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来事情距今已有十多年了。一年春天，我应邀去讲实践伦理学，在岐阜县的大垣镇，前后逗留了一个星期。地方上一些热心人士，他们的盛情款待，常令人受之有愧，我向来感到发憷。所以此次，便事先致函接待我的教育家协会，希望对迎送、宴请、观光以及借讲演的名头，白白耗费时间一类的事，一概予以拒绝。这样一来，大概当地很快便风传，说我是个怪人。不久我到了该地，由于协会会长大垣镇镇长的斡旋，一切安排不仅如我所愿，就连住宿也特意避开客店旅馆，住到镇上一户世家N氏清幽的山庄。下面要讲的，就是这次逗留期间，在别墅里偶然听到的一桩惨剧的始末。
别墅坐落在巨鹿城关，远离花街柳巷。尤其八叠席大小的起居室，是书院式格局，只可惜光线不大好。不过，隔扇和拉门倒颇具雅趣，果然是个安静的所在。别墅里一对看门的夫妇照顾我的起居，没事儿时，他们总是待在厨房里。所以，这间八叠席大小的昏暗房间，没有一点人气儿，异常冷清。玉兰花枝低垂在花岗岩洗手钵上，不时飘落几朵白花，四周静得连落花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我只是每天上午去讲课，下午和晚上就待在房里，日子过得极是清静。除了几本参考书和包里的换洗衣物外，我别无长物，不免时时有荒院孤寂之感，愈觉春寒料峭。
虽说如此，下午也偶有客来，正可解闷儿，所以，倒也不觉得太过寂寞。可是，一旦点上那盏古色古香的竹简灯，活生生的人间世界，顿时全部凝缩在我周围——那盏微弱灯光所及的地方。然而，我丝毫不觉得周围有什么安全感。身后的壁龛里，庄重地摆着一个没插花的铜瓶。上面挂了一幅奇怪的杨柳观音像，装裱在发黑的织锦缎上，墨色模糊，难以辨认。有时看着书，偶尔抬起眼睛，回头望见那幅陈旧的佛像时，总觉得闻到一阵阵线香味儿，其实，压根儿就没点香。房间里笼罩着一种寺庙般的静寂，所以我常睡得很早。可是上了床，总又难以入眠。挡雨板外夜鸟的声音忽远忽近，不断吵扰着我。鸟声使我心里展现出屋顶上的天守阁。白天望过去，总是这样一副光景：天守阁的三层白墙掩映在蓊郁的松林里，飞檐的上空有数不清的乌鸦凌乱地盘旋。——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却仍感到心底荡漾着似水春寒。
于是，有天夜里——演讲的时期已快结束。我照常盘腿坐在灯前，漫不经心地看书。突然，挨着隔壁房间的拉门，静静地开了，静得有些疹人。本来，我下意识在盼着别墅的守门人来，等察觉到门打开的工夫，心想，正可央他把刚写好的明信片寄出去。
无意中朝那边瞥了一眼，门边昏暗的光线下，端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我从未见过。说实话，那一瞬间，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而那男子，也确有吓人之处：浑身罩在模糊的光影中，简直形同幽灵。这时两人目光相遇，他按老式规矩，高高支起两肘，恭敬地低下头，呆板地寒暄，声音比想象的要年轻：
“这么晚，还在您百忙之中来打扰，实在抱歉得很。但有点事想求先生，便顾不上失礼，冒昧前来。”
我这才从惊愕中恢复镇静，趁他说明来意的工夫，开始从容地打量来人。他额头挺宽，两颊消瘦，眼睛灵动，与年龄不大相称，头发已经半白，人很斯文。和服上虽然没印家徽，但穿着外褂和裙裤，倒也不寒酸，而且膝盖前还端端正正摆着一把扇子。
猛然间，我发现他左手少一指，这一下又刺激了我的神经，目光不由得赶紧躲开那只手。“请问有何贵干？”我合上正读的书，冷冷问道。不用说，对他的唐突到访，既感意外，也很恼火。而且，别墅的守门人对有来客，竟不通报一声，也有些讶异。可来人并不在意我的冷淡，再次头抵席子，依旧照本宣科似地说：
“没来得及奉告，我叫中村玄道，先生的讲座每天都去听，当然了，那么多人里，恐怕先生未必记得我。今晚也算是我们的缘分吧，今后还请先生多多指教。”
总算明白了这男子的来意。但清静的夜读被打断，心中仍感不快。
“这么说，是对我的演讲有什么疑问吗？”
与此同时，心里已拟好颇为得体的下文，准备将他挡回去：“有问题，请明天课堂上再提吧。”可是，对方表情纹丝不改，视线始终落在膝盖上。
“不，不是有问题。我没什么问题，只想就自己的行为和对善恶的判断，请教先生。现在算来，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结果我对自己，竟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因此，想请教您这位伦理学界的大家，一切谅自会有分晓。所以，今晚冒昧造访，还望先生见谅。在下的遭遇虽说乏味，可否烦请先生一听？”
如何回答，我多少有些踌躇。诚然，从专业来讲，我的确是个伦理学家，但是，很可惜，我不是那种机灵的主儿，能活用专业知识，临机应变，当即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却不敢自负有这种本事。对我的犹豫不决，对方大概早已察觉，抬起一直落在膝盖上的视线，胆怯地看着我的脸色，声音比刚才自然多了，恭敬地恳求说：
“当然，我不勉强先生，非给我一个正确的判断不可。只是我已到了这个年纪，一直为这事所困扰，哪怕向先生诉说一下我的痛苦，对自己多少也是一个安慰。”
给他这么一说，出于情理，我也该听一听这个陌生人的话。但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份模糊的责任，沉甸甸地压上了心头。我一心想拂去这种不安，故作轻松，隔着昏黄灯火，招呼他靠近些：
“好吧，那就听你讲述吧。不过，听完后，能否谈出什么意见供你参考，就另当别论了。”
“哪里，只要先生肯听，就已足矣。”
这个自称中村玄道的人，用那缺了一指的手，拿起席上的扇子，不时抬眼偷偷看我一下，不如说是偷偷看一眼墙上的杨柳观音，声音仍是那么平板忧郁，断断续续讲了起来。
事情发生在明治二十四(1891)年。您知道，明治二十四年，正是浓尾大地震的那年。打那以后，大垣完全变了样。当时，镇上有两所小学，一所是藩主建的，另一所是镇上修的。我在藩主建的那所K小学就职。在此前的两三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师范学校，稍后又得到校长格外器重，年纪轻轻，每月就拿到十五元的高薪。
现下的十五元月薪可能是捉襟见肘的，可二十多年前，虽说不上富裕，可也衣食无忧了。在同事中，不论哪方面我都是众人称羡的对象。
家里上无老下无小，只有妻子一人，刚结婚还不到两年。妻子是校长的远亲，从小离开父母，嫁我之前，校长夫妇一直当做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名字叫小夜，这话或许不该我来说，她非常柔顺，爱害羞，而且话也不多，总像一片淡淡的影子，似乎生来就苦命。像我们这样的夫妇，虽说没什么大喜大乐之事，日子也还过得平静。
然而发生了那场地震——我怎么也忘不了，十月二十八日，大概是早上七点多吧。我正在井边刷牙，妻子在厨房盛饭。——之后房子就倒了。就那么一两分钟的事儿，宛如狂风般响起了骇人的地鸣，转瞬之间房子就倒塌，只见瓦片纷飞。没等我回过神来，就被突然落下的房檐压在下面，我拼命挣扎，随着不知从哪儿涌来的震波摇摆着，好不容易从暴土扬烟的房檐下爬出来，一看我家的房顶，就连屋瓦上的杂草也被压扁了。
那时我的心情，说不出是惊恐还是慌张，总之失魂落魄，只管瘫坐在地上。仿佛在暴风雨的大海上，前后左右，满眼是坍塌的屋顶，地鸣声，屋梁砸声，树木折断声音，墙壁倒塌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四处逃窜的惊叫声，我茫然听着这些杂然交织在一起的声音。蓦地，发现对面房檐下有个东西在动，我猛地跳起来，恍如刚从噩梦中惊醒似的，嘴里大声喊着，立刻奔了过去。我妻子小夜下半身压在屋檐下，正痛苦地挣扎着。
我抓住她手，拼命去拉，想把她肩膀扶起来，但压在身上的房梁，纹丝不动。惊慌失措中我搬开一块块檐板，不停地给妻子打气：“要挺住！”难道这仅仅是对妻子说么？或许也是鼓励我自己吧？小夜说：“太难受了。”还说：“快想想办法呀。”用不着我给她打气，她面无血色，拼命想挪开房梁。那时，我见妻子两手染满鲜血，连指甲都看不出来了，颤巍巍地摸索着房梁，那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痛苦的记忆中，历历如在眼前。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突然发觉，不知从哪儿冒出滚滚的黑烟，刮过房顶，扑面而来，熏得我透不过气。与此同时，浓烟那方发出猛烈的爆裂声，火星像金粉一样，噼里啪啦，在空中飞舞。我发疯似地抓住妻子，再次拼命想把她从房梁下拽出来。可妻子的下半身一点儿也挪不动。我全身笼罩在浓烟里，一条腿跪在房檐上，和妻子说了些话。说了什么呢？我想您会这么问。您一定会问的，可我真的什么也记不得了。
唯一记得的是，妻子血丝胡拉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嘴里叫着我。我望着妻子的脸——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睛睁得老大，神情好恐怖。紧接着，不光是烟，火势挟着火星猛袭过来，呛得我头晕眼花。我心想，这下完了，妻子会给活活烧死的。活活烧死？我握着妻子血淋淋的手，大声喊着什么。妻子也反复叫我。她对我的呼唤，当时在我听来，含有无穷的意义，无尽的感情。活活烧死？要活活给烧死吗？这回我又喊了起来。记得像是说：“那就死吧！”似乎还说了句“我也一起死！”我没意识到自己在喊什么，这工夫顺手捡起一块掉在地上的瓦片，砸在妻子头上，一下又一下。
以后的事，任凭先生想象好了。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整个镇子笼罩着浓烟和烈火，家家的屋顶像小山一样，堵塞了街道，我死里逃生，好歹捡回一条命。这到底是幸与不幸？我什么都弄不清了。那天晚上，依旧燃烧的火光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在倒塌的校舍外，我和一两个同事从地震棚，眼望着火光，手里攥着刚做得的饭团儿，禁不住泪流不止，我至今都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