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它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类型，至今仍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活于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和必须面对的历史资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许多基本道德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强调整体观念，重视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义为上”的价值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正是这种精神的表达。在中国古代，每当民族和国家面临危机的关头，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反对祖国分裂、抵抗外族入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推动力。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建立在“以义为上”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大义，应该将其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道德价值观要求人们将“以义为上”的“君子”作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依然是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增强当代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社会的责任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价值观上市场经济的运行主要是以物质利益为驱动力的，它更多的是以人的活动效益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其负面效应就是容易造成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蔓延和滋长。中国古代“以义为上”的价值观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中华美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义务，是中国人历来的道德传统。《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典籍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小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不仅如此，儒家还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小辈，而且要关心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竞争的激烈、压力的增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情的淡漠、家庭关系的疏离。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其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将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作为道德价值的最终目标。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所取的“主客两分”的理论架构不同，采取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论架构。这一理论构架也贯穿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中国古代思想家是从认识“人”与“天”之间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开始，逐步认识“天人合德”，发现“人道”与“天道”，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天人合一”，“天地合德”，这是中国先哲在深入思考人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西方“主客两分”的传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战胜自然、驾驭自然。而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推崇“天人合一”，崇尚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交融、紧密友善的境界，认为人不仅要爱人，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要爱万物，也就是依循和推动大自然的和谐循环。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对人类保护自然的伦理观念的一个贡献。
其四，在人的自我完善上，强调积极和坚定地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强调积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仁”作为最高道德理想，并把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孔子本人就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典范，“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同时，儒家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追求理想和志向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定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都要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执著精神。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有所作为，必须从“修身”起步，即“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为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都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孔子的学思结合，孟子的“存心”、养气”、“寡欲”和“反躬内求”，儒家的经典《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宋明理学的“居敬穷礼”、“自存本心”和“省察克礼”等。中国道德修养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道德论和认识论融为一体，突出主体内心的理性自觉，同时强调躬行践履、习性而成，达到“知”和“行”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古代的道德修养方法依然不失其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既有许多中华民族世代相传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可贵道德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糟粕。它表现在：
第一，从整体上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原则是建立在封建宗法血缘关系及其等级制度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这种道德原则集中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封建的伦理纲常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最深层，维护了中国几千年古代社会的稳定，但扼杀了个体的独立人格，泯灭了个体的自我意识，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个体权利观念的缺失。它主张圣道不可违，祖法不可变，因而倡导因循守旧，安分守己，束缚了人们改革的精神，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事大”，赤裸裸地表现了封建礼教的“杀人”本质。
第三，轻视自然科学知识，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孔孟认为，人有伦理知识，懂得上尊下卑，便不会犯上作乱，社会就会安定。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可以治国安民的贤达之士，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知识而不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这种以伦理知识为主要内容、排斥其他知识的教育思想显然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继承又往往只靠家族的秘传或行会师授，使得技术长期被封闭在某个家庭或行会这样有限的领域内，除了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水利等公益事业外，大多数作为天下之公器的科学技术都是秘方，常常造成失传。靠个人经验的积累来发展科学技术，毕竟是有限的，大大不利于中国文明的发展。
正确分析和评价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激起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围绕着这个问题，学者专家见仁见智，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防止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全盘否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传统伦理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式的伦理文化，是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其中的糟粕太多，完全不适合甚至阻碍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发展。因而，传统伦理应全盘否定和抛弃。这种观点显然片面夸大了传统伦理中消极的因素和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另一种是“儒学复兴论”。这种观点认为，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和延续，其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完全可以代替其他文化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他们甚至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儒家伦理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只要复兴儒学传统，中国的经济就会腾飞，中国的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就会大为改观。这种观点过分扩大了儒家伦理中的积极成果，而忽视了其中的糟粕内容及其在中国几千年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内容丰富，影响巨大，其对社会的作用及现代价值是复杂的，难以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概括。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必须贯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但对于具体的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精华，一类是糟粕，但也有些内容难以明确地归于其中一类。例如：孝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百善孝为先”之说就证明了这一点。“孝”既反映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它所包含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封建糟粕的内容，与时代的要求已格格不入，但它所体现的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应尽赡养义务的精神却在当代社会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中国近代有位思想家认为：“非新无以进，非旧无以守”，这就是说固守传统，没有创新精神，一个民族就不可能发展；否定传统，割断历史，一个民族就没有立足的根基。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21世纪，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要不断创新，反映时代的精神，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其的崇高使命。
