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方法论：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与学科内的比较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在研究方法上也具颇具特色，这点首先体现在著作采取了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较为宏阔的学术背景下考察自由主义文学这一特殊对象。这一视角借鉴了多学科的交叉优势，并对其加以融化和吸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思想史、文化史的背景一方面能够丰富著作的内容，增加了论证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在这一交叉视野中，也更能凸显出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比如，在对自由主义文学进行阶段性分期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就注意到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同时，著作也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远离意识形态的特殊的精神创造物的特殊价值，“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挫折，也包含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挫折；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学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文学实践的较高成就，向人们昭示：它留给文学史的不仅仅是教训，还有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和启示。”（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页。）其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方法论上的一大特点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如在论述自由主义文学的诗歌创作成就时，作者不无得意地写道：“就不同文体而言，新诗坛是自由主义诗人最值得夸耀的领域。如果我们前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坛大致可分为五大作家阵营的概括可以成立的话，便不难看出自由派诗人在诗坛上的分量。‘鸳鸯蝴蝶派’作家忙于编故事、造惊奇，了无诗性；国民党右翼文学培养不出一个像样的诗人；左翼诗歌运动轰轰烈烈，创作了不少震撼人心、鼓励民众的诗篇，但其认识教育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对诗艺技巧的丰富贡献不大，且有不少应急应时的粗糙之作；民主主义诗人中，朱自清略嫌平实、冰心则嫌清浅。他们的启蒙意识决定了其诗歌创作中的重写实倾向，而新诗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诗艺与写实的关系，只有艾青等少数几个诗人在这方面作过较有益的探索，由于没有处理好指导人生与经营诗艺的关系，缺乏写诗的方位感；而在所有文学门类中，诗是最纯粹最精致的，惟其如此，追求艺术独立性和自身价值的自由主义诗人找到了最佳用武之地。首倡新诗者，是自由主义者（胡适），充实提高新诗品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集大成者，是自由主义者（九叶诗人）。”（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6页。）著作这番对中国现代诗坛的集体亮晒，确实“威力”不小。另外，在辨析各时段中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些关键性特征及其他新文学思潮文学阵营的关系、对中国自由主义作家创作心态等相关论析中亦随处可见作者比较方法的痕迹。
无论是文学社会学的视野还是比较研究的方法，都体现了著作睿智的学术思路。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学界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一直表现谨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凭借果敢的学术勇气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当透彻明亮的论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自由”品格。
3.王又平著《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
新时期以来，文学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彼时的中国文学界一片热闹景象，文学领域思潮如涌，此起彼伏，其中又以小说创作潮流表现最为明显。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一书，着重选取了几次有代表性的小说创作潮流，从中西文论大的理论背景出发，对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新的理解。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经历了文革长时间的封闭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一次看到与西方的差距，并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能弥补回来，由此掀起新一轮学习西方的高潮。此一时期文学思潮思想和理论密度之大，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短短数年时间，中国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将西方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实践了一遍，其规模和力度是空前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仅以小说创作潮流为切入点，对西方理论背景逐一梳理。
如浪漫主义，人们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术语。一种是创作方法，即在“主观／客观”、“理想／现实”、“自我／社会”、“表现／再现”等二项式中倾向于前者的创作方法；另一种是艺术表现手法，即营造浓厚的抒情氛围、发挥神奇的想象、编造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最后一种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反历史’的精神冲动”，“浪漫主义的精神冲动是以‘返回’为特征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以浪漫主义的三大母题为例，具体分析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三种返回意向：一是“返回青春”，“这类作品开始表现出对于‘文革’时代的超时距观照，因而作家们在‘返回青春’中能够从极为荒诞和虚幻的现实中，发现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富于启示性和永恒性的精神能量”（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9页。）。二是“返回故土”，通过“净化、诗化和理想化”的书写来追念那些失去而能使他们感到亲切满足的东西，“如自然的清新、身心的自由、人伦的温馨、道德的纯朴等等”（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13页。）。三是“返回传统”，即返回“传统的精神价值和传统的审美经验”。“寻根文学”虽然在艺术观念和技巧方面吸收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它的倡导者“面向文化求解”本身就包含了“返回传统”的意向。作者对浪漫主义提炼出“向后看”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现象的阐释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有了新的变化，一些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学说开始进入中国，如后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学、后殖民主义等等。《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注意到这一特点，着重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等理论在中国的生长状况。《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所引进和吸收的这些新的理论并能成功运用于中国的创作实践当中，这些和中国当时大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也和新时期作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关。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人们关心的重点业已发生转变，“后新潮小说对传统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秩序从根本上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否认既存世界及其文化成规的任何合理性，其中包括新潮小说所认同的合理性与人文理想，他们竭力否定人文理想和理性秩序的价值和意义，也不相信有‘更好’的东西值得去追求，因而它们无力对它们所面对的世界和人生作出承诺，相反却认真地把一切承诺都视为虚构的神话，所以它们就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反叛之中，包括对新潮小说和对自己的反叛。”（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4页。）《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又认为，所谓“新写实”小说强调的“还原”，其实是一种“除幻”。即是“在精神层面上驱除泛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派生出的种种被神圣化了的精神形态，如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之类；在话语层面上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话语构型，如典型化及政治象喻系统之类进行解符码化”（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8页。）。通过上述概念的清理，《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力求表明：西方所谓“后结构主义”一系列理论在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对自由和广阔话语空间，并进一步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而走向高潮。
西方理论的影响对新时期中国的文学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以至在一段时间内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本土话语则相对失语。对于文学本身来说，任何带普适性特点的理论和观点的介入都是合理和可能的。对于新时期文学转型而言，西方理论的大规模介入，给中国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理论背景，对中国文学（包括小说创作潮流）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通过对若干小说创作潮流的分析对此做出了实际的解释。
新时期文学转型是多方面的，从文学生产的外部机制到发展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诸多实质性的变化。总体而言是，文学由原来归属于政治一体化的工具逐渐走向相对独立的多元发展格局，在内在线索上既有对五四现代性追求的持续努力，同时又立足现在，有突破五四向新的文学时空发展的冲动和可能。具体到小说创作而言，新时期以来曾一度继承了当代文学潮流化发展的趋势，这种潮流化的动作不再是政治等外力因素较量的结果，而是处于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在潮流发展的取向上，也不再是以为政治服务为目标，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是朝着文学自身的方向做前进的努力。《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几次有代表性的小说创作潮流，通过对若干小说潮流的症候式分析，对其发生和发展的内部规律做出准确的揭示。如“寻根”小说对在文革后的小说领域里着力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开始寻求作家个人的话语方式，走向“文的自觉”。其表现之一是对“自我表现”的重视，“‘自我表现’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对文学的表现对象、创作主体及其表现方式（话语方式）的重新认定，说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体现了‘文的自觉’就自觉在对以往的文学成规的重新审视和对新的文学范式的筹划和建构，而不是下意识地沿袭既有的成规。”（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3页。）表现之二是他们提出了“向文学本体回归”，实质即是由“非文学”向“文学”的“返回”。这是文学在经历了长期的非正常的发展道路后做出的必然的选择。“后新潮”小说在文学自觉上相对于“寻根”小说更进一步，在文学形式的追求上更加苛刻，体现了技术主义的美学追求。不过在精神意向上同时走向虚无主义的一路，放逐意义或干脆完全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其经常性的创作表现。此后的“新写实”、“新历史”、“新女性”小说虽然在意义追求上不似“后新潮”小说那样极端，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已完全背离于先前的革命历史叙事，而是越来越立足“私人”和“个体”的感受，从个人的角度去体验现实、话说历史、发现女性自我，重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存在，在叙述方法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新时期的文学转型从诗歌领域的“朦胧诗”创作开始，其后改革的重镇落在了小说领域，在“文革”过后政治解压的前提下，以西方理论为背景，结合中国具体的文学实际发生和发展起来。《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对小说创作潮流中若干理论疑点也做了详细解释，如“元小说”、“新历史”小说、“史诗性”等。以“元小说”为例，《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对其流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反映’，对‘真实性’及相关知识体系的理解是受到话语的成规所控制的，而任何话语成规都充满了疑问，并且是应当提出疑问的，这些提问及阐释，就是‘元’的涵义及其流行的原因所在”（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7页。）。从创作角度讲，“元小说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泰恩的作品《项狄传》中就出现过，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因此戴维·洛奇视它为‘最早的元小说’，并指出其特点是‘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6页。）。但“元小说”的真正时兴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后现代主义而来的，在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如巴思、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福尔斯、冯尼古特等的创作当中，“元小说”是主要的形式和手法。中国作家正是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元小说”创作的，因此，《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结合马原的小说创作对“元小说”的主要特征、功能和意义进行了说明。它认为“元小说”创作特征主要包括结构方面的“打破框架”、意识方面的“自反性”以及意义方面的“不确定性”等。“元小说”功能主要有：一是暴露虚构，公开称自己的小说是虚构或杜撰的，而且以自己的虚构手法为荣；二是质询成规，突现文学成规的虚拟性和人为性，提醒人们不要把关于世界的话语等同世界本身；三是尝试各种虚构的方式，重构关于世界的话语。通过马原元小说的创作分析，《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最后做出总结：“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中国当代元小说的源头之一；反过来说，元小说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之一。”（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8页。）4.王泽龙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