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说，要想使书有销路，我应该描述诸如此类的事：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你狠狠地揍我，继而又把我关进洗手间或者什么地方。”
“可我从来没那么做过。”
“那是事实。但编辑指望我的故事能使读者大开眼界，就像加里·克罗斯比和克里斯蒂娜·克劳索德写的关于他们父母的故事那样。他认为读者对你的私生活感兴趣——想看到你的真实一面。现在，前辈们都在写这方面的书，而且都很畅销。假如我也把你描述成一个堕落的父亲，您不会有意见吧？”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是的，必须如此。我已经预支了一万美元，他们的条件是我必须揭露你的隐私。我已经写完了前两章，你可以先读一读。内容嘛，是你在一次演讲会上闹出了大笑话，会后你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逼迫家里的所有人在深夜刷地板。”
“这都是你编造的，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哎呀，我的爸爸！这只不过是一本书。我的编辑喜欢这样的书。第三章最中他的意了——你对母亲拳打脚踢，大耍威风。”
“什么？我对你母亲施行暴力？”
“我并不是说你真的伤害了母亲。不过，我还写了我们几个小孩惯于藏在毛毯底下，这样母亲挨打时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声就听不见了。”
“天哪，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可我不能照搬事实。编辑说过，成年人是不会花十五六美元去买《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耶》的。”
“好吧，就算我用皮带抽了你，打了你母亲！还有什么？”
“对了，你拈花惹草的事呢，我把它安排在第四章。假如我写你常在凌晨三点钟领舞女回家过夜，你说人们会不会相信？”
“会的，我敢肯定，人们会一百倍地相信你的谎言。但即使这是一本畅销书，难道你不认为这太离谱了吗？”
“这是我的编辑的主意。由于您平时没有粗暴待人的恶名声，所以这样一写，读者才会真正感到惊奇、刺激，而且会对你另眼相看。”
“是的，对你是无所谓，但对我可如同下地狱了！”我再也按捺不住，冲他吼叫起来，“那我做没做过一件好事？”
“做过，其中有一章我特别写到你为我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接着我又写了过圣诞节时我让你生气了，于是你就把一碗土豆泥统统扣在我的脑门上。但编辑把这两件事删去了，他说读者会看得一头雾水。”
“那你为什么不写由于你数学考试得了‘良好’，我就用冷水把你从头淋到脚？”
“哦，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我就这样写：一次我得肺炎住进了医院，你这位当爸爸的甚至连一眼都不看我。”
“看来你是想把你的父亲以一万美元出卖了？”
“不仅是为了钱。编辑说如果我揭露一切隐私，那就连巴巴拉·瓦尔德斯都会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里采访我，那时我就可以真正地独立了，您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好吧，如果这本书真会带给你那么多的好处，你就干下去吧。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太好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台文字加工机？如果我能提高打字的速度，这本书就能在圣诞节前脱稿。一旦我的代理人把这本书的版权卖给电影制片商，我会在还钱的同时多给您点小费。”
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住进了医院，我去看望他。万万没想到，朋友没见到，自己反而被推进了手术室。危急关头，我用智慧救出了自己。
医院需要病人
——［美国］阿·巴彻沃尔德
以前，医院的住院部常常人满为患，可是近来，病人住院根本无须久等，因为医院的床位过剩。为了经营下去，医院就得尽力避免病床空闲。出现此种情况，院方也很为难。
前些天，我的朋友住院了，我去医院探望他。我先到了问讯处，那里兼办入院手续。没等我开口问及我朋友的病房号，值班小姐便拿出一份表格，记下了我的姓名、年龄、职业，按了电铃。我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早有两个护理员推着一辆轮椅来到我跟前。他们把我按到轮椅上，二话不说，就把我往病房推。
“我没病！”我嚷了起来，“我是来看望朋友的。”
“等他来了，”一个护理员说，“我们就带他去你的房间。”
“他早就来了。”
“那好，等你在床上躺好，他就可以来看你了。”
我发现自己被带到了一个写着“私人病房未经护士许可不得入内”字样的小房间。护理员扒光了我身上的衣服，然后替我穿上古怪的、背后系带的短睡衣，还给了我一个水罐，然后打开了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机，对我说：“需要什么就按一下电铃。”
“我要我的衣服！”
“哦，您别担心。”护理员说，“哪怕发生最不幸的事情，我们也会把您的东西都交给您那可能成为寡妇的妻子的。”
我正想办法逃出这个鬼地方时，威德大夫带领他的几个学生进来了。
“天啊！你们可来了！”我说。
“你疼得很厉害吗？”他问我。
“我身体健康，我一点都不疼。”
威德大夫显得十分忧虑：“看来情况严重了，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起初是哪里疼？”
“不，我没病，我哪儿也不疼。”
威德大夫同情地点了点头，转身对他的学生们说：“这是最难对付的一种病人，因为他拒绝向医生叙述他的感受，还说自己没病。在他打消自己根本没病的错觉之前，他是不会痊愈的。既然他不肯告诉我们什么部位有病，我们就只好做个外科检查性手术来找到他的病变部位。”
“我可不想动手术。”
威德大夫摇了摇头：“没人愿意动手术，但治病还是宜早不宜迟呀！”
“我是来看望朋友的，我没病！我一切都正常！”
“如果你一切正常，”威德大夫边填病历卡边说，“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次日早晨，他们剃光了我的胸毛，并且剥夺了我吃早饭的权利。
过了一会儿，两个护理员把我挪到一辆担架式推车上，护士长在车旁随行，一个牧师殿后。我环顾四周，想寻求救援，但是完全绝望了。
最后，他们把我推到了手术室。
“等一等！”我开口说，“我有话要说。我是病得很重，但是我还没有加入医疗保险！交不起麻醉费。”
话未说完，麻醉师已关掉了麻醉仪器。
“当然，手术费我就更付不起了。”于是，大夫们纷纷放下了他们手中的手术刀具。
我又转向护士说：“我甚至拿不出住院费。”
接着，我糊里糊涂地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被最初把我送进病房的那两个护理员赶到了大街上。
因为我要看朋友，所以我又一次来到问讯处打听朋友的病房号，这回值班人员盯着我，冷冷地说：“我们再也不愿在本院见到你——不正常的人！”
在佛蒙特的一家乡村杂货店里，塞恩偷了一磅黄油放到帽子里，这一切都被店主看在眼里。店主并没有直接揭穿他，而是请他坐在火炉旁喝热的果汁。这样，既惩罚了塞恩，又展示了店主的幽默天才。
一磅黄油
——［美国］海伦·霍克
佛蒙特的冬日寒冷异常。一天傍晚，一家乡村杂货店的店主正准备关门打烊。他站在屋外关窗板，透过玻璃他可以看到，那个懒惰而又无能的家伙塞恩仍然在店内闲逛。这时塞恩从货架上抓了一磅黄油，藏到帽子里。店主一看到这个举动就立即想到一个绝妙的报复方法。这个方法既能惩罚塞恩，又能使他的幽默天才得以展示。
“我说，塞恩，坐啊。”店主走进店里，边说着话边关上了门，口气极友好，“我想，这么冷的夜晚你不介意喝点热乎乎的果汁吧？”
“当然。”塞恩有些紧张，他拿了黄油就想尽快脱身，但是热果汁的诱惑又使他犹豫不决。然而，这事很快就定了下来。店主抓住塞恩的肩膀，把他拉到一个靠近火炉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现在，塞恩被逼进了死角。他的周围几乎全是箱子和油桶，只要有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无路可逃。果然，那个位置被店主占据了。
“塞恩，我们来喝点热果汁。”店主说，“否则，在这么冷的夜晚回家，你会被冻僵的。”说着话，他打开炉门又塞了一些木柴进去。
不久，塞恩就感到黄油融化粘到头发上了。热饮料已不再那么使他心动了，他一下子跳起身，宣布自己非走不可。
“先喝点热果汁再走不迟，塞恩。来，听听我讲的故事。”塞恩被这位诡计多端的折磨者推回座位上。
“哦！这里太热了！”小偷说着，试图再次站起来。
“别急，热乎乎的多好啊！”店主又一次将他推回到椅子上。
“可是我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喂牛，要劈柴……我真的没时间了。”这倒霉的男人说。
“你不该把自己弄得太累，塞恩。坐！那些牛就随它去吧，你自己静静心。你似乎有点坐立不安。”恶作剧的店主露出狡猾的笑容。
塞恩又一次失败了。没办法了，他清楚下一步店主将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果汁，他的头发涂满融化了的黄油，被粘住了，不然的话，看到这样的东西，发梢也会倒竖起来的。
“塞恩，吃块面包吧，你可以自己涂黄油。”店主说话的样子极不经意，可怜的塞恩甚至相信偷黄油的事压根就没被察觉，“我们可边喝果汁，边吃圣诞鸭，您看这颜色就让人食欲大增，告诉你，那可是天下第一美味。塞恩，现在尝尝你的黄油——我是说，尝尝果汁。”
可怜的塞恩现在不仅热得要被融化，而且急得快要冒烟了。随着帽子里黄油一层层融化，那油腻腻的东西已浸满了系在脖子上的手帕。
幽默的店主若无其事地说着闲话，并不断地往火炉里塞木柴。塞恩则笔直地坐着，背靠着柜台，烧得通红的火炉在身边烘烤着他。
“今晚真冷啊！”店主十分随便地说。然后，又似乎很吃惊地说，“喂，塞恩，你好像在出汗，干嘛还戴着帽子？来，我帮你把帽子拿下来。”
“不！”可怜的塞恩最后大声叫道，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不！我必须要走，让我出去，我要疯了！”
油乎乎的稀黄油现在流到这可怜男人的脸上、脖子上，浸入衣服里，一直流进他的靴子里，他好像从头到脚洗了个黄油澡。
“既然这样，晚安，塞恩，假如你真要走的话。”当那个不幸的偷黄油的家伙冲出店门时，这个幽默的佛蒙特人补充道，“我说，塞恩，我估计从你身上得到的乐趣值那么多钱，所以你帽子里的那磅黄油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
在某驿站，老站长和女儿冬尼娅相依为命。可是有一天，年青的骠骑兵军官骗走了冬尼娅。老站长在要不回女儿的情况下，郁闷而死。
驿站长
——［俄国］普希金
1816年5月，我有事沿着某条现已废弃的驿道经过某省。当时我官职卑微，只能乘坐到站换马的驿车，付两匹马的公费。因此站长们对我不讲客气，我常常得据理力争方能得到我自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我年轻，火气大，一看到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位官老爷的轿车上，我便一股恼儿将一切的恶语对他进行诅咒。同样，在省长的宴会上，精明势利的仆役按官阶递上菜，走过我跟前而不予理睬。这种事，令我耿耿于怀。上述两件事，到今天我却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了。倘若废弃通行的规矩：“小官敬畏大官。”而改换另一个规矩：“惺惺爱惜好汉。”那么，实际上我们将会怎样呢？争得打破头！言归正转，说我的故事要紧。
那一日天气炎热。车子距离××站还有三公里的时候，天开始下小雨了，不一会，大雨倾盆，将我从头至脚洗了个干净。到了站，我首先便是赶快换衣，紧接着便是要茶。
“喂！冬尼娅！”站长叫道，“茶炊拿来，再拿点奶油。”
他话音刚落，从屏风后边走出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小女孩，跑进了前堂。那可真是一个美貌的姑娘。
“她是你的女儿？”我问站长。
“是我女儿，大人！”他怡然自得地说，“她脑子聪明，手脚麻利，同她过世的母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随后，他便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闲着无事，便来欣赏挂在他简陋而整洁的房间的墙上的一幅幅图画。那是一套“浪子回头”的故事图片。第一幅，一个头戴便帽、身穿宽袍的可敬的老人送走一个心气浮躁的少年，他匆匆忙忙接受老人的祝福和一个钱袋。第二幅，他坐在桌边，一群酒肉朋友和厚脸皮的荡妇将他包围。第三幅，荡光钱财的年轻人身穿粗布袍子，头戴三角帽，正在牧猪，跟一群猪同槽争食，他的面容里分明带着愁苦和悔恨。最后一幅，他回到父亲身边，慈祥的老人穿戴同样的衣帽，迎接儿子，浪子跪下；远景画了厨子在屠宰一头肥牛，年幼的弟弟在仆人身旁询问着这天伦之乐的起因。每幅画下边，都配着很贴切的诗句。这套画，还有栽在瓦盆里的凤仙花、挂了花幔子的床铺以及当时我周围的其他家当，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此刻那主人的音容笑貌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五十来岁，气色很好，精力挺旺，穿一件深绿长制服，胸前挂着三枚勋章，带子明显地褪了色。
我正打算给老车夫付清车钱，这时，冬尼娅捧着茶炊回来了。当我看见这个小家伙的第二眼，我便着迷于她那蓝蓝的大眼睛。我主动找她谈话，她一一作了回答，全无半点忸怩之态，俨然像个见过世面的大姑娘了。我请她父亲喝杯果露酒，给冬尼娅倒了一杯茶。我们三人便开始聊天，那情景好似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马匹已经准备停当，但我还是不愿离开驿站。最后我不得不向他们道别了。她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一直送我上车。在门厅里，我停住，请求她允许我吻她，她笑着点头……
自从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能掐指算计我有过多少次的接吻，但没有一次在我心坎里留下如此长久、如此甜蜜的回味。
几年以后，境遇又迫使我走上同一条驿道，我又到了先前的地方。我一路上惦念着老站长的女儿，一想起又将见到她，我的心顿时喜不自胜。但是，我心里嘀咕，老站长或许调走了，冬尼娅或许已经嫁了人，甚至老人已死或冬尼娅已死的念头也曾在我脑子里一闪。我心头怀着不祥的预感驶向××站。
马匹在驿站前的小屋旁边停下。走进屋里，“浪子回头”的图画快速跳入我的眼帘。桌子和床铺仍然放在原地，但窗口已经没有了鲜花，周遭的一切显得零乱和衰败。站长还在睡觉，身上盖件大衣。我一进来就惊醒了他，他爬起来……他老多了，当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胡子好久没剃，背脊佝偻——三四年工夫竟能使一名身强力壮的汉子变成一个衰朽的老头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你认识我吗？”我问他，“我跟你是老相识了。”
“是吗？”他神色阴沉地答道，“这儿是一条大道，过路旅客很多。”
“你的冬尼娅还好吗？”我又问。
老头儿锁紧眉头。
“谁知道呢！”他回答。
“那么，她出嫁了？”我问。
老头儿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小声地读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下去了，吩咐摆茶。但我却压抑不住自己那颗好奇心，我只能巴望一杯果露酒会解放我的老相识的舌头。
我的指望倒是还行，老头儿不嫌弃喝一杯。一杯甜酒下肚，他阴沉的脸渐渐舒展开来。第二杯倒下去，他就和我唠起家常。他说他记起我了，或者装做记得。接着我便从他嘴里听到了一段如噩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