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父亲安排我和弟弟上街卖葫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赶集。父亲可能是有意培养锻炼我们。他之所以安排我和弟弟一起去，可能还是考虑到我们年龄太小，互相有个照应。父亲告诉我们怎么称秤，怎么开价，以及最低的底价，多少钱就可以卖等，都作了详细交待。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亲自卖过东西，但父亲带我赶过集，我看到过父亲如何卖东西，因此还是有点经验。我不是那种胆小如鼠的人，与我的同龄小孩相比，我还是算见过世面的。
那天，我和弟弟都很兴奋。一大早，我就和弟弟起来了。我们用竹篓提了两个葫芦。我们到了胡金店街上，找个地方把篓子放下来，就等着有人来问。一会就有人来问葫芦怎么卖。我们按父亲说的价格报价。但人家却还了价。我们不愿意答应人家还的价格。先的几个人没有成交。再过一会，一个提着大篓子的人来了。他非常爽快，问了价格后根本不还价，然后对我们说他是某某单位的，等会直接去拿钱。说罢他提了一个大葫芦就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过去有棉花站、供销社等公家单位，也确实是这种买法。我也没怀疑这里面有什么不妥。但等我和弟弟把剩下的一个小点的葫芦卖掉后再去找那个单位那个人时，找了一上午都没有找到。我们就这样丢掉了一个葫芦。我们回去把经过讲给父亲听，他也没有埋怨我们。但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我至今不认为那个人是有意骗我们两个孩子的葫芦。只是从这件事中我学会了办事尽量稳妥，不可靠的事尽量不做，我们不存心去骗他人，但最好我们也不轻易上当受骗。
十四岁的时候，我就成了赶集的老把式了。我们赶集的集市也越来越远了。我记得除胡金店外，我还赶过两河口、杨家河、三河店的集。我们赶集最多的是卖大蒜、萝卜、白菜、白花菜等。父亲总能把大蒜种得又肥又绿、白萝卜种得又白又大、胡萝卜则又大又亮。那年月又没闹钟，又没有手表，赶集的时间完全靠听鸡叫声来决定。有时鸡叫头遍就要起床。一般是两到三个人白天就约好，然后起床后互相喊一声就一起出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和周旺爹到杨家河去赶集。周旺爹那年有六十多岁，在农村来说是半入土的人了，他长得抠眉凹眼，样子很吓人。杨家河离我们村有十五里路。要过一条河，走一段堤。当我们越过那条唤作漳河的河走上应城地界的堤后，我们就几乎走了大半的路程了。我们一老一少，互相很少说话。担子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有些沉。路是黑黢黢的，不知是压得汗流还是吓得汗流，反正是巴不得天早点亮。就在天蒙蒙亮时，我看见迎面来了一人，他竟从堤半坡与我们擦肩而过。堤很窄，根本没地方让路，但那人就从半坡飘过去了。堤坡是陡的，但那人是平行的和我们擦过去了。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至今没弄明白那晚上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我们那次遇着的就是一个“鬼”——我走在周旺爹的后面鬼先没看见我，鬼以为只是与一个几十岁的老者擦肩，老者已是半截子鬼了，没想到后面跟着一个少年，少年可能有些火焰，鬼就知道让路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一个鬼。我知道这世界上应该没有鬼，但那晚的遭遇让我无法解释，我很想从其他的方面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让我抛弃这荒唐的想法，但迄今为止在我的心中这仍是一个谜。
农村人能把地里种出的东西卖出现钱来，这个行当是很值得探究的。我少年时也曾对赶集产生过一些兴趣，那是因为贫穷的岁月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当后来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更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事情时，我很快便放弃了关于赶集的热望，进而去追求更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了。不过这些赶集的经历和记忆已经和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将终生不忘。
200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