儒家；到晚年70年代，他又自称是佛家。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佛家。不过有时行佛家“方便”之门，而以儒家的面目出现罢了，但其灵魂还是佛家的。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历史事迹中得到证明。
在序言里，我们指出，美国学者艾恺先生在其《梁漱溟传》的副题中，称梁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儒家”，这种提法既不合乎事实，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认为艾恺之所以有如是之判断，是根据过去一般学者对梁的看法，认为他是儒家学者，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时代不同了，情况有所发展，新的资料不断出现。在这情形下，既然是写传，要全面评论一个人物，就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还其传主本来之面目。这样的传，才能使人物真实地重现于读者眼前。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该书做得不够。梁先生也认为该书“未佳”。
再者，该书认定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儒家”。这“最后”两个字，用得恐怕也不合乎逻辑罢？中国儒家有二千多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到而今，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人口有近十二亿之多，目前正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文化，儒学是代表，因此儒家也正在向前发展，怎能说梁是“最后的一个儒家”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写这篇文章，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不过是一个初浅的探索，希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