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刘川鄂的日常随笔，还是他的文学／文化批评，抑或有关爱好的球评文章，尽管主题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同，但都让笔者联想到“自我持存”者的精神气韵——“自我持存”意味着一种自我保有、自我坚守和自我承认，当下这个社会自恋的太多，但自知的太少，自恋在于感觉自身“拥有”的太多，自知在于明了自身“保有”的太少，尤其是那些有关爱、生活和自由这些渐渐远去的金色记忆，同时它们也是“自我持存”者常常言说的主题。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改头换面，“自我持存”早已脱离了马基雅维利的“源始概念”，完成了“自然人”、“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时代转型，“自然人”的自我持存在于基本生存的抵抗、社会人在于民主权利的争取，而“文化人”的“自我持存”在于文化场域生存空间的清新认知和奋力抵抗。
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受到主导（或官方）和大众（或民间）“力场”的双重牵引与挤压——既有主导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制约，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资本和利润的诱惑，造成它在多种引力作用下的变形。而刘川鄂的散文正是多元并存格局状态下的一种书写和坚守，其实与他而言，写作不需要任何理论来指导、来验证，如同“自我持存”本身其实也并不需要某个理论家详加论证，它就是一种状态，“自我”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学之于我，是生命意义的主体构成。……我没什么文学成就，但文学已成我的生活方式，对之，我坦然欣然，无怨无悔。我和熟悉我的人都不能想象，没有文学生存的刘川鄂，是个什么样的生存。”（《邹贤敏先生和我的文学梦》）这就是一个自我持存者的个体言说。
它发源于一个人最初的和完整的生命本体，最终抵达的是一个人能够多大程度上保有的丰富情感，掀开的是一个人最后的生命温度与感动。（关迪、李汉桥）四走进历史之纵深——李辉的随笔
李辉出生于湖北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贾植芳先生的弟子。李辉的学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巴金的研究，他与陈思和合作的《巴金论稿》资料详实，富于学历，从内部、外部等各个方面等分析了巴金思想的形成因素，充分显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审慎。
李辉毕业后来到北京成为一个记者，同时他还是一名编辑，一位作家。也许正是因为他身份的多重性，当很多文人都趋于利益和名利来满足大众口味时，而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对而言不被大家所关注的话题，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可以说是一段灰色的记忆，那就是文革的历史。他自己在文中也毫不忌讳地说自己所选择的话题是年轻人所不关心的话题，可是，这却是他感兴趣的，同时，却也是能发人深省的。他以写传记而闻名，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当今活跃文坛的佼佼者，不是叱咤风云的领导明星，而是那一个个正在被我们这一代遗忘的历史人物。有我们所熟知的，胡风、周扬、沈从文等，也有我们从未闻过的，黄苗子、孙越生等。那一段远去的历史，在他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中，渐渐清晰起来。《沧桑看云》，我们看到了那段沧桑的历史，那些历史人物的矛盾与无奈。曾是时代舞台主角的他们，转眼间，却沦为政治的悲剧。《陈迹残影》，他重新寻找破碎的记忆，以还原一个完整的萧乾、黄永玉，他在那些逝去的记忆里游走、寻觅着。《话语空间》，他与人物对话，在一次次交谈中，交杂着他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他钟情于历史，可他也写游记，可是他选择的点却依然是出奇的，《漫步瑞典》，我们看到的是监狱、酒鬼、墓地，还有官员的工作纪实。那些不曾被人喜爱的话题，却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
与我们当今很多新生代散文作家不同，李辉的文字是朴实的。没有了那些华丽辞藻的修饰，那些人物、景致更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他们曾经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于我们而言，那已是太遥远的事情。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中，知道他们的一点概况，对于他们的记忆，也只有历史课本上那个轮廓的描摹。而李辉则是在一点一点的叙述中，将他们的形象描摹了出来，没有浮夸，只有纯净的叙述。他似乎都懒于用一些散文化的手法来修饰它的文字，似乎只是将文字有章地罗列出来，自己就带了那样一种情感在里面。周扬的矛盾，“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历次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但同时，宗教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姚文元在一次次历史运动中的决断，“反右期间捕捉时机，向一个个‘右派’作家高举‘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罢官》而揭开历史浩劫的序幕”；郭沫若在个性与领袖崇拜间的抉择，“长达十年的‘文革’，郭沫若始终把它与毛泽东视为一体。不管其间发生何种意想不到的变故，他始终因为崇拜心中的太阳而去歌颂，而去‘非己’”，在特殊的时期，他选择了抛弃自己的个性，然而最终却仍然没有摆脱命运的玩笑。李辉正是在这一点点细小的刻画中，带出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那些人物仿佛是从历史中走出来，在述说一样。在李辉的描述下，这些人物似乎离我越来越近，那段历史也越来越清晰。漫步瑞典，他仿佛是一个导游，将他眼中的瑞典一点点掀开，用的却仍是最平常的话语。监狱是温情的，轻松的，“这里和所有公司、机关的职员的办公室一样，弥漫着轻松平静的气氛。没有武器、没有警服，连一点儿监狱冷冰冰的感觉也没有”；墓地是温暖的，“这里感觉不出阴森和荒凉，与周围流动的车与工人，与每日变化跳跃着的世界，也没有形成强烈的反差”；瑞典人却是时而内敛，时而夸张的。面对同一部喜剧，别的观众或许是捧腹大笑，捶胸顿足，而瑞典人，却是“只能引起轻微的笑声，如此而已”；然而，在某些特殊的节日，他们却又毫无顾忌，彻底的放松着自己。在李辉朴素的描述中，瑞典也渐渐清晰起来，仿佛跟着他一同去瑞典走了一遭。
同时，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他踢掉了那些曾冠以这些人物的历史框架，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公正、客观的加以呈现。他写自己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也有犹豫，写了改，改了写，可是最后，他还是坚持着应该“走进历史的深处，而不是应该走到老师的深处”，他只是将老师的状态客观地呈现了出来，没有更多的修饰，也没有更多的赞誉之声，可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信件放在那里，却使人不由得生出一种感动。他曾写道，“我自觉我并不偏颇也不偏激，我崇尚做人的宽容与随意。但是，我无法接受虚假，更不能认同虚伪。当看到流行于市场的那些虚假的、思想苍白的、哗众取宠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时，我不由产生一种忧虑与悲哀”。正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态度，他重写了这些人物，为历史澄清。
在面对每一个曾经鲜活又或是历尽劫难，或是叱咤风云，或是跋扈一时历史人物时，他都面临着内心的抉择，在文革中，很多人都是悲剧的，有时就难免生出同情，然而，李辉所想写的，并不是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尽管他也认为那样也会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他更宁愿将他们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客观地道出他们性格里的复杂性。写吴晗，吴晗的命运让人很同情，那一篇《海瑞罢官》，将他推进了历史的漩涡里，可是，在李辉看来，这样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历史的因素，却也包含有吴晗自身思想变化的因素在里面。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身份出现，也终使他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由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个体的独立思考，到集体有意识对个体意识的遮蔽。正是吴晗思想的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命运的悲剧性。
李辉笔下的人物，不是教科书上好与坏、善与恶的简单定论，而是一个个充满个性却又逃脱不了时代命运的复杂的人格。在李辉看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成，不单单是历史造成的，个人因素同样也不能忽略。就如周扬，是他一手促成了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可是，这仅仅只是历史的作用吗？李辉指出，不是。周扬的个人因素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历来就有，而在周扬那里，心里或多或少必定存有芥蒂，所以当胡风沦为阶下囚时，他是没有内疚的，或许还有一丝报复的快感。这就是周扬，也会存有个人私心的周扬，他没有我们想象那般正义。可是，当今的我们，却很少敢于这样大胆地去描写他人格的缺陷，而是一眛地赞扬或是批判。他写郭沫若，不是一眛地赞扬他《女神》、《屈原》的成就，而是将其缺陷也一同展现了出来。我们都深熟郭沫若的才华，可是在“文革”时期，他却摒弃了自己，全身心地崇拜着伟人，歌颂着伟人，围绕着毛泽东这个太阳旋转，全然失掉了自己的特色，以至于创作出的作品也失掉了自己的韵味，只是反复的歌颂。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点怯弱的郭沫若，在时代大潮流前，他选择了潮流。当然，我们不该责难于他，环境有时候逼迫着人们去改变，甚至是颠覆自己，而他以及更多的人而言，这都是无奈的，只能喟叹。
李辉的文笔朴实，可是朴实之下，却是哲理与抒情的双重展现。读李辉的文章，常常能在细小精微处，体悟出对人生、自然的思考。他是在撰文，可是却也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在对聂绀弩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要从容，“从容，是一种态度。从容，是纷乱风云中睿智者的冷静。从容，是坎坷人生路上潇洒的微笑。从容，是把握人格走向的执著与坚实。从容，是才华与精神的随意挥洒”。“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崇高或渺小，辉煌或尴尬，英勇会怯弱……一个人可能会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但在回首以往时，常常宁愿淡忘所有的渺小、尴尬与怯弱，在一种认为建造的虚假氛围里，陶醉于以往的留恋。”“思考会让人永远年轻的。”“有所醒悟，有弥补，教训才不至于仅仅是教训。”……李辉他是在描摹一个个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这却也是在告知我们怎样去面对社会，个性有时候会成就一个人，有时也会毁掉一个人。在历史抉择面前，是服从于内心，还是服从于利益、需求，这都需细细思量。不仅是对人生的思考，同时在他的文中，也见出对自然的思考。“谁说草木土石没有生命、没有情感？它们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着，相互伴随着。”和谐才是人与自然相伴的真理。
李辉的文字富有哲理意味，却也不乏散文的抒情风格。“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短短的一句话，却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周扬那矛盾的个性，正如同这秋千一样，前后摇荡。他不善修辞，可是却也能在适当之处而使用，使悠悠的历史也带上了淡淡的抒情意味。聂绀弩如一只独立不羁的鹤，“它飞得很高，却‘高处不胜寒’……它欲潇洒地飞潇洒地唱，翅膀却被风摧伤，一滴滴血洒在它的小道上”。而郭沫若，却是“太阳下的蜡烛”，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太阳，而在这太阳照耀下，郭沫若却甘心做了一支蜡烛，消融在太阳的光辉里。而在写作时，李辉也时常感觉无奈，“我的手脚，我的思绪，在网眼里伸来伸去，飞来飞去。一会儿仿佛轻松自如，摆脱了羁绊，可一转眼，却又被网绳挂住，缠住，让你吃力地扭动身躯，无奈地叹息”。他恰当地道出了梁思成心中的政治与文化，“前者短暂如过眼烟云，后者永恒如山川河流；前者危险而龌龊，后者单纯而美丽”。他眼中的冯亦代，如“一位巨大书库的导读，不厌其烦地引着人们在书架之间穿行”。
《沧桑看云》以及《陈迹残影》都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描绘，这些人物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缩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描写，可以有利于当今的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历史，而不是误解历史。而李辉却又不仅仅是在描绘历史，描绘历史人物，而是在告诉我们对待历史的方法与态度。历史，已成为过去，是非对错，我们不能只单凭个人好恶或者是某些片面的资料去加以判断，而应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审视。任何的历史都应有相应的史料作为依据。回看当今社会，历史正在被遗忘，正在被娱乐化、大众化，而通讯信息的发达，或许多年以后，历史将会以另一个完全不似的面貌而存在，而那样的历史，又何来存在的意义呢？他不是一个史学家，可是当他在为这些历史人物作文的时候，却是怀抱着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去做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比历史学家更为公正，更为冷静，在他看来，“一个史学家，你研究历史，就应该有你历史的见解，应该有个人的独立思考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或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断修改，这是非常要命的，非常值得警惕的意识缺陷”。而他，却正是这般做的。他写历史，不是仅仅依凭于现有的史料，而是尽力去寻找那些不在记载的史料，探访那些仍留有历史记忆的人，以力求客观。当然，文中也不免带有一点个人的色彩，可是那一点点却也是不失偏颇的。
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的描绘，也是对当今现实的一种拷问，而这，也是李辉写历史的最初动机。“怎样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然后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而要研究这些人的命运的最初的动机，我现在也仍然把它作为推动自己创作的重要因素。”“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是为了我们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他是在反思历史，可是却也对当今一代精神信仰的缺失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功利化，李辉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人难道就应该成为金钱的奴隶？就该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就该完全抛弃以往的道德？就该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盲目的崇拜只能带给我们更大的混乱，精神的重构，不能重复以往的过错，不能只是沉湎于历史中，而更应该反思历史，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
“历史悠悠。精神状态的建构，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复往昔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