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能够做成好几件，那么，他就是生活的宠儿。可以说，周翼南的人生是“诗画一体”的人生，他在作文、绘画方面的能力与成就让他面对这样的评语时不必有丝毫的扭捏与羞涩。
这个时代，作家和画家似乎太多了，然而，当我们挑剔的眼光打量周翼南的作品，一种带有生命力的文字和线条自行从喧嚣的艺术炒作中脱颖而出，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与心灵，这是他的作品本身所独有的魅力与气度，无形中就与其它创作拉开了上下优劣的距离。
周翼南，1941年生于湖北汉川，屈指算来，他发表作品的时间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在这悠悠岁月中，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必有声音，而承载这种声音最多的莫过于散文。生命如何经历，怎样蜿蜒曲折、悸动和感激，都在这些文字中了，所以，当我们再次抚摸这些从前的篇章，也就等于抚摸他的生命特质与人生轨迹……一诗画合璧：周翼南散文论
一、文人风骨
对于周翼南的散文创作，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对人的关注，或者，推而广之，是对人性心灵深处一种毫不畏惧的深掘。这种批判与挖掘是带着追忆、思考、与悲怜的。由于作者所处的特殊时代，因而他身上流露的是整个时代的创伤与痛苦，有血的悲剧，泪的煎熬，心的折磨。散文贵在真，动在切。周翼南所做的不过是真切的描述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演绎的是至朋至友至爱，在这当中，你会见到栩栩如生的人们，悲凄动人的画面，痛不欲生的人生，及随之而至的置死而后生的透彻。因为“文革”，因为一场血与火的政治斗争，因为人们的麻木与无知，可贵的生命捐给无知的意识，带来了一场场生与死，火与冰的仇杀，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悲剧，酿成了一个国家的浩劫。于是，曾经的礼仪之邦又笼罩在一片灰的世界，雾的迷茫中。不管是饱读经书的仕子文人，身份卑微的贫苦大众，还是未来栋梁的毛头小子，都纷纷在这劫难中分散离合，各倒一方，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仁人志士遭受非人般的辱骂与欺凌。
不要惊恐，也不要怀疑，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这是无可更改的人类历史，这也是一个庞大无比国家曾经有过的耻辱，似鸦片战争般的屈辱。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那么十年文革，十年浩劫则是一部同胞自相残杀的血泪史。画面，可以从过去找回；反省，则需从此刻做起。周翼南以他的良知，凭他的勇气记述了这断代的历史，他非要揭露什么，批判什么，他仅仅想传达他的“仁”，他的“义”。所以说他身上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息，也就是那种被称为“文人风骨”的东西。
最能体现出这种风骨的恐怕要属他的记人散文，而其中给我最深震撼的莫过于他的《刃口上的生命—王振武祭》，这是一篇对挚友的深刻呼唤与剖析。难能可贵的是，他没将一位破落的文人作家写成是“高”、“大”、“全”的英雄，亦没有给予指责和非难。（这是周翼南的忠厚与老实）这仿佛是个浓缩版的中国历史图。王振武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代知识青年的代言，他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个性悲剧，因而更具呐喊效应。王从个人而言，是位极具浪漫气息与执着的人，他不会也不曾背叛他的理想他的信仰。可是理想信仰却在无情中将他抛弃，彷徨一生。于是内在的追求同外在的否定发生摩擦不容。振武的悲剧就在执着中产生、发展直至将其湮没。但非仅将过程展示，周翼南所关注的不是甚微的执友命运，他所牵涉所凝视的是隐藏在其后历史的真实，人性的思考。“文革”断送了一代人的前景，泯灭了善良人们的良知，蒙蔽了无知少年的双眼；当一切在梦醒之后，许多人处于的是彷徨、无助与空洞中，似已遗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王振武就是这当中的代表。周翼南将此画面呈现给我们，赋予我们思索的权利，唤醒我们对不堪往事的追忆，鞭策着去寻找一个光辉的未来。因而他真切、苦楚但非绝望与不安，只见到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闪烁其中，让悲观愤恨远离尘嚣。
文人风骨不应是狭窄的定义，而应富于广泛的内涵。自古以来，“风骨”是真正文人身上不可或缺的灵魂，是如水中花，镜中月般为历代仕子们追逐，它包含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二者的完美结合。在谓“清者自清”，在高唱“世人皆醉我独醒”，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勉中，却不忘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俱欢颜”的广阔胸襟，也坚持着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恒心与毅力，更有魏晋仕子嵇康“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当然，文人自身所具备的超群佚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让这种精神焕发出或气拔山河的豪气，或婉约动人的纤细，或见花落泪的惆怅，在情感的升华中我们的感动溶入其中。这种风骨铸出一代代文人名士，有那“不为五斗米向乡间小儿折腰”的陶渊明，有以自我的叛逆来反抗黑暗社会的竹林七贤，还有狂放不羁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所有的人都将风骨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地展示——李泽厚曾说这种风骨应当属于“儒”与“道”结合的风骨，我觉得也对。其实推而广之，这更是千百年来饱读诗书而又不甘平凡的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良知文人们在重创、在失落、在责任、在使命的磨练中铸成的一个楷模，一种默许成文的“范式”。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冲刷，世间的变迁丝毫没有消磨湮灭它，反而在沉沦，在一次次现实打击，历史的锻造中将它加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周翼南将此种勇气，此种风骨在历经数年的艰难中保留下来，且并非一种文物出土似的原封不动，而是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新的使命。
周翼南做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他从未放弃这种风骨，这种气度。文人确有风骨，可非时刻的拥有和挚着。艰难的岁月，人生的抉择，命运的考验往往叫人给遗失了。“独善其身”再现代社会显得是何其不符、痛苦、难以自拔。对于儒家始祖孔子这千年前的教诲，古来尚有几人能无愧于心？“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未曾做到，曾经悲悯卖炭翁的白居易晚节不保，这个绵延到了“文革”的大批文士－－－－－所以周翼南显得可贵。从他不经意的叙述诸如《妻子》《白发在阳光下闪烁—记诗人曾卓》《往事三忆》中我们扑捉到了由点点滴滴生活构成的真实的他，也自然地欣赏到此人的节超与高尚。在任何痛苦折磨中他没有推翻曾经的誓言，没有违背友情的厚爱，也没选择怯懦的逃离；他挺着，熬着，祈望着明天，真个“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的精神和人格中包含着那种中华民族“忍”的特性和生存的意志，而非带着雅士落花伤春般地清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的感伤与厌倦，亦非伴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的叛逃与挣扎。因而他的散文是丰富了文人风骨的内涵并将此赋予一种现代气息时代精神。而十世纪来，我们高呼人的解放，个性的自由，我想不过是另一程度的认同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翼南正是凭他独善其身的历史和人生积淀了一种美学形式的崇高。朗加纳斯曾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话“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他的散文渗透着他的生命之流。
与“独善其身”人格相存，与个性自由解放相辅，并更富有深刻社会意义、人类前途的是一种更为神圣伟大的“兼济天下”，这两样的有效结合构成了文人风骨的完整意思。其实，单单做到“独善其身”远比“兼济天下”容易得多，二者是“小”与“大”的关系，同时前者非后者的必要条件和绝对的结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于草莽，心系天下”说的容易，做时却步屡维艰。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提倡“忧患意识”，可如何将忧患转为行动，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勇气与挚着，更要借助智慧与领悟；所以“兼济天下”更只是被高束的文人理想与触不可及的梦幻。无数的“兼济天下”者成为了历代文人的朝拜对象为千古人们所称道，流芳百世。毕竟从最终实现结果而言“独善其身”让清高的文人易于陷入一种空洞、自悲的生命意识，常常伴随的是本体的虚无与飘零，生命的不甘与挫败，因而是抑郁的，不完整的。他们从最初羡慕“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南阳卧龙，到以“不以物喜，不一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广阔胸襟激勉自我、奋发图强，直至最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万丈豪气，义薄云天，表演着从古至今的性情发展。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兼济天下”是绝对的失败，去除主观意图后的无可更改的客观事实来看，即使有某种意义的推动。所以，在这批仁人志士披荆斩棘时，曾经的同盟者不屑同流合污时，只能被迫走向一种隐逸、宁静、远离世俗的桃源世界：以此寓彼，东篱寄情山水于悠悠南山，以“心远地自偏”去拒绝门前车马喧，却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中将“仕途”“天下”参为一种泛化的人生悲凉，本体飘渺；摩诘则经历着从“新丰美酒斗十斤，咸阳游使多少年”的景象到晚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虔诚教徒的转变，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中，王维将报复理想冲合成普遍的宇宙意义，放逐了“兼济天下”；饱经了风霜，远瞻了古人后，东坡居士甚至无心回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沧桑之歌，只是朴质无华，恣肆怒骂，带着半俗半佛走向了一种未能彻悟，却隽刻理趣的人生意味，他的“大道”在现实中破灭，却在幻灭中重生。从此，苏轼成了文人的理想标本。“兼济天下”的“大道之行”也渐渐认同了这种人文理想，确切地说，是封建时代的文人理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文人的“兼济天下”更多的是烙上政治性的，其围绕的主题乃是同自我抱负施展紧紧相连的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少了对人这个本体的哲学研究与探讨，其所关注的对象是朝外辐射型的，对本身精神家园缺乏形而上的追问。（当然，我们不排除具有相当主观色彩的道家，但从主流文化和形式而言，依旧是儒家经典的占据）。
而在周翼南那里，侧重点起了变化。他将其焦点投射到的是重返家园后“人的关怀”，具体地说，就是对人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并去除心灵中丑陋的一面，尽量表现和获取更多关于精神—肉体高尚的一面。这无形间更多带有人的自觉，极具理性思考，却不失人文味道，表现了一种革命姿态却又因其亦庄亦谐平淡自如的叙述中冲淡了政治色彩，突出了人的内在本性和个体修养，凝聚的是人格的力量。与此同时，周翼南以特有的方式重新阐释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即对“兼济天下”另一意义上的赋予。与古人不同的是，周翼南所截取的层次和方式是舍弃了个人化过于强烈的某些特质，不是从“自我”这一小个体出发而是投射到对其所属群体的推崇。这一做法具体表现为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向我们推荐一个个文坛或画坛的无名英雄，以此积聚力量来施行他的“兼济天下”的重任。这样，就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加强了现代社会“兼济天下”的可行性，假此道亦可曰“以文治国”。还是一句老话，时代所赋予每个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所坚守的阵地是不一样的。文人所经营的应似麦田守望者那样警惕着外界的侵袭，保持心灵的处女地，实现完美的人格操守。
因此，周翼南“兼济天下”苦心孤诣的建设，固然有相当多的局限，譬如说他将其相当程度倾注于文人同胞们，故缺乏一种广阔升华的可能性，一句话，即基础的狭窄。但他极富思想和目的的经营过程和获取的最终效果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在相当广度上起到文化传播、历史记忆的警钟作用。所采用的方式就是用他苦心建筑起来的崇高与滑稽来制造一种惊恐的情绪。这种情绪是让我们意识到过去的可怕，产生厌倦，在视觉影象的冲击和菲林的拍摄下重审灵魂，重温旧的梦，达到人格在现代物质社会逐渐放弃中的重新登陆。本来，崇高与滑稽是大相径庭甚至两相对立的美学概念。但所囊括包含的价值在某种意义却达到殊途同归的效应。周翼南借这两种方式彻底粉碎了曾经高扬的丑陋，不愿眷念的戚戚悲凉。不过，无论是幽默的嬉笑，还是凝重的陈述，其效果都是一种教化与感悟，触及的永远是不忍揭开的疤痕。可以这么说，他的散文凝聚他文人的风骨，所以自然流露出的是振救文明，重塑精英的意识。与一些散文家不同的是，他所投注的不是舍取历史碎片的文化苦旅和笼罩哲学光辉的理性求索，亦非一种远离世俗糅合着自我修行的宗教皈依，而是一种退居社会边缘，高瞻远瞩式的思索。将生活、生命、人生同一种载道、义理结合起来。既充满生活意趣，又不乏生存空间、生命之源的探究。
总体说来，渗透在他文中的始终是挥散不去的风骨，这种风骨支撑和决定着他的创作，使其散文既充斥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吁呼之叹，清扬着“制支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芳香之气；又抒发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郁郁之情。不过较之古人较之前代，周翼南又可说是幸运的：他没有走向以身殉国的屈大夫的穷途末路，没有延续饱受心灵痛苦的阮籍的曲晦达意，更没有必要效法老舍不能承受生命之痛而通向死亡之行——他的幸运在于他风骨的展示是在暴风雨后较为开明之际，让他能将似轻烟而又梦幻，似沉重而又喟叹的历史、人生、社会以心抒写，却又不曾有不可抵御的挫折与阻饶。因而建立在其风骨之上的漫步历程是启迪、传授性的，将伤痕摆出，去除“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感伤与忧郁，只在激发一种自觉的意念、深邃的思考。悲怜只是达到本质探索的媒介，传播与张扬的精神才是最需的旨意。在当今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传统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记忆。“风骨”是我们的盲区，“个人主义”是我们的误区。媚俗的大众文化让我们忘却了历史，忘却了责任。
周翼南的痛苦与烦忧在于表面的政通人和下隐藏的是一种思想的禁锢。对于那些为十年文革深深伤害过如惊弓之鸟的前辈来说，沉默是最好的避难所；而在那些丝毫没有这种历练的后生来说，文革只是一场演完的没有记忆的故事，时尚才最重要。他们要做的事业是建立后工业的伟业。但周翼南却无可放弃，又无从选择。创伤是无法掩盖的，带着脚镣的舞蹈是缺乏创新和生命力的。所以，周翼南舍弃了历史的记叙，因为一种禁令；放弃了充满瑰丽的虚构，因为鼓惑人的心志；也不愿寄情于山水，因为那样会遮蔽易逝的责任易忘的尘世，苟且偷取片刻和祥。他将艺术人生的最大半献给了“人”的意义的朋友，高行健、王振武，曾卓、绿原、聂赶因……因此他的生命与文学朋友息息相关。
二、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