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即是理性的动物，又具有感性的要求，但更为特殊的本质是理性活动。因此正确的人生观应是以理性为目的和指导的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人生观有相通的一面，即强调以理性为指导的和谐中道的人生观，但是两者也有对立的一面：柏拉图把至善归结为“善的理念”，超脱于具体的善之上，而亚里士多德则不然。柏拉图关于善的学说具有超验的特点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格言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柏拉图所说的那种不依赖于具体事物之善的所谓“善本体”。事实上并不存在。一般的善，总是与具体的善相联系而存在。如果“善本体”脱离了诸如智慧、勇敢等具体的善，即只是空虚的形式。
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几乎一致地将和谐中道的生活视为最有意义，但在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中，两人分道扬镳了。柏拉图从“善本体”即理念世界不依赖于具体的善的观点出发，将理想与现实割裂，认为在世俗生活中不可能达到真善美的境地，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而亚里士多德从至善不能摆脱具体的善的观点出发，认为至善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能够通过现实生活实现。这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可以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完人境界。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人生哲学称为“至善论”或“圆满论”的确是有根据的。不言而喻，亚里士多德是个乐观主义者。
中世纪时期的伦理思想
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欧封建社会，长达千余年，被称为黑暗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基督教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特别是在教会势力极盛时期，教皇在西欧纵横捭阖，甚至力图把各国帝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于思想文化领域，那更是基督教一统天下。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中世纪伦理思想的实质是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人与神的关系是其基本内容。具体表现为：人们如何摆脱尘世的痛苦，走向天国；人们依靠上帝的预定还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获得拯救；用天国的生活还是用尘世的生活来规定幸福的内容等等。这些问题在中世纪伦理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宗教伦理学家例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都有不尽相同的回答。
早期基督教并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教义和神学理论，后来在基督教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护教人物。他们努力使基督教的信仰教义化、统一化、仪式化、组织化，从而成为解说基督教信仰的权威。这些人被信徒们称为“教父”，其理论则被称为‘教父学”。奥古斯丁成功地运用柏拉图哲学，讨论各种神学问题，阐述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把教父们的思想推向了顶峰。
奥古斯丁的著作甚丰，卷帙浩繁，总计有上千万字。但最被传诵的，乃是《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人们称为“由人之国走向神之国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最终是为了表明，人生就是转向上帝的过程，幸福在于上帝。
从古希腊罗马到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西方伦理思想探讨的最大问题是：人首要的善是什么？奥古斯丁相应地问道：“人应当怎样生活？”他认为，由于人们渴求幸福，并且只有在人的首要的善被人所热爱和所具有的地方，才可能找到幸福。所以人们达到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追求给灵魂带来美德和智慧的上帝。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我们一切善的事物和理论的尽善尽美的化身。他在《忏悔录》中称颂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既然上帝是至善的，那么，按照它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也必定为善，否则，就体现不出上帝的善性了。
因此，奥古斯丁提出了“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命题。他的“万物无不善”论，实际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做了辩护，把它说成理所当然地是善。
但是，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却又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婴儿的本性是恶的、有罪的，成人的罪恶意识就更为强烈，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他认定，上帝创造的人原本是善的，现实中的人类之所以如此恶，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受蛇的引诱偷吃了禁果，从而使其道德败坏。他们的血统传给了子子孙孙，使整个人类都具有罪恶的本性。这就是著名的“原罪说”。
总之，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善的、伟大的，而我们却是恶的、渺小的。只有把人生的目的即幸福生活，置于基督教信仰之上，心向上帝，依附上帝，人们才能得到拯救，而背离上帝，就是罪孽和毁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追随上帝就是对幸福的欲求；达及上帝就是幸福。我们通过热爱上帝而追随上帝；我们达及上帝并不在于我们也变成上帝，而在于和他建立无形的奇妙的联系，在于让上帝的真理和神圣占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心灵。”
走向天国的人们要如愿以偿，就必须恪守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奥古斯丁把《圣经》中所宣扬的对上帝的爱、对戒命的信和对天国的希望，作为基督教道德的三主德，同时又改造了希腊的四主德，及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并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奥古斯丁的七主德，贯穿着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思想。
奥古斯丁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信仰而贬斥理性，他把人的意志、理性看做是人的堕落之源。以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思想在13世纪前的西欧占有统治地位，而奥古斯丁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理论权威与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以至出现“两个凡是”的情况：凡是奥古斯丁说过的都是真的，凡是奥古斯丁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12世纪后，以崇尚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特征的阿威罗伊的学说对奥古斯丁伦理思想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冲击波”。神学家们既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广博、深刻和体系的融会贯通而惊叹，又为其学说与奥古斯丁所说的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直接冲突而担惊受怕。托马斯·阿奎那抛弃了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一直沿用的旧的柏拉图的理论，改用当时兴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更新了理论体系，拯救了基督教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开创了基督教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
阿威罗伊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除了主张物质是永恒和否定灵魂不朽外，还提出“双重真理论”。他认为，哲学和宗教归根到底都应该导致同一真理。但在具体问题上，科学和宗教的意见分歧是完全可能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真理的东西，从神学的观点看来就可能是谬误的东西；反之亦然。由于这样，科学与宗教各有自己的领域。阿威罗伊的这种观点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摆脱了宗教的禁锢。
托马斯·阿奎那痛斥了阿威罗伊主义，他认为人的理智之光只能获得数学、几何等普通真理，而对于最高真理、终极目的，需要靠上帝的启示。他反对把理性的东西和信仰的东西相提并论，并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与阿威罗伊相比，托马斯坚决反对理性高于信仰，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与奥古斯丁相比，托马斯的观点有了不小的变化。奥古斯丁强调信仰而排斥理性，人的救赎只能靠上帝，而托马斯认为信仰要与理性结合起来，他给予人的理性以一定的地位，虽然是“婢女”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体系的一次大胆的革新。
亚里士多德是以调和为基本特征，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也具有调和的性质。在树立起基督教信仰后，托马斯力图调和天堂与尘世的关系。这样促使他提出了“两种幸福”和“两种德性”的学说。
从基督教的信仰出发，托马斯认为天堂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他说：“人是能够依靠理智来认识普遍存在的善性并依靠意志来要求获得这种善性的。但是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因此，除上帝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人幸福并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这就是说，幸福不是感性方面的满足，而是理智本性的满足。因为感性事物的不完善性不足以使人满足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的特点在于精神性的灵魂祈求精神的满足，追求无限的真善美。一个无限的真善美可以满足人的一切要求。这种真善美才是人的幸福，而这个无限的真善美就是上帝。所以，幸福在于上帝，人的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本性。
托马斯还歪曲了伊壁鸠鲁对快乐的解释，然后加以批判。他认为人类的幸福，决不在于身体的快乐。因为身体的快乐不是最高、最后的目的，不是人固有的特征，另外快乐自身还取决于适度的准则，把快乐说成幸福或善，与现实经验也不相符合。
托马斯一方面声称“身体的快乐”是“接近上帝”的“很大的障碍”，但是另一方面，他力图掩盖自己伦理体系上的禁欲主义的性质，又对幸福的第二层次——尘世幸福加以承认。他认为，一个人是有两层幸福的。除了天堂之外，还有一种幸福，即一个人能够由其本性的原因而达到幸福。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实现，以及为此而必须的物质条件如财富、收益、健康、技能、学问等东西的获得这就是托马斯所谓的“尘世的幸福”。
当然，托马斯的尘世幸福只是达到天堂幸福的手段，只有天堂幸福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他毫不掩饰地说，人们在尘世的幸福生活，就其目的而论，是导向我们有希望在天堂享受的幸福生活。
托马斯不仅提出了两种幸福的理论，还指出了达到这两种幸福的途径，这就是“两种德性”的学说。他认为，一个人因德性而完善了动作，于是他走上幸福之路了。与幸福的两层次相适应，德性也可分为神学德性和尘世德性。所谓神学德性是天生的，是上帝的一种恩赐。神学德性有三条，即信心、希望和仁慈，这与奥古斯丁的学说并未有什么不同。而尘世德性通过后人的教育和实践而获得，它是个人得到拯救的一个条件。这与奥古斯丁的学说有所不同。托马斯把尘世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实践德性两个大类。理智的德性是思维的习性，并不具有直接的实践能力和客观效果，但在一定条件下，对实践德性又具有指导意义。实践德性既受理性的指导，同时又具有“动作的意向”。实践德性的基本德目是审慎、公正、节制和刚毅。这四个基本德目与神学的德性的三条，经托马斯论证后，成了基督教的“七主德”，成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
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伦理思想
在欧洲历史上，16世纪末至19世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又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持续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先是在英国，随后又在法国、德国发起革命，夺得政权。由于资产阶级打碎了封建制度对个人的束缚，因此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急需重新调整；又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出现一个经济利益与道义原则的关系问题。从而，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不再仅仅从个人的结构与本质的分析中引申出道德命题，而且试图结合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功利与道义关系来建立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了近代伦理思想的人本传统。
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的人本传统大致分为三条线索。第一条以感性主义为特征。从本质上看，它们以利己为核心，强调人性中的感性层面，试图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将个体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这种感性主义的人本传统又经历了公开的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三个阶段。
公开的利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曼德威尔。霍布斯是位站在中世纪伦理思想到近代伦理思想真正转折点上的人物。他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上，引申出一整套道德规范原则，他的思想体系成了伦理学近代化的标志。在他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尽情地嘲弄和批判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但他们的伦理思想还只是停留于人生格言和具体准则的水平之上，还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在他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使用的方法、研究的方向都令人刮目相看。
霍布斯认为，客观外物作用于感官，使我们产生快乐与痛苦、欲求与憎避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也是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的根源。据此，他认为善是人们嗜欲或欲求的对象，而恶则是人们仇恨和憎避的对象。他以感官欲望来解释幸福的内容，与古代快乐主义不同的是，他认为幸福是连续的快乐，即不是已得到的快乐，而是对快乐的追求和实现的过程。
霍布斯人性观中的感性主义是与利已主义并存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既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各人都把保存自己的生命作为善，而把不利于自己生命生存的视为恶。总之，人的感觉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人的行为都是趋乐避苦的，因而是自私的、利己的，不可能有利他利群的趋向。
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爱自保的，那么在没有任何外在社会条件束缚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中，那时没有任何公共的权利存在，人类各行其是、无所不为，自爱的本性暴露无遗。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斗不休，此即“人对人像狼”的自然状况。
尽管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爱本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霍布斯并没有将这种自爱的本性视为罪恶，在他看来，“人类的欲求及其他情感，本身不是罪恶”。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是直接对立的。霍布斯伦理学说的反封建意义可见一斑。另外，霍布斯对摆脱这种严重的后果并不悲观。因为人性不仅包含情感，也包合理性。人类的理性为摆脱自然状态提供了可能性。
曼德威尔继承了霍布斯的伦理思想，提出了“私恶即公利”的著名伦理命题。他的观点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机制和道德评价，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马克思在许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他，并称赞他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绝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曼德威尔在其主要著作《蜜蜂寓言》中，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在这个社会，“蜜蜂们”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曼德威尔非但不谴责这种邪恶，相反却认为这些邪恶使整个社会“变成了天堂”。用“私恶即公利”来概括曼德威尔的观点是再恰当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