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1947年升入大濑中学。1950年离开家乡考入爱媛县立内子高中，第二年又转入松山东高中。1954年来到东京，进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他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这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东大法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的影响，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着手从事文学创作。起初写有《兽声》等剧本，其后有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先后问世。前者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1957）上，被荒正人推荐为“五月节奖”作品，平野谦则在《每日新闻》文艺评论栏中著文，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小说写三个学生勤工俭学到医院去杀狗，结果由于投机肉贩子从中捣鬼，终于一无所获的故事。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特质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这些彼此相似、缺乏个性的日本学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丧失敌意，显得有气无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些热衷于包括政治在内所有事情的举动，不是过分年轻，就是过于老成。我今年20岁。对这个奇妙的年龄，我也觉得太累了。”这个有气无力而又疲惫不堪的青年，杀了一天多狗所得的报酬只是被狗咬的一个伤口，而且还有可能被警察传去作证。这种“徒劳”乃是当时青年所陷入的阴暗环境的形象体现。后者于1957年刊载于《文学界》上，故事内容与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医院里去勤工俭学，只不过不是杀狗，而是搬运死尸，结果又由于管理人员的失职，差不多也是白干了一场。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在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短篇《饲育》里，他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们害怕他，仇视他，把他当成怪物；后来，则逐渐喜欢他，亲近他，把他当成伙伴，尤其是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里便接到上级命令要把黑人送到县里去，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杀死，主人公“我”也受了伤。这表明村人们和黑人的友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碰上“墙壁”就会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讲谈社出版）里，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视为“墙壁”的话，那么短篇《人羊》（刊载于《新潮》）则显然是把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当作“墙壁”的。这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由于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个跟着一群外国兵（当然是指美国兵）鬼混的女人，这伙外国兵便蛮不讲理地惩罚“我”，强把“我”的裤子扒下来，让“我”光着屁股站在车上示众，然后又让其他在车上的日本人也光着屁股罚站，连司机都未能幸免。
总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一书《后记》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大体上是我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态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大法文系。随后，他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
据说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性”，是因为受到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说“留给20世纪后半叶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的领域了”的启示和刺激，于是便接连不断地写起有关这个问题的作品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虽然这部作品受到攻击性的、否定性的批评，可是作者本人却置之不顾，声称“我现在仍然深爱这部长篇小说，认为这只能是我的小说”，并且表示“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可以说是牧歌式的少年们的作家，但从这部小说起，我却希望成为反牧歌式的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另外，通过这部小说我还明确地决定了以‘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们的时代〉和我自己》）。发表于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载于《新潮》）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时代》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主人公J的种种同性、异性滥交行为，据说是为了证实人和人性都是真实、可靠的存在。这表明作者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不言而喻，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小学时，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参拜天皇照片时不认真而被校长用巴掌或者拳头痛打。这或许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藏着某种反抗强权的种子。在日本战败时，当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后，他又曾暗下决心，要为天皇而死。这说明学校长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不过，他对天皇制的态度主要还是在战后才最终形成的。日本战败投降时他只有10岁。当他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接受的是新宪法所宣布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空气，而这些因素则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主义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尽可能地与地上和天上各种各样的权威毫无关系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对天皇制，也是因为我希望成为民主主义者。”
《大江健三郎和＜吉尔普军团＞》，采访记——这可以说是他政治态度的宣言。
在体现他“政治”意识的小说中，1961年先后发表于《文学界》的两篇作品《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岁〉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属于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为题材，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政治暴徒的行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威胁，迫使《文学界》杂志不得不登出谢罪广告才算暂且了结，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长期不能收入其后出版的各种短篇集里。
大江健三郎是个执著的人，只要确定某种主张便不肯轻易更改，哪怕遇到什么阻力也要坚持己见。当上述两篇小说发生麻烦时，作者本人始终没有退让。非但如此，他还在此后发表的小说中继续与天皇制对抗。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后，日本政府决定授予他文化勋章，他当即表示拒绝的举动，也是他的“政治”意识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他的长子于6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因头盖骨异常而濒临死亡状态，经医生抢救后勉强活命，成为残疾婴儿；二是他于8月前往广岛进行原子弹爆炸后果调查，深受刺激，颇有感触。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所以，他把这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围绕残疾儿问题，他在1964年先后发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归》和长篇《个人的体验》。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个人的体验》里，当主人公听说妻子生下一个残疾儿时，起初他曾经想尽办法逃避现实，不打算千方百计去救活婴儿，而希望听任婴儿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后他终于通过长期痛苦的精神磨炼，猛醒过来，全力以赴拯救婴儿生命，并且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同满怀希望地、坚韧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归》里，主人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没有救活婴儿，自己也自杀身亡。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也许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或者不如说当作者的精神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那样最终采取拯救孩子、养活孩子的态度；当作者的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时，他便会像《空中怪物阿归》的主人公那样采取放弃孩子的态度。
1964年以后，他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表示自己养育残疾儿的决心，诸如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随笔《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和《冲绳核记》（1969~1970）、对话录《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1971）和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等都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谈到1983年由讲谈社出版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这本书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纪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特别是自己与残疾儿20年共命运的问题提到前面，这可以从其中安排的环境和人物与作者周围现实生活大体吻合得到证明。不过，《新人啊，醒来吧》仍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作者并非单纯地记述自己和残疾儿，而是通过布莱克的诗句，通过残疾儿的生活，讨论在核威胁状况下当今世界人类命运这个全局性的大课题。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题为《乌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其后，他经常不断地在自己的小说、随笔和谈话里提起这个话题，进一步具体细致地描述乌托邦的内容。如在对话录《寻找乌托邦，寻找物语》（1984）里，他说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不过他又加以解释道，这个“森林和山谷”，“虽与实际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见他的乌托邦仍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主观想象之内。
《同时代的游戏》（1979）可以说是他所写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小说。这部长篇是经过作者周密设计和考虑之后写成的，是他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全书由6封信组成，这些信是主人公“我”写给妹妹的。在信里，“我”讲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创建故事和历史，自己家族的发展历史。其中有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几百年前山村的建立过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国军队的50天战争，“我”所参加的现代反体制运动。在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战争”了吧。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武装精良的大日本帝国正规军与普通村民百姓的斗争过程，刻画了不屈不挠、敢于与强权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在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历史上当然并不存在这样一场战争，它完全是作者头脑中的产物。作者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表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小说的基本内容是写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义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义兄”是“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住在森林。“义兄”在森林里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即公社），但后来由于一个突发事件而瓦解。这说明根据地虽是为人们所欢迎的，但毕竟是不能长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现实的。
上文已经说过，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这表明他的“乌托邦”意识是和“森林”意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森林”有时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是抽象的、非实际的存在，是体现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话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饲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谷展开的，其中的“森林”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在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2）里，有主人公“我”潜入森林的一段描写：“我走进森林，犹如游泳者走下游泳池铁梯子让身体完全没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觉得森林覆盖了自己的头部，好像游泳者的头部被水面覆盖了那样。于是，夜幕降临了。我站立不动，低垂下头。我必须让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兽、树木、小草、腐蚀土中的菌类一样，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还原为森林的细胞。”
进入70年代以后，他的“森林”意识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对“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怀有同感，并且最后不得不和核时代权力的代表者进行决战。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识更进一步朝着批评时代的方向发展。又如《同时代的游戏》将对抗帝国正规军队的普通村民的根据地设定在“森林”里。这个“森林”显然含有象征意义，它使村民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启示读者在当今时代应如何生活。此外，长篇小说《M／T与森林的奇异故事》（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识的体现，而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最近新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燃烧起来的绿树》等围绕“树木”展开故事的作品则可以视为“森林”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