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练拳、学佛书，旨在改进睡眠的过程中，梁漱溟从佛法的教诲，联系自己的心境，使自己减少烦恼，逐步趋向平静。如其1956年5月27日日记说：“众生为无始业力习气所缠绕笼罩……解缚之道只有一味平淡，减业减习而不增。耐烦而不用力，精进而不急，平淡而不玩乎……一切平淡，气息自然沉静。心不离息，息静则心静。心静，息愈沉细。”6月2日日记写道：“二是有，不二是非有。一切想皆为二，一切二皆是有，一切皆有生平。有生死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诸想空者为不二，诸不二者皆是非有。诸非有皆无生死。无生死者便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6月23日日记写道：“‘清净心’是一句空话，贪、嗔、痴皆非清净心，一切有所得心皆非清净心。”8月17日日记说：“检阅1953年1月12日日记深有所省，兼悟东西学术之异。前者自叹为学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今者将用力于平淡乎？”
希望自己平淡、平静，又深感“为学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这便是梁漱溟此时的心境。事实上，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希望自己有“用力处”。同年12月26日日记写道：“渊以胡乔木报告‘八大’一长（篇）讲（话）见示，分析国内形势及今后经济政治政策方针甚明朗，对于领导只有叹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梁漱溟非常赞赏《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报告中提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梁漱溟非常赞赏：“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认为“八大”决议正确地总结了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从事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少年非常熟悉。梁漱溟时年六十多岁，他也爱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并利用去海拉尔休假的机会重读此书，写了一篇读后文章。1955年10月21日，卓娅和舒拉的妈妈柳·季·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曾来中国访问，应邀多次为部队战士和学生作报告，回忆她抚育这两个孩子和他们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秀品质。
梁漱溟文章认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所以亲切感人，是由于其母亲来写，“由是而知其子忠列固自有本有素，非发见乎一朝。正为其琐细逼真而临文无枝蔓，无冗赘，不意存说教，乃所以感人者弥深也。呜呼！此母固不凡矣！慈爱、孝友、忠贞自昔中国人好言之，而如此之文犹不多见，吾是以不能不深深叹美之也。”
坦诚正直、严于律己是卓娅少年时代优良品质的体现，如书中记述卓娅如果不了解的事情，她就说不了解；可是舒拉自尊心较强，很难说出“我不知道”这句话。梁漱溟认为：卓娅的表现，正如中国古人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句话。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着他说：“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
梁漱溟在文中，引了卓娅的日记三则：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契诃夫）。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萨勒）！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高尔基）。
梁漱溟认为，这些日记中的文句，有的词意所指尚难确知，我们引证这些只为指证卓娅常常有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亦有中国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梁漱溟还援引了卓娅的四次事件来说明其意志坚强：1．在白棍儿的游戏上暗自坚持练习以至成功。2．与女友打赌，风雨黑夜独自穿过大公园之森林。3．代数题算不好，坚持算至天明，自己解决。4．担任扫盲工作，无论如何不肯缺一次课。梁的结论是：以我浅测，此固生质之美，要亦禀赋有所偏至。其卒以壮烈毕命，亦是其命则然也。但它却是与不粗率不浅露有关联，亦与前述她时时在勖勉自己是相联的。
梁还认为：卓娅舒拉二人之成就与其父母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指卓娅之父）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是在每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时候是怎样，在欢欣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模仿你的（见原书《夜晚》一节）。
1956年，梁漱溟随同政协委员到甘肃视察约五十天时间，到兰州视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到榆中县、皋兰县视察了农业合作化。
在政协学习会上，梁漱溟谈了此次视察的观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是稳步前进的……农业方面呢，进展得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
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京召集少数知名人士座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梁应邀出席并讲了话，表示了赞成意见。他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以对方为重。”他的议论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周总理在总结时，特别强调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要‘互以对方为重’。”后来，梁漱溟在回忆起这桩事时，若有所思地说：“当时，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周总理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后来成了‘右派’。”接着梁又说：“我犯错误早，问题已经过去，我又没什么‘右派’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因为我同意将广西改为自治区，总理说广西人不了解情况，要我回去宣传需要改的理由。”后来，梁受周总理委托与陈迩冬、陈北生、载涛同行，先后到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与各界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自治区成立而作出贡献。
中共八大闭幕后，梁漱溟最关心的是尽快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但1957年首先开始的确是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梁漱溟注意到，批评者（包括民盟的成员和领导者）绝大部分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的弊病，而真正关系到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并不多。加之1953年的事记忆犹新，梁决定从一开始便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虽然会上、报上的鸣放言论不断增加，梁却态度坚决，不说话，也不提意见；他婉言谢绝了登门采访的新闻记者，不发一言。但他仍未料到从鸣放到“反右派”斗争的变化之快，声势之猛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梁漱溟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等成了“大右派”。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中，民盟成员有3378人（占民盟盟员的10%，超过5%的平均概率）。
诚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对于“反右派”斗争，梁漱溟是想不通的，特别是他的一些老朋友被打成“右派”，使他颇为震惊。对于“右派”的称呼，梁漱溟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法律意义上的罪名，但却可以给人定罪，会导致很强的随意性。1958年梁在一篇检讨中，曾为某某人被定为“右派”鸣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止的。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