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提起母亲，我心里就会涌起万般感受，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眼眶里便噙满泪水。
母亲对于别人，她或许就像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碧野里的一片小草。但对于我，这位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女性，她的形象是崇高而伟岸的，远胜过一座丰碑。
三十八年前，当我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母亲眼前的时候，我想母亲肯定会心花怒放，或者因为高兴而泪流满面，然而，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出现了料想不到的一幕。
母亲先是一愣，几秒钟后，便虚脱般瘫在地上。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眼泪。哥哥姐姐都在身边，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把母亲抬到床上。大姐掐虎口，二姐摁人中，母亲很快清醒过来了。过了一会，她缓缓坐起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军装，没有说话，老泪就落下来。
我说：“妈，你不愿我当兵？”
母亲摇摇头。
“那为啥？”我问。
“你穿上国家发的军装，娘咋就突然感觉不是娘的儿了？”
大姐接过母亲的话：“妈，你真是的，不是您的儿是谁的儿？”
“是国家的人了。”母亲停顿了片刻，“娘这心里一下被掏空了。”
儿女们就劝了一阵子，母亲慢慢缓过神来，之后又破涕为笑了。
2
二零零七年春上，正是临近清明时节之际，我到武汉参加一个会议。路上，一直下着雨，天地一片湿漉漉、雾蒙蒙的。在开会的整天时间里，天也不肯放晴，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
夜里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对母亲往事的回忆。天要放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却做一恶梦。
母亲已经死了，梦中她还活着。
我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然后驾着一辆汽车，带母亲去兜风。
梦中的天地无比的广阔，天空霞光万道，因为太亮，眼睛都感到刺刺的。车子急驶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地面上，周围没有任何车辆，身边没有一棵草木，车子越跑越快，似在飞翔。然而，突然发现坦途到了断头，就像大地齐整整地断裂了，塌陷了，塌陷的地方出现了浩瀚的星空，瓦蓝瓦蓝的苍穹在远方融入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
我立即踩刹车，把方向盘猛向右打，我清晰地听到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可是，最终我未能力挽狂澜，一个巨大的灾难无法避免了，先是左边的车轮腾空，接着整个车子失控。当时感到汽车并没侧翻，依然是那么平稳地形成了自由落体……我不知道屁股下面有多深，当时自己似乎对死亡毫无惧怕，然而另外一种巨大的恐惧拽住了我的心，这个恐惧就是我亲手把受苦一生的母亲送上了绝路，结束了她的生命。
在这份绝望之中，我异常地清醒，我居然还想到了“粉身碎骨”这个词，甚至我还冒出了能亲身体验“粉身碎骨”那种可怕的快感。然而，这种快感并没有实现，在悠悠下坠的过程中，我惊醒了。
我的心在狂跳，手脚发凉、发麻，甚至痉挛。
摁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亮了，我在墙镜里发现了一个中年男人惊恐、沮丧的脸。
坐了好一会才下床，抓过写字台上的茶杯，把杯子里残茶水一饮而尽，然后用湿毛巾擦了擦满是冷汗的脑袋。
推开窗子，倚在窗前眺望武汉三镇的夜景，发现天已蒙蒙亮，小雨仍淅淅沥沥，火车和轮船笛声拖着长而沉闷的叫声划过雨雾的夜空。楼下马路上的汽车开始多了起来，各种车辆在雨幕里急驰，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我不会圆梦，说不清是凶是吉，反正母亲已离开人世五年了，但当时我猛然生出一个念头，我得回去给母亲上上坟了。
3
我独自跪在母亲潮湿的坟前。
跪在母亲坟墓前，心一下就踏实了许多，如同母亲活着的时候坐在母亲跟前。
那是一个被青草覆盖的坟茔，这坟茔是母亲与父亲的合葬墓，但是父亲却比母亲早走了四十二年。
记得母亲下葬的那天，我在被开挖的父亲的墓坑里看到了令人心寒的场景：几根白骨，几片腐烂的木块，几颗锈蚀变形的铁钉。
这就是我父亲的全部。
父亲离开人世是公元一九六零年的春上，当时正闹着罕见的春荒。父亲没有病，他是被饥饿掳走的。那时我虽然年幼，但已有记忆，我看着街坊邻居把我家房屋的大门下掉，用一把铁匠打制的大铁钉把几扇门板钉成一口薄棺，然后把父亲给埋了。
我对父亲的记忆就这些。
但是母亲却不同，父亲走后，她用她嘤弱的肩头扛起了一个家，而且一扛就是四十多年。为什么我总是想用一些笔墨写写我的母亲，其用意不是在抖落母亲苦难的一生以及她的心酸和我的痛苦，因为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用她极其有限的能力承担了超过她能力十倍甚至几十倍的重担，她的一生折射出的人生最美妙的东西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圣洁的母亲。她爱她的儿女，为此，她不论付出多少劳苦，承受多么大的不幸与煎熬，她都毫无怨言。她的大爱大德还在于，她只有付出的快乐与坦然，而没有索取安逸和贪欲。同时，我也深深理解，这样的母亲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苏梅妮一人，而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
4
我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已经仙逝了。
为什么要把爷爷奶奶拿出来写呢？是因为他们的死转嫁了属于他们的责任，这责任对于母亲来说，便是不幸与苦难。
我母亲到赵家来，是以童养媳的身份出现的。
我查过辞海，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童养媳的：指旧中国一般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被出卖或由家庭包办订婚，在婆家生活的媳妇。但是我一直就没弄明白，母亲的娘家虽不富裕，比我们赵家还是很要强些的，为什么母亲十五六岁就到土改时定为贫农的赵家当童养媳呢？我曾几次问过母亲，但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母亲说你小孩家怎么能问娘这些事呢？她还进一步告诉我，这都是大人们作主的事，娘由得了吗？
据母亲讲，她到赵家几年后，大概也就是母亲二十一二岁的年纪，她的公婆——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因病而逝。父亲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母亲两个小叔子未娶，两个小姑子未嫁，一大家子人的吃饭穿衣就落到我母亲身上。母亲的苦难也就是从公婆去世开始的，亦或说进了赵家就开始了。
古典剧中包拯称嫂子为嫂娘，起初我不能明白，嫂子就嫂子嘛，干嘛加一“娘”字，不是乱辈吗？后来听母亲讲她侍候小叔子、小姑子的一些辛酸故事，我顿悟，看来叫嫂娘是很恰当很贴切的。
长嫂如母，母亲说我三叔当时只有五六岁，还穿着开裆裤哩。最小的姑姑呢，只有三岁多，屙屎还要嫂子擦屁股，晚上还得嫂子搂着睡，是嫂亦是娘啊！
母亲的手指很早就变形了，关节粗大。我小时候喜欢拉住母亲的手看来看去，后来参加工作后回乡探望老人家，仍然习惯性地拉住母亲的手细细端详，每每抚摸着这双手，我的鼻子就会一阵阵地发酸，眼泪也会忍不住落下来。纵观这双变形的老手，那上面刻满了人生的艰辛与岁月的悲凉。
通常情况下，观察一个人的手会知道他的劳动强度和生活状况，一般强体力劳动者，双手掌会布满坚硬的茧，而我的母亲，不但手心结有老茧，而且连她手指乃至她手指的夹缝里都结有厚厚的茧花。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不仅犁、耧、锄、耙，这些男人的活儿在父亲去世后要拿在手上，且回到家里，缝补浆洗，柴米油盐，属于女人操持的事儿她也一样少不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口，穿的衣服，要靠母亲手摇纺车，像春蚕吐丝一样一根线一根线纺出来，织成布，做成衣；我们穿的鞋，每一双都靠母亲一针一线地下苦力做成。
做鞋最苦的是纳鞋底，人们把手工缝制的布鞋称为“千层底”，底有千层，那是夸张。可母亲常常对我说，这鞋的好坏，功夫全在底上，底要厚实，不仅耐磨，而且冬暖夏凉，养脚，祛汗臭。可这鞋底厚实固然是好啊，就是苦了做鞋人，苦了我的娘亲。一双成人的鞋底平均要纳一千六百多针，这每一针要扎透半寸厚的用面糊粘贴的“千层底”，对一个女人的体力、意志、包括技巧都是考验。一根钢针，很细，很硬，能对这根钢针使力的也只有拇指和无名指的两个指肚，除了戴在母亲无名指上的那个小小的金属顶针，几乎不再借助其它外力。她纳鞋底时，进针拔针这两个环节眉头总是紧锁着，显示出很吃力的样子。
冬天，太阳暖洋洋的。母亲喜欢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这样可以晒晒太阳，暖和身子。
太阳光斜斜地洒在母亲身上，灰白的头发有一半被染成银色，这银色的亮光随着太阳光的移动而发生着变化，岁月就这样从母亲的指缝中滑入那紧锁的眉宇中，渐渐蓄满那慈爱的眼眸。
少不更事的我，好奇，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钢针扎进那“千层底”，然而我屡屡失败。有一次，我还企图把母亲扎进鞋底的针拔出来，可我拼尽全力也拔不出来，冷不防跌坐在地。于是我也就暗暗地想，母亲这一生做了多少双鞋呀，纳了多少针线呀，这一针一线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啊。爷爷、奶奶、父亲、叔叔、姑姑，还有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们这些人身上穿的，脚下踩的，不都是母亲的生命与青春吗？不都是母亲的血和泪吗？她指缝中的茧花就是钢针后面那一根根麻绳给勒出来的呀！
母亲虽然一生劳累和清贫，但我知道她爱美。因为她和我妻子在一起时，曾不止一次地抓着她儿媳妇的手，夸她那双手好看，手指上戴的戒指好看。有一次，母亲感叹道：“戒指呀，还是当闺女时戴过的，后来戴上了顶针，就再也不戴戒指了，而这顶针一戴就是六七十年，现在这手比鸡爪子还难看。”
妻子是个有心人，她说她听出了母亲的心思，于是在老人家九十岁那年，她给母亲买了一枚金戒指，很可惜，母亲的指头变形厉害，戴不上去，到商场换了两次，最大号的，还是没有戴上。母亲就有些伤感，我发现她眼圈红红的，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就索性找匠人把这枚戒指截断，拉开了个缺口，虽然有了缺憾，母亲却戴上去了。而且这一戴从未取下过，直到这枚戒指最后陪老人家一同去了天堂。
中国的封建社会，并无多少创新和变革，但在女人身上是个例外。封建社会残害女性稀奇古怪，女人裹足，即是一例。
女人裹足，脚以小为美，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这个“好”时代让母亲赶上了。母亲裹成了典型的三寸金莲。年轻时，这三寸金莲也曾给她争得过荣誉，为此，母亲也自豪过，但后来，却折磨了她一生，让她痛苦了一生。
我说母亲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因为母亲是按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对女性的要求，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裹足。我发现村上与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虽也是小脚，但却不如母亲小得那么彻底，那么可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很少看到“三寸金莲”了。我仔细端详过母亲那双小脚，真是让人心酸啊！少女时代，骨骼正在发育，却遭到野蛮的摧残。脚怎么可能会变小呢？只不过是脚的骨骼和肌肉受到外力的长期挤压发生了形状的改变而已。
我发现母亲的五个脚趾被迫重叠在一起，稍一受力，脚就会引发疼痛。对村上那些奶奶辈、婶婶辈的妇人，我也做过一些调查和访问，她们大都属“解放牌”，裹了一段，吃不得那苦，受不得那疼，后来又听说不时兴了，也就违了家规和爹娘的意愿，顺势而为，索性放了。母亲没文化，接受新思想慢，老实听话，再加上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一肚子旧思想，死脑筋，硬逼着母亲缠足，且引以为荣。
后来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记工分，很多女人都评为二级劳力，一天能拿八个工分，我的母亲却不然，因为脚小，沦为三级。总共也就三个级别，母亲是三级也就是末级。母亲要强，哭过，但没用。
台湾有一首校园歌曲里好像有一句歌词叫“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是的，夕阳西下，挑着担子，赤足走在田埂上，倒影拉得长长的，配上晚霞，真的很有情调，富有诗意，浪漫得很。然而对于我的母亲却一点都不浪漫，生产队长组织一帮妇女挑粪到田里，他要求女人们都像男人一样光着脚丫挑担子。现在想来，队长这一招够损的，其实就是母亲为争二级劳力惹烦了队长，他要给母亲一个下马威。母亲傻呀，犟呀，明摆着不成，还要硬撑。当然，母亲的失败是注定的。她未能把一担百多来斤的臭粪担子挑到队长指定的地点，双脚就已经鲜血淋漓了。
事发时我并不知道，好像那年我正在学校读初二，晚上回来听见母亲的抽泣我才知道这件事。煤油灯下，我看见了母亲那双还在渗血的脚……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我断定母亲的哭泣主要不是来自对身体的伤害，恐怕更多的是对她尊严的挑衅和辱侮。同时，我懂得母亲的哭泣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一个小脚女人，拉扯一家人生活下去太难了。
那一刻我曾经在心底立誓，做儿子的绝不能再让母亲遭受如此伤害，一个七尺男儿应该有能力让母亲活得体面些。
这个生产队长前年去世了，他走得比母亲早一年。去世时家兄打来电话告诉我了这件事，我特意嘱咐家兄以我们兄弟姊妹的名义送一个花圈。
我曾憎恨过队长好些年，也曾说过这辈子都不原谅他的话，其实没过几年，憎恨被岁月和成长消蚀掉了。祖父辈莫名其妙的过节没必要延续到我们这一代，队长有点“二杆子”劲，做事容易偏激过头，但后来也挨过不少整，挨批斗时腿被打断了，还落下残疾。那是一个病态而疯狂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细想，已经过去了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5
母亲一生总共生了九个孩子，夭折了四个，活下来五个，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生活如此贫穷、艰难和坎坷，劳动的担子如此的沉重，母亲还要生养这么多的孩子，生活磨难可想而知。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形的不仅仅是母亲的一双手，变形的是她整个身体的骨骼。母亲就仿佛一架生育机器，从十八岁生出第一个孩子到四十七岁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三年多一点就坐一次月子。这个年龄段对于女人的一生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试想，如果父亲健在，如果母亲的生育能力没有衰竭，母亲会不会继续生下去？
女人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本是其身体功能所在，但是这种毫无节制，甚至无法抗拒又无可奈何的生育，对母亲身体造成的摧残是悲剧性的。
母亲说过她生孩子和圈里的牲口下崽并无多大区别。她在生第四个孩子时，正在磨道里推磨，突感腹部一阵坠疼，来不及走到屋里躺到床上，在磨道里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坐月子不能负重，不能浸泡冷水，不能经受风寒，母亲享受女人做月子的待遇都只是象征性的。一大家子人啊，伸手要穿衣，张嘴要吃饭，母亲就像上足了发条的一口大钟，一刻都不能停摆，她一停摆，一大家人的生活就瘫痪了。
前些天陪客人在宜昌一个土家民俗村采风，土家人唱了一首土家山歌，是歌颂土家妇女的，歌词大意是：
太阳歇得吗？歇得，
太阳歇了有月亮；
月亮歇得吗？歇得，
月亮歇了有太阳；
男人歇得吗？歇得，
男人歇了有女人；
女人歇得吗？歇不得，
女人歇了娃儿就没得饭吃，
男人就没得衣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